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地位

當分析一個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時，這個家庭的收入、家庭勞動力的教育程度，以及勞動力的職業會被當作一個整體納入考量。分析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時，這個個體的相關情況會是主要考量。

個人或家庭的社會經濟情況可以被分成三類：高社會經濟地位、中等社會經濟地位、低社會經濟地位。通過評估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在收入、教育、職業其中一個或多個因素上的表現，我們可以把他（們）歸類於一個社會經濟地位類別。在某些情況下，社會經濟地位評估會包含第四個因素：財富。

此外，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個體通常有一些身心健康問題。可能出現的問題從呼吸道疾病到關節炎，從冠心病到精神分裂，範圍十分廣泛。這可能與工作環境惡劣有關。或者因果關係完全相反，是個體原有的精神疾病導致了他的生活困境。

收入可以指月薪、報酬、利潤、租金和其他任何所得。收入還可以包括失業補償或工人補償、社會保障、養老金、利息或紅利、 版税、信託、 贍養費或其它來自政府、公眾、 或家庭的財務援助。

收入可以包括兩種意思，相對收入和絕對收入。“相對收入”猜想認為，個人或家庭的儲蓄和消費與他（們）在社會上的相對收入有直接關係。即一個高收入的家庭一定有相對比較好的生活質量。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則提出“絕對收入猜想”，他認為，收入和消費有一定關係，但增長率不一定完全一樣。比如當一個家庭收入減少的時候，他們很可能用借債等方式維持生活質量，社會經濟地位不一定下降。

基尼係數常用來衡量世界給地“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基尼係數為0意味着完全平等，為1則意味着完全不平等。在不平等的社會中，低收入家庭忙於應付眼下的生活需要，無法為下一代積累財富，從而增加不平等。高收入家庭則可以再滿足生活需要的同時，享受奢侈品，並積累的財富。

教育程度對收入有直接影響。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口收入中位數也比較高。統計數據顯示，擁有專業訓練和博士學位的人收入最高，只有高中文憑的人收入較少。較高的教育程度意味着更好的經濟和心理狀態（即： 更多收入、更有控制力，更好的社會支持和人際關係）。教育帶來更好的就業機會，可以把人從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提升到較高的地位。安妮特·拉赫（Annette Lareau）提出“協力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概念，指中產階級的父母在子女教育和成長中採取主動的角色，他們給孩子提供系統的教育活動，通過親子交流，培養孩子的權利意識。拉赫認為,較低收入的家庭不會有這麼多時間用於交流，導致這些家庭的孩子有被強制管教的感覺。教育方式的不同使這兩種家庭的孩子差距越來越大。最終結果是，比較富有的孩子更加了解自己的權利，更敢於爭取，成人後獲得的資源也更多，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有優勢。

作為社會經濟地位的考量標準之一，職業聲望體現了個體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和崗位常常要求個體有一定教育程度，這些比較好的工作也能帶來相應的收入。此外，工作內容體現出個體必備的技能。當職業被用來作為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時，我們需要描述工作性質，看個體的決策能力和控制力，以及他對這個工作的心理依賴度。

通過分析人口普查、民意調查和各種機構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給職業排名。最負盛名的職業是醫生、外科醫生、律師、 化學生物醫學工程師和通信分析師。這些工作一般富有挑戰性，從業者需要更高的工作技能和控制現場的能力，因此被視為高社會經濟地位。一般被視為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工作包括：食品處理工人、 櫃枱服務員、 酒吧服務員和傭工、 洗碗工、 清潔工、 女傭、 管家、 洗車工人和停車場服務員。這些工作不被社會重視，收入低、工作辛苦、有危險性，而且從業者很少有自主權。

對職業的分析有太多不確定因素，不同的職業也很難被比較，因此這是最難控制的衡量標準。有些機構用不同職業所需的工作技能含量來給工作排名，例如產業工人可以被分成非技術工人、技術工人和專業技術工人。每個職業所需的最低教育水平和所得收入也是衡量職業地位的標準之一。

財富可以指經濟儲備或固定資產。一套安全的後備資源可以衡量一個家庭應付緊急情況，或提供舒適生活的能力。財富是兩代人之間的過渡，也是家庭的積累收入和儲蓄。收入、年齡、婚姻狀況、家庭規模、宗教、職業和教育程度都與財產息息相關。貧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一樣，都是重要的社會問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