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是指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因為互動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係體系，社會網絡關注的是人們之間的互動和聯繫,社會互動會影響人們的社會行為。

社會網絡是由許多節點構成的一種社會結構，節點通常是指個人或組織，社會網絡代表各種社會關係，經由這些社會關係，把從偶然相識的泛泛之交到緊密結合的家庭關係的各種人們或組織串連起來。社會關係包括朋友關係、同學關係、生意夥伴關係、種族信仰關係等。

在2012年出版的《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一書中，Lee Rainie和Barry Wellman將社會網絡革命（social network revolution）、移動革命（mobile revolution）與互聯網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並列為新時期影響人類社會的三大革命 ^[1]  。

社會網絡作為一種社會學視角發端於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並在 1960 年代隨着冷戰的開始和西方普遍出現的社會動亂開始在西方廣為發展。社會網絡分析不把人看作是由個體規範或者獨立羣體的共同活動所驅動，相反它關注人們的聯繫如何影響他們行動中的可能性和限制。

一個多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家都在使用“社會網絡”這一隱喻表示不同尺度上的各種複雜社會關係。然而直到 1950 年代他們才開始系統化而自知地使用這一詞彙表示一種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有邊界的社會羣體（比如村莊和家庭）和將人看作分離的個體的社會類別（比如性別與種族）的聯繫方式。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一種詳盡的學説開始出現來幫助我們理解人們是如何以網絡化方式相互連接的。

“社會網絡”這一概念的興起，源於其對社會互動的恰當描述。如果將咖啡館裏的人、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者在互聯網上互動的人認為是一個有邊界社會羣體，就會錯誤地認為他們是相互認識的，而對共同羣體有歸屬感。然而事實上人們是在不斷地進入和退出一個社會網絡，而這種社會網絡中又具有複雜的結構，含有叢、裂痕和分離的聯結。而其中一些重要聯結往往是越過網絡邊界的。

“社會網絡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是西方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國外從30年代末出現並在最近20多年得到重要發展的研究社會結構的最新方法和技術,也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科學研究範式。社會網絡分析法目前已得到廣泛應用。

發展歷程

社會網絡分析是在英國著名人類學家R.布朗對結構的關注中提出來的。但是,布朗所探討的網絡概念焦點在於文化是如何規定了有界羣體(如部落、鄉村等)內部成員的行為,而實際的人際交往行為要複雜得多。因此,為了深入理解布朗提出的“社會結構”概念,從30年代到60年代,在心理學(主要是移居美國的具有格式塔研究傳統的德國社會科學家如K.勒温(Lewin)對羣體結構的研究、J.莫雷諾(Moreno)開創的社會計量學研究以及F.海德(Heider)對社會態度、社會均衡的研究等)、社會學(莫雷諾等)、人類學(布朗、納德爾等對社會結構的研究、梅奧等人對霍桑工廠的研究、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巴恩斯、米歇爾等人的研究)以及數學(特別是歐拉開創的圖論、代數模型研究)、統計學、概率論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構建“社會結構”概念,認真思考社會生活的“網絡結構”,各種網絡概念(如中心性、密度、結構平衡性、結構均衡性、區塊等)紛至沓來“,社會網絡”一詞漸漸步入學術殿堂。隨後,社會網絡分析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日益深入,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結構研究範式。

1978年,國際網絡分析網組織宣告成立,這標誌着網絡分析範式的正式誕生。此後,在網絡分析的一些重要概念得到深化的同時,一些網絡分析軟件應運而生。

“叢”分析

網絡化的個人存在於相互之間密集聯繫的“叢” (cluster) 中，這種“叢”跟傳統意義上的社區不同，僅僅以相互聯繫為特徵，而不將情感與歸屬感因素納入考慮。同一“叢”內部的個體和不同“叢”之間的個體都有可能發展出相互聯繫。利用叢分析的方法對社交網絡上的用户關係和用户言論進行分析，可以獲得關於人際關係和有關不同羣體之間的觀點立場的信息。

在大型社會網絡中尋找“叢”需要標準化網絡分析軟件進行矩陣操作。這些軟件包括UCINet,Pajek和 NodeXL 等。

社會網絡革命（social network revolution）是與 移動革命（mobile revolution）與互聯網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並列為新時期影響人類社會的三大革命，其中社會網絡革命是最先出現，卻是最不為人關注的 ^[1]  。

社會網絡革命帶來的變化，主要有廣泛連接、羣體性弱化和個人自主性增強 ^[1]  。

廣泛連接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美國州際公路網的修建和完善，使得長途旅行成為可能；80年代之後，隨着人們收入的增加，私家車逐漸普及，“自駕遊”成為很多家庭出行的選擇。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私家車在美國得到廣泛普及。2011年，美國沒有私家車的家庭在總家庭中所佔的比重從1969年的21%降到8%，同一時期，只擁有一輛車的家庭也從48%降到31%，大多數家庭擁有至少兩輛私家車。人們越來越頻繁地駕車出行，出行的距離也越來越遠，無論如何，都導致了他們對居住地的依賴性降低。

客運飛機的增加和新航線的開闢使得遠程出行更加便利，即使是住得相隔很遠的親戚朋友也可以常常相見。因為航空旅行的便捷性和出行成本的降低，飛機受到很多商務人士的青睞。1954年，美國平均每個人四年才乘坐一次飛機，而到了2005年，平均每個人每年坐飛機出行2.5次。

私家車和飛機的普及使得社會網絡變得更加無遠弗屆。

2. 通信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推動信息獲取和交流更加高效、個性化。

19世紀六七十年代，通訊事業最大的革新是電話的自動撥號功能代替了各地區間的接線員，之後電話走進千家萬户，有的家庭甚至安裝了使用同一個電話號碼的多部電話。隨着電話的普及，話費進一步降低，電話的使用也更加簡便和私人化。遠距離交流問題仍然存在，但是已經不能對人們的電話溝通造成任何障礙。

電話在1950-2000年間的迅猛發展之後，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從2000年開始電話的數量開始緩慢減少。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一方面，更加個性靈活、功能強大的手機擠佔了電話的市場；另一方面，無線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不需要通過電話撥號就能上網。到2006年，美國移動電話線的數量已近超過固定電話，到2010年底，手機用户以及達到美國總人口的30%，這其中包括了一半的30歲以下的年輕人 ^[2]  。

互聯網向公眾開放，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以電腦為終端的信息交流技術（ICTs）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強化了溝通聯繫的個性化，因為世界各國都使用這一相同的傳播工具，因而這種變革是世界性的。ICTs配合着交通工具的便捷化使得城市的功能發生了變化，城市不再是人和工業的聚集，而是社會網絡的中心。

隨着地區性衝突的減少，國際間互動交流更加頻繁。在歐洲主要國家，歐盟的擴大和1985年歐洲25國貿易協定的簽署消除了很多歐洲國家間的貿易、勞務和通行壁壘。在局勢動盪的中東地區常見的軍事摩擦很少在發達國家出現。

生產全球化和貿易全球化進入到更高的層次。隨着20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九十年代末蘇聯解體，整個世界的開放程度提高，美國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體。國際間的分工合作更為細化，產品生產自世界各地，也在世界市場上銷售。消費者選擇多樣化，人們可以獲得世界任何地方的產品或服務，這也是個人社會關係趨向網絡化的重要原因。

羣體性弱化

結婚率的降低、家庭規模的縮小和家庭主婦向職業女性轉變的趨勢改變了傳統的家庭結構，網絡化的家庭出現。家庭不再是温暖的城堡，而是人們走向外部世界的起點，人們在家中逗留的時間越來越少。

2. 有組織的志願服務機構被更為鬆散而開放的公民和宗教活動所代替。

政治理論家Robert Putnam在Bowling Alone中提到1960年到1997年間，美國32個最大的組織機構的會員數減少了將近一半，同樣，在這些組織中仍然積極參加活動的人數也大大縮減。

這種脱離組織轉而趨向獨立的個人生活的現象還表現在宗教活動中。根據Putnam的American Grace，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經掀起一場“宗教實驗”浪潮。在這期間人們紛紛探索“精神性”的行為，和這一時期教堂禮拜活動的式微不無關係。在今天，美國很少有人屬於某個宗教組織，大多數人有靈活而個性化的宗教信仰方式。很多人並不會堅守自己出生時的宗教信仰，在之後的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改變。美國三大教派天主教會、浸信會、衞理公會的在信眾上多多少少都受到了損失。這並不意味着美國人不再那麼虔誠了，根據2008年的一項美國公民宗教和公共生活調查，92%的被調查者稱他們仍然相信“上帝”，只是換了一種信仰的方式。

3. 通過少數大眾傳媒公司傳播的大眾文化轉變為多渠道傳播的碎片式文化。

在互聯網給人們帶來海量信息之前，大眾媒體的種類已經有所增加，從報刊到廣播電視，人們可以嘗試各種風格各種類型的信息獲取方式。以電視為例，數以百計的電視頻道中真正被人們關注的節目卻很少，人們通過遙控器換台，只關注自己感興趣的信息，信息傳播的個人化增強。

個人自主性增強

1. 發達國家的工作變得更為靈活，操縱機器的製造業工人轉變為電腦辦公的白領階層。

隨着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製造業的主導地位被服務業尤其是信息產業所代替。企業主不再需要像以前密切監督藍領工人一樣時刻關注員工的動向，科層制的管理形式逐漸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適合創新性工作的彈性管理方式。人們運用電腦辦公，獲得寬鬆的工作環境和自由的工作日程安排，辦公的物理空間不再顯得重要，事實上，很多項目是通過網絡化的遠程協作高效完成的。

2. 美國社會中的種族、性別、宗教、性向歧視逐漸消除

儘管美國社會仍然存在歧視現象，比如直到2006年仍有高達20%的美國居民不願意和移民者成為鄰居，22%的人不希望和穆斯林住在一起，但是對種族、性別、宗教、性向差異的歧視越來越模糊。

不同人種可以和平相處，平等相待。1967年以前，美國有17個州是禁止不同種族間通婚的，隨着聯邦法院出台法令宣佈跨種族婚姻合法化，到今天，跨種族甚至跨國夫妻變得司空見慣，為人們廣泛接受。另一方面，不同種族的公民都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就足以説明問題。

隨着教堂禮拜活動的式微，更加個人化的宗教信仰方式受到人們的廣泛歡迎。以前被視為社會禁忌的同性戀問題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討論中，同性戀人羣逐漸為社會所接受。

3. 社會統籌的福利措施減少，獨立的個人養老金賬户增加。

美國社會統籌的職工福利制度逐漸弱化，促使人們更加積極自主地為個人財富、工作和養老尋求出路。在幾年之前，很多人還因為固定收益的養老金不願意離開他們的“鐵飯碗”，但是很快一些大中型企業和政府部門就縮小了固定養老金的規模。這個轉變在小微企業中並不明顯，但仍然對美國社會造成很大影響。隨後，美國的就業者紛紛轉向個人養老金賬户的經營，打破了就職單位和養老金之間的聯繫。類似的情況也在醫療保險領域緩慢發生，這些變化減少了人們“跳槽”的後顧之憂，工作選擇和變換更加自由。

傳統邊界如社區、宗教、國家、種族和性別的模糊，人們不斷擴大出行範圍，信息獲取更加快捷，信息交流更加廣泛直接，網絡化的個人主義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整個社會結構，一個靈活瑣碎的社會網絡逐漸構建起來。

社會“網絡化”的趨勢取代的是有嚴格邊界和明確秩序與認同感的“羣體”組織形式。在這一轉換中人們常常忽視網絡化趨勢中的個人主義成分，因為人們傾向於表現出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人們要麼以羣體形式存在，要麼以個體形式存在，似乎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網絡化社會既不是羣體性社會，也不是個體社會。在網絡化社會中個體並不是相互孤立的，但個體之間的聯繫也不像羣體社會中那樣有明確界限和秩序。

羣體性社會的特徵

羣體的外在表現形式十分豐富，可以是家庭、社區、工作單位，甚至是志願服務組織，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與羣體有所關係。羣體由個人組成，羣體以組織的形式出現時，具有嚴格的上下級關係和秩序性，比如軍隊中的首長和士兵，公司裏的老闆和員工，家庭中的父母與孩子。每一個羣體可以看做一個縮小化的社會，在羣體中人們沒有充分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羣體間的交流也是有限的，並且常常是點對面、上對下的淺層信息傳達。

但是，人們卻更願意呈現自己的羣體身份。當考慮自己的社會關係時，人們總是刻板印象地把自己放到羣體中去。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三：第一，在羣體中可以進行廣泛的利益交換，因為人與人之間關係親密，互相幫助變成了一種義務，羣體中每個人都兼有助人者和受益者的雙重身份；第二，羣體使很多人獲得認同的來源，在羣體中，每個人都被其他成員所接納，能力較強者通過羣體樹立威信，獲得更高的地位，但是在給予成員社會支持的同時，羣體也會限制他們獲得更多機會；第三，羣體關係由於緊密更趨於固定性，相比之下，其他鬆散關係則會在不同的情況下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具有不確定性。

網絡化社會的個人化與互動性

人們對羣體的依賴程度正在逐漸減弱。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人們不再將自己框定於有嚴格邊界、以羣體為中心的世界裏；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關係也開始向網絡化發展。人們不再僅侷限於Facebook的小圈子中，而是通過更為廣泛的社交網絡平台如Twitter、微博，在天南海北建立並不穩定的社會關係，以自己為節點向外發散。人們的工作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項目的達成越來越需要創造力，因而團隊協作的重要凸顯。通過遠程技術，一個人可以同時在不同的團隊中工作，“互聯網辦公”成為新興的潮流。信息傳播更加自主化、個人化，每個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創造者。總之，一個靈活的、不斷變化的社會網絡正在逐步代替現實中的組織和Facebook等基於線下關係的社交網站所建立的網絡小圈子。

網絡化社會並不是完全個人化的，互動性仍然是重要的社會特徵。人們的選擇會受到自己所在社會關係網中的其他個體和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個人仍然無法完全脱離社會而存在。社會網絡儘管是不可見的，卻是人們信息和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

以美國的醫療保健為例，具有專業醫療水平的家庭醫生固然重要，但是網絡化的個人還會去尋找一些個性化的醫療方式作為補充。人們的社會關係網越發達、越多樣化，就會獲得來自各個關係網的醫療信息和有價值的建議，比如在社交網站上發言詢問會收到各式各樣的回覆，選擇也就越多，儘管人們通常只會採納自己信任的朋友和親戚的成功經驗。

社會是相互聯繫的，處在網絡中的人們既不是毫無關聯的一盤散沙，也不是休慼相關的小圈子，而是在開放和互動中保持一種若有若無的瑣碎聯繫。

羣體性社會與網絡化社會的對比

羣體性社會與網絡化社會特徵對比如下 ^[1]  ：

對社會網絡的認識，消解了西方社會自二戰後起對發展中國家的擔憂。他們擔憂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傳統農村社區分崩離析，移入城市的人相互隔離被社會排斥，從而導致社會不穩定。同時人們還意識到社會網絡結構的重要性：節點分佈分散的社會網絡經常架起不同社交世界之間的橋樑，而節點分佈密集的網絡（如小鎮和村莊等）經常提供情感聯繫、團結和安全，但代價往往是與外界相對的隔絕和社會對個人的較強控制。

隨着羣體的逐漸消亡，羣體認同的安撫作用減弱換來了社會靈活性的增強，羣體組織活動的便利性讓位於網絡中繁複的“微協調”。如同社會學家 Bernie Hogan 所説，“我們不再獨自打保齡球，而是發短信給我們的朋友，看誰有時間，發放電子請柬然後等待人們出現，因為有人不能來而改變時間，然後如果足夠幸運的話也許能打上保齡球” ^[1]  。

社會向網絡化方向的轉型的基礎，在於個體間的靈活連接，以及越過距離和組織界限相互信任而不需要懲罰逾矩的強制力來約束的能力。除非個體間喪失靈活連接或跨越空間與社會距離的信任，這一趨勢將會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