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學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頒令：凡各縣所屬村莊以五十家為一社，設社長一人，“教勸農桑為務”，並設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為教師，農閒時令子弟入學。江西於此時開始創辦社學。

元朝滅亡，社學也一時停辦。明洪武八年(1375)朝廷下令各地立社學，延請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正統元年(1476年)朝廷令提學官及府縣官對社學進行扶持和監督，社學中品學兼優者，可免試補為秀才。弘治十七年(1504)再次明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並規定民間幼童年齡在15歲以下者，應送社學讀書。

江西的社學在明代有較大發展，並在全國具有獨特地位。這主要得益於李夢陽、王陽明兩人。

明正德(1506-1521)年間，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改革過去社學的弊端，大力發展社學。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縣辦起16所社學，典型示範，先遠後近，逐步推廣到全省。他要求管理學校的官吏，按照規定精選社學教師，免除他們的徭役，尊重和敬禮他們，不准他們擅自向學生徵收課金、雞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學是種苦役而設法逃避。對社學教師好的提升，不好的開除，有獎有罰，有利於辦好社學。為了使人們重視社學，還規定今後不是社學出來的學生，不能進縣州府學。在李夢陽的推動督導下，江西社學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王陽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動後，認為“民風不善，由於教化不明”。於是頒令，要求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並頒行《社學教條》，使江西社學又得到一次大的發展。

系正德十三年王陽明督令地方官民興辦社學、選送劉伯頌等為社學教師時所頒發的社學教育規條，不僅要求各學校遵照執行，而且要求各道台、知府等時常視察考核各縣社學，分別予以獎懲，務使教條都能切實施行。

《社學教條》由兩部分組成。其一為《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主要從教育理論的角度強調了兒童教育應當注意的一些問題；其二為《教約》，是對社學具體教學方式的一些規定。概括起來，主要內容有：

1、將封建道德教育擺在首位，以培養少年兒童懂得並遵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社學教育目標。

2、批判了當時傳統的課程、教育原則和方法。指出當時的施教者對學生只知嚴加管束而不是曉之以理，只要求學生死讀書而不培養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是違背教育規律的；特別是體罰學生，“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使得學生“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仇寇而不欲見”。

3、提出了新的教育原則。指出對兒童的教育要符合兒童的生理、心理特徵，使兒童在學習中獲得成功和鼓勵，在愉快而不是壓抑的環境和心情下學習，少年兒童才能獲得學習動力並不斷進步。

4、提出社學日課表。社學“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複誦書講書，次歌詩。”

5、主張授書課的教學上貴精不貴多。“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學生精神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社學教條》是發現的明代最早的比較系統的社學教育規條，當時就對全國的社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些主張就是今天也有借鑑意義。

清初沿襲元、明兩朝舊制，又令各省道的府、州、縣置社學，每鄉一所，擇“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為社師。至雍正十年(1732)，江西全省共有社學278所。至清末，社學逐漸消亡，代之以新式學堂。

説起100多年前的三元里農民抗英故事，有專家學者認為，當時103鄉農民之所以能行動如此整齊迅捷並最終取得勝利，關鍵就在於在廣州周邊農村中有不少名為“社學”的民間武裝組織。日前白雲區在轄區內發現了4座保存相對完整的社學遺址 ^[1]  ，揭開了這個一直十分神秘的民間組織的面紗。 　今天是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164週年，白雲區委邀請多位當年抗英義士的後代重聚三元古廟舉行盛大紀念儀式緬懷先輩。本報老記者黃東生創作的以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為背景的歷史長篇小説《世紀悲歌》也應邀在三元古廟舉行首發儀式。 ^[2] 

據白雲區文化局助理調研員梁桂明介紹，1841年英國侵略軍在廣東前後三次使用武力，第一次是1841年1月攻佔大角和沙角炮台，迫使清政府承認其據有香港；第二次是同年2月25日至3月10日的進攻內河；第三次是5月21日至6月1日的廣州外圍戰鬥。三元里村民抗英就發生在廣州外圍戰鬥的5月29日，當時英軍已經佔踞了廣州城北的四方炮台，廣州城已是失守，清政府廣東當局與英軍求和，所以英軍得意忘形到處搶劫騷擾。5月29日清晨10餘個英兵，竄到三元里村東華里一帶，剛好韋紹光的妻子李喜正在村邊祭社（清代的一種拜神儀式），幾個英兵上前欲行非禮，正在田間勞作的韋紹光聞呼救聲後趕到，與幾個村民奮起抗擊，當場打死幾名英兵，其餘的則狼狽逃回敵營。韋紹光當即與村民商議，估計英軍一定會來報復，決定向其他村求援，以三元古廟的七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打死無怨”。

梁桂明分析道，韋紹光只是個普通農户，“估計在村子裏也有點小勢力，周邊有幫青年人支持，但光憑他一個人肯定成不了大事”，但幸運的是他遇上一個好軍師，這個人就是隔壁村的舉人何玉成，“當時的舉人有一定社會地位和號召力”。何玉成在5月24日英國侵略軍登陸廣州時就曾想過通過會盟形式聯合周邊社學一道抗英保家鄉。三元里與蕭崗當時雖然分屬番禺和南海兩縣，但僅隔幾公里遠。5月29日，三元村的求援信很快就傳到蕭崗村，這令何玉成喜出望外，史載他“即柬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絡諸村，各備丁壯出護”，他的舉人聲望最終促成周邊103鄉社學的迅速聲援，第二天村民們將大批進犯的英軍誘至易守難攻的牛欄崗，也是天助村民，突然下起了暴雨，英軍的火藥槍全被淋濕無法射擊，“否則雙方武器懸殊太大，拿鋤頭大刀的村民能否取勝真的很難説”，103鄉的村民憑藉地利分割圍殲進撲的英軍，當場傷斃英軍近50名，餘下的英軍狼狽逃竄。

牛欄崗大捷後，英軍一直覺得很納悶，“明明是一羣捲起褲腳的中國農民，為何會有這麼好軍事素養，有戰鬥策略懂得引敵深入再分割包圍，指揮還能如此整齊劃一？”事實上，英軍遭遇就是珠三角特有的一個農村準軍事組織———社學，103鄉村民都是以一個個社學為組織加入抗英鬥爭。所謂社學始於明初，清朝沿用，原本是農村士紳“興賢育才”、“學人課藝”的教育組織，清中葉後，由於社會不安寧，社學逐漸演變為兼有“御盜賊”作用的機構，一般是在官方監督下由地方士紳領導興辦，採取富者助餉，貧者出力的形式。梁桂明説，廣州北郊歷史上有記錄的社學就有近20座，日前白雲區文化部門通過普查發現保存完好至今有4座，分別是位石井的昇平社學，位於永平街的東平公社，位於太和的聯升社學和位於鍾落潭的西湖社學，規模最大的是昇平社學，該社為當時北郊各社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