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

新時期文學的形式、風格流變由於社會生活、思想文化背景的變遷和文學題材主題的廣闊開拓，以及作家日益重視自身的創作個性，這時期文學的風格和形式的變化也至為明顯。50年代充滿歡樂的明朗色調和60年代不斷滋長的對現實的矯飾，已從文壇消失。作家們斑斕的筆觸普遍透出深沉、真摯和嚴峻的色彩。藝術表現形式的創新產生互相逆反又互相補充的令人矚目的趨向：一種刻意於民族傳統的發揚，一種致力於外國文學現代手法的汲取。劉紹棠以《蒲柳人家》、《魚菱風景》所標榜的“鄉土文學”和鄧友梅以《那五》、《煙壺》所開拓的“市俗文學”，是前一趨向的典型代表。這類作品注意故事的完整結構和語言的地方色彩，以深切地表現民族心理積澱和鄉土韻調風習見長。吳祖光的《闖江湖》、梅阡的《咸亨酒店》、蘇叔陽的《左鄰右舍》等劇作，也屬於這種藝術追求。這時期歷史題材創作和受歡迎的多數通俗文學作品，尤注意在師法民族傳統方面下功夫。後一種趨向在詩歌、小説、戲劇各個領域，也無不有作家付出相當努力。新詩本得力於借鑑外國。近年無論格律詩還是自由體，都更多追求變形、象徵的意象和留出大段想象空白的快節奏跳躍，明顯受到西方現代派的影響。舒婷、北島、顧城等青年詩人的作品，由於整體意藴朦朧乃至晦澀難懂,遂被稱為“朦朧詩”,一度受到倡導以古典詩和民歌為新詩發展基礎的一派詩人的異議。而小説創作中以王蒙的《春之聲》、《海的夢》等系列作品為代表，採用“意識流”式時空錯位的結構與描寫手法,儘管也引起爭議,但在小説界終亦蔚成流風。至於宗璞的《我是誰》等小説更汲取超現實主義的怪誕手法。戲劇方面沙葉新(回族)的《陳毅市長》採用以人串事的“糖葫蘆”式結構；賈鴻源、馬中駿的《路》則以情緒脈絡組合場面與人物，並設置主人公的另一自我形象;高行健的《絕對信號》、《車站》和《野人》,致力於舞台多層時空的開拓，以展現人物昨天與今天的聯繫，揭示事件過去與未來的因果，等等，引進的也正是國外的現代戲劇觀念和手法。

當然，還有相當多作家介乎兩種趨向之間，追求兩者的理想統一。藝術表現形式的不同趨向，反映了作家的不同的審美趣味和文學觀念，外化於作品也就顯現為不同的具體風格。這種形式、風格的多元發展，必然促進富於地域色彩的文學流派的形成。這時期以古華、孫健忠（土家族）、韓少功等為代表的湖南作家羣，其風格明顯地不同於以陸文夫、高曉聲、李杭育等為代表的吳越作家。而以張賢亮、張承志（回族）、路遙等為代表的黃土高原作家，與自標“魔幻現實主義”的西藏作家，其格調也迥然相異。近年西部地區不僅崛起新邊塞詩派，而且產生了“西部文學”的內涵更為寬泛的概念。某些論者認為，在高原大漠的雄渾背景下描寫人民開發邊疆、保衞邊疆的豐功偉業和豪情壯志，色調粗獷、豪放而悲壯，這正是新中國西北地區廣大作家羣所共有的風格。

新時期文學的基本特色雖然新時期文學還在繼續發展中，已經逐步顯示出不同於新中國以往文學的新的時代特色：

恢復和發展了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本是中國文學主要的潮流。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或原則，也是歷史地發展的。從30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以來，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的革命現實主義，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中，便日益成為主流。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長期左傾思想的干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強制作家服從錯誤的政策和理論觀念，使現實主義自50年代中期便不斷受到削弱，終至出現江青一夥控制下的“瞞和騙”的文學。

新時期的廣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確認“真實是藝術的生命”。抒真情，講真話，首先成為詩人的箴言。直面嚴峻的人生，在客觀世界矛盾對立的鬥爭中去把握現實的革命發展，既熱情歌頌光明，也尖鋭揭露黑暗，成為廣大作家自覺的創作趨向。在創作方法的多樣化中，革命現實主義日益成為創作的主流。這不獨廣泛見諸小説、戲劇，而且在許多詩歌、散文作品中獲得鮮明表現。在艾青的《歸來的歌》、李瑛的《我驕傲，我是一棵樹》、公劉的《仙人掌》等詩集和邵燕祥、流沙河等許多詩人的歌聲裏，在巴金、冰心、劉白羽、秦牧、郭風、何為等許多散文家的佳作中，讀者都可以看到不乏浪漫色彩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們的筆觸不僅深入現實社會的廣泛鬥爭，而且深入人們內心世界複雜的矛盾衝突。正由於革命現實主義的深化，這時期文學作為反映時代生活的優點與弱點的一面鏡子，它的真實性和認識價值都大大加強了。

昂揚和煥發強烈的現代化意識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痛切認識到國家的落後和“文化大革命”對於人的權利、尊嚴、價值以及社會主義應有的人與人關係的肆意踐踏，使人們在新時期普遍覺醒。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緊迫感和建立合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人際關係的渴望，迅即成為“人同此心，心同此志”的時代精神。文學在反映和傳播這種時代精神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變革現實，振興中華，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前進的奮發精神，在天安門革命詩文中即有強烈表現。後來張學夢的《現代化和我們自己》、駱耕野的《不滿》等許多詩歌都在這方面發出更為昂揚的呼聲。從徐遲歌頌科學家的系列報告文學、蔣子龍描寫“開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説，直到<血,總是熱的>等許多反映現實改革的戲劇，以至《戊戌喋血記》那樣的歷史長篇，我們都能從中強烈感受到現代化意識是如何廣泛地表現於這時期各種體裁和題材的作品裏。

人道主義在50年代末曾被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而在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及其後的“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中，被作為揭露悲劇性年代的非人境遇和批判現實殘存的封建餘毒的思想武器。這時期固然有個別作品抽象地談論人的自由、平等和博愛，但大多數作家都是把人道主義作為現實社會道德倫理的準則，作為文學描寫人所應採取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與現實主義相結合，使文學中人的形象產生深刻變化,普通人的形象得到應有的真實描繪,英雄人物包括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形象也從“神”變成“人”，賦有了豐富的情感和複雜的內心世界，從而更具感人的力量。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和發展科學文藝的方針，早在50年代便提出。但由於左傾思想的干擾和階級鬥爭不斷擴大化，這條方針實際上長期未能貫徹。“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百花凋零”、“萬馬齊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雙百”方針，加上思想解放運動使文學創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漲。因而,這時期不只文學理論批評空前活躍,諸説蜂起，而且創作探索不斷突破種種人為“禁區”和模式。創作方法的多樣化，以及創作題材、主題、人物、形式和風格的多樣化，進而引起文學觀念的多樣變化，成為這時期文學的突出現象。而在多意向發展中主流仍然沿着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健康軌道前進。新時期文學的這種開放的格局是過去所沒有的。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5。

復旦大學等二十二院校編寫組：《中國當代文學史》 (3)，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