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旅遊

最早系統化地進行社區旅遊研究並將社區參與的概念引入到旅遊研究的是墨菲（Peter E.Murphy）,墨菲在其著名的《旅遊：社區方法》（《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首次正式地、系統化地從社區的角度來研究旅遊發展過程中的社區居民參與性問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西方旅遊學界對旅遊發展中的參與性問題更為關注，國際著名旅遊學術刊物《旅遊研究年鑑》（《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遊管理》（《Tourism Management》）都開辦了專輯對社區旅遊進行討論，使相關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有關社區參與理論研究的成熟和實踐經驗的積累也使得社區旅遊逐漸成長為一個多專業參與的新興交叉學科，隨之產生的旅遊人類學(Tourism Anthropology)、旅遊社會學（Tourism Sociology）都得到了各個專業領域的廣泛接受。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學者開始關注旅遊開發中的社區參與問題，近些年來，有不少學者開始關注民族地區旅遊開發過程中的社區參與問題，通過對CNKI的高級檢索，通過詞條“旅遊”、“參與”、“民族”利用摘要搜索進行限制檢索，共搜索到1994年到2006年間的91篇學術論文，運用關鍵字經過進一步的排除外，共有19篇論文是關於民族地區社區旅遊參與問題的，

從內容上看，多集中對西南民族地區村寨旅遊開發的社區參與進行研究，而且多為靜態研究，從某一方面進行研究，缺乏全景式的動態研究，為數不多的個案研究論證力量也略顯單薄；從時間上看，關注的時間並不長，而且大多數研究成果集中在最近兩年；從研究方法上看，以往研究該問題的多為旅遊學者，近些年來，不少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學者也介入到該問題的研究，但遺憾並沒有出現很好的多學科融合性研究，而且多為個案研究，提出的參與式旅遊開發模式有限，缺乏真正意義的創新。

關於社區旅遊的定義，目前無公認的定義，在國內，引用較多的是唐順鐵（1998）所下的定義：從社區的角度考慮旅遊目的地的建設，以社區的互動理論指導旅遊區的總體規劃和佈局，通過優化旅遊社區的結構提高旅遊流的效率，謀求旅遊業及旅遊目的地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調統一和最優化。社區旅遊為尋求實現旅遊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新途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