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張力

近兩年，中國的民間羣體性事件，包括暴力對抗事件，有逐年增加之勢，抗議對象的層級也有漸漸上升的跡象。無可否認，胡、温兩位領袖在大部分民眾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許多網民以“胡哥”和“人民的總理”呼之；但是很多地區的地方政府官員以及執法人員的權威卻在顯著減退，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民眾對他們甚至懷有恨意。這些現象表明，中國社會張力已經積累到了令人高度警覺的程度。

部分官員的貪腐、部分地方政府及其辦事人員、執法人員的工作能力過差、以及某些政府機關的官僚主義作風常常令民眾難以容忍。

由於有官商不法行為的介入，加上許多國人習慣於經濟改革之前的平均主義，所以許多相對貧困者感到不能接受這種貧富差異。

內部和外部存在一種希望看到執政黨垮台的社會力量，他們製造謠言、混淆視聽、挑撥民間不滿的部分行動，也構成了中國社會張力的一個源頭。他們所扮演的更大角色則是竭力放大中國的社會張力，並且運用文字操作的符號力量去改變社會張力的政治性質。

社會張力的明顯化並不可怕，只要能夠作出及時、有效的應對，就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執政黨和人民會因此而變得更加成熟、更加有智慧，民族的復興也會變得更加可以期待。然而，如果社會張力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疏解，變得越積越大，那麼就有可能會引起執政黨以及絕大部分國人不願意看到的社會震盪和災難，就像地球板塊的擠壓張力如果在地殼之下過多積累會導致地震那樣。

許多人主張加速政治改革，希望能夠通過實現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來解決中國的貪腐問題。他們相信西式民主政治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不二法門。從表面上看，這個主張有相當的合理性，因為在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官員貪腐的現象很少見，而他們恰恰都是實行西式民主政治的國家。但是如果更全面地考察一下世界現實，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認識和主張的可靠性是令人懷疑的。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儘管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模仿了西方民主政治，但是卻沒有能夠解決貪腐的問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都是這樣的例子。韓國也是，前總統盧武鉉就是因為家人接受了賄賂，無顏面對國民，才會跳崖自殺。這些事實告訴我們，西式民主政治不是解決貪腐問題的根本途徑。

許多人認為，如果能夠允許中國的媒體像美國那樣自由，獨立於政府的管理約束之外，那麼就可以通過媒體來監督政府行為，貪腐的問題就能夠得到完滿解決了。可是，就如同西式政治民主制度沒有能夠幫助亞洲和拉丁美洲解決貪腐問題那樣，媒體的獨立與自由也沒有能夠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解決問題。香港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香港媒體的自由度比美國還要高，但是在香港學習新加坡採用廉政制度之前，那裏的貪腐現象相當普遍。香港政府體系很清廉，但不是因為媒體自由所致，也不是實行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所致，而是採用了新加坡廉政模式的結果。

民主政治和媒體監督在幫助防治貪腐方面並非毫無作用，但是前述事實告訴我們，這兩個條件不是決定政府清廉與否的最關鍵的因素。

要實現廉潔化，有必要認真參照境外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參照自己以前的成功經驗。有三個模式值得仔細分析：二是美國模式，三是中國自己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所展現的模式。

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於1959年執政以前，政府官員和辦事人員的貪腐相當普遍，與東南亞的其他國家無異；新加坡政府體系卻是亞洲和全世界最清廉的政府體系之一。新加坡實行的不是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新聞媒體也不擁有美國或英國媒體那樣的“自由”。

新加坡的轉變是由兩個主要因素造成的：首先，新加坡建立了由總理公署直接統率的貪污調查局，徹底追查和懲罰所有貪腐人員，形成了震懾貪腐的強大威力。其次是將政府的辦事機構當作社會公僕，只能為民眾服務，絕對不準怠慢和剝削民眾；凡是涉及資源供應、利益獲取等事務，統統放在市場的架構內，按照公開、統一的標準進行操作；凡是涉及證照、升學、獎勵等不可能採用市場制度加以解決的問題，則按照公開、統一的普適標準加以處理，不允許任何人享有特權。

與新加坡有所不同。在美國，不給官員和政府辦事人員留下貪腐機會的做法與新加坡幾乎完全相似，但是美國沒有廉政公署。為什麼美國卻和新加坡一樣，貪腐只是非常個別的現像呢？原因在於美國人的祖先經歷過強調理性的啓蒙運動的洗禮，加之嚴厲的法律約束，大多數人比較懂得做事必須顧及後果，必須用長遠的利益來規範眼下的個人行為。理性告訴官員，因貪腐而毀掉自己的一生是不划算的。

在1950至1966年間，政府的清廉也是亞洲最好的典範之一。這個階段的清廉源於兩種因素的結合：其一是中央政府的鮮明懲貪立場和果斷行動；另一個因素是集體或全民所有制經濟制度與國家計劃的統一分配製度，基本上消除了行賄的需要，也基本上消除了辦事收租或利用其他形式剝奪民眾的機會。

中國不可能回到1966年之前的狀態。但是新加坡和香港向清廉的成功轉化説明，中國只要能夠綜合新加坡和美國的止貪模式，加上為人民服務的正面教育和顧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理性教育，再加上巧妙利用互聯網公民社會對於反貪倡廉的監督壓力，就完全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員身上存在的貪腐惡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