社羣主義

該書正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流變”，主要評述社羣主義的興起及其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第二部分“個人與社羣”，着重論述社羣主義的哲學基礎。第三部分“權利與公益”，主要評析社羣主義的社會政治主張。最後的“結束語”，總結性地概述社羣主義的學術意義和實際政治意義。 ^[5] 

社羣主義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性反應，它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同時也就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演變過程。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各種新自由主義的反對觀點在許多問題上逐漸形成了共識，而且這種共識是如此的廣泛和具有系統性，以至於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哲學思潮，人們把這種系統地批評新自由主義的思潮稱為政治社羣主義。但這並不意味着這些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們自己在從事這種批評時就意識到了自己在構造一種新的社羣主義政治哲學，事實上，他們當中的不少主要代表人物並未宣稱自己是社羣主義者。社羣主義者內部的觀點也遠未一致，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仍爭論不休，他們之間的分歧有時甚至大於他們與新自由主義者的分歧。基於以上研究背景，《社羣主義》系統分析了社羣主義的方法論和價值觀。 ^[5] 

該書指出，從表面上看，社羣主義是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而出現的，然而，兩者爭論的最後的結果，誰也不能説哪家是贏家或哪家是輸家，許多評論者不約而同地認為，每一方都在大辯論中獲得了益處，真正的贏家是整個西方的政治哲學。之所以這樣，在作者看來根本原因在於，社羣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實質上是互補的，或者説是相輔相成的，只是雙方的側重點和着眼點有所不同。

社羣主義強調社羣對於自我與個人的優先性，具有較大的真理性。因為任何自我確實是社會歷史地形成的。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脱離社會關係的人是抽象的人，先於社會生活的個人是超驗的人，這樣的人在現實社會中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説，應當是社羣決定個人，而不是相反由個人決定社羣。然而，若一味地強調社羣對個人的優先性，就可能抹殺個性，忽視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因為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鏈條上，經常的情況是，兩者相互影響，互為作用。一方面，個人的自我是在這種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另一方面，社會生活也是在這種交互作用中發生的。

社羣主義倡導從“權利政治”轉向“公益政治”，這有其合理的意義。包括國家在內的任何政治社羣有責任通過自己的積極作為，提供公共利益，從而最終增進每一個人的個人利益。如規定最低生活標準、提供福利保障、實行義務教育等等，這也就是人們所説的個人的積極權利。但是，國家或其他政治社羣還有另一方面的責任，即通過自己的無所作為來增進個人的利益，如不干涉私人的生產經營、學術研究、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婚姻自由等等，這也就是所謂的消極權利。因此必須看到，一味強調公益政治，過分強化國家的政治職能，也包括着較大的危險。

社羣主義強調公益政治所潛藏的危險主要來自它關於善優先於權利的命題。這一命題的邏輯意義就是，國家和其他政治社羣具有兩種功能：一是它有強迫個人從善的權力，二是它有強迫個人不從惡的權力，其中第一種強迫個人從善的權力優先於第二種強迫個人不從惡的權力。通俗地説，國家等政治社羣為了普遍的善可以犧牲個人利益。這裏的危險性就在於，對善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一些人認為善的東西，另一些人可能不認為是善，甚至認為是惡，反之亦然。當大權在握的政治領袖所理解的善與絕大多數公民所理解的善不一致時，這種善就是一種偽善。在這樣情況下奉行“強迫從善優先於強迫不從惡”的原則，必然導致極權政治和專制獨裁，這樣的教訓在人類歷史上不勝枚舉。在這一點上，記住自由主義者對社羣主義者的反駁和警告，對人們來説將大有益處。這一警告就是，強調普遍的善對個人權利的絕對優先性，始終存在着極權主義的危險。 ^[6] 

俞可平，學者，政治學家，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哲學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名譽博士。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美國哈佛大學和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級研究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