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範效應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人們的消費行為不但受收入水平的影響，而且受其他人——主要是那些收入與其相近的人——消費行為的影響。這些人的行為具有示範效應：當消費者看到這些人因收入水平或消費習慣的變化而購買高檔消費品時，儘管自己的收入沒有變化，也可能仿效他人擴大自己的消費開支，或者在收入下降時也不願減少自己的消費支出。示範效應甚至可以跨越國界，當某國居民接觸到別國居民購買高檔消費品時，他們可能會仿效別國居民從而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於是，消費的示範效應會造成低收入水平國家居民的消費需求遠遠超出他們正常的水平，從而導致儲蓄不足和國際收支嚴重逆差等問題。

導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第五個因素也許可以用示範效應、感染、播散、仿效、滾雪球，甚至是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來形容。一個國家成功地實現民主化，這會鼓勵其他國家的民主化，要麼是因為這些國家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要麼是因為其他地方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化可以治療它們所面臨的問題而不管這些問題是什麼，或是因為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十分強大，可以被當作政治或文化典範。阿爾蒙德和蒙特在其《危機、選擇與變遷》（Crisis，Choice and Change）的研究中發現，示範效應在他們分析的五項環境肇因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對政變和其他政治現象的統計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環境中民主化是相互傳染的。分析示範效應在個別案例中的影響是困難的，而且需要更廣泛的研究，這裏作不到這一點，但是，可以不妨就示範效應在第三波中的一般角色提出若干個可行的假設。 示範效應在實踐中又示範了一些什麼呢？

首先，示範效應向一個社會中的領袖和社會團體示範了另一個社會中的領袖和社會團體的在結束威權體制方面和建立民主體制方面的能力。他們的示範表明這一點能夠做到，這樣大概就激發了在另一個社會中的那些領袖和社會團體去做出這樣的嘗試，來模仿第一個社會中的領袖和社會團體的作為。

其次，示範效應表明瞭如何做到這一點。一個社會學習並試圖模仿在其他社會曾成功實現民主化所使用的技術和方法。韓國的社會團體有意識地模仿把馬科斯獨裁政權拉下台的“人民權力“的方法。而且這種學習時常是民主化人士之間直接磋商和自覺的教育過程的產物，就像發生在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民主人士之間那樣。

第三，新一波的民主化人士也會學會如何避免危險、克服困難。例如，在1974年和1975年間，葡萄牙所出現的社會動亂和社會衝突就使得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領袖們試圖進行“一種受控的政治變遷過程，以完全避免像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種中斷。“同樣，西班牙的民主領袖們認為，1980年9月土耳其的軍事政變是應該在西班牙加以避免的“一個危險的先例“。

民主化浪潮的肇因隨着時間的推移在相對重要性上發生了變化。示範效應顯然不能影響到第一個民主化的國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較早的國家是另一些觸發因素的產物，而不是雪球。一場打不贏的殖民地戰爭、在塞浦路斯的一次軍事失敗、佛朗哥的死亡觸發了葡萄牙、希臘和西班牙的民主化。馬島戰爭的失敗、暗殺貝尼基·阿基諾、教皇的訪問對阿根廷、菲律賓和波蘭產生了類似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進程是原地生成的，即原生的。不過，一旦這種進程啓動了，在領頭國家的變化，如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賓、波蘭，就有助於激發其鄰國或文化上類似的國家產生進行相同變化的要求。示範效應的影響未必顯著依靠在接受國出現有利於民主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存在。隨着這些雪球繼續滾下去，這些進程自身趨向於成為上述條件的替代物。這一事實反映在其加速度中。在波蘭，隨着這一階段的推進，民主化花了10年的時間，在匈牙利花了10個月，在東德花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10天，在羅馬尼亞花了10小時。

第一，示範效應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比在前兩次民主化浪潮中或者説比20世紀任何其他一次政治動盪的重要性都大得多。原因是在全球通訊和交通方面的急劇的擴展發生在20世紀後數十年，特別是電視和通訊衞星在70年代覆蓋了全球。政府可以仍然控制着當地的新聞媒體，並不時地消除其民眾獲得當局不願他們獲得的信息的能力。但是這樣做的難度和成本在顯著增加。這可能會導致建立一個廣泛的地下傳播網，就像在波蘭和其他國家所出現的那樣。短波收音機、衞星電視、電腦、傳真機使得威權政府越來越難以對其精英和公眾進行信息封鎖，以防止他們知道發生在其他國家有關反對或推翻威權政府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通訊的作用，到80年代中期，“世界性的民主革命“的形象無疑地已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和思想領袖們的心中變成了一個現實。因為人民相信它是真的，它在後果上也是真的。人們可以、而且的確會關心在遙遠的國家所發生的事件對他們自身的相關性。在波蘭團結工會的鬥爭和在菲律賓馬科斯的倒台都在智利引起了迴響，而這在數十年前卻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儘管日益發達的通訊變天涯為咫尺，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類似的國家中間示範效應仍然最為強烈。威權體制在葡萄牙的倒台對南歐和巴西有着直接的影響。正如一位雅典人在1974年6月，即葡萄牙發生政變發生之後的兩個月、希臘軍政府垮台的一個月之前説道，“需要的正是一位希臘的斯賓諾拉將軍來推翻軍人統治集團並回歸到立憲政府。“長達45年的葡萄牙獨裁政權的終結“對其西班牙的難友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對反對派的士氣則是一個極大的鼓舞。而且，彼國的窮親戚居然能實施民主，這隻能在西班牙加劇實行變革的訴求。“按理説，希臘的民主化對其他地方應該沒有什麼影響。不過，西班牙的民主化卻對拉丁美洲意義重大。正如一位阿根廷人所觀察到的，“要效法美國是絕對不敢奢求的，但仿效西班牙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實現的民主過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亞文化並不是內在地、而且永遠地反民主。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夠做到，“拉丁美洲也能夠擺脱專制“。阿爾方辛廣泛地使用這個西班牙的“比喻“來使其在阿根廷的活動合法化。這樣，用玻利維亞總統的話説，“阿根廷的民主化支撐着整個拉丁美洲的民主“，而且對其鄰國有着特別的影響。對烏拉圭的影響既是正面的，也是負面的。毗鄰的大國已經實現了民主；那麼烏拉圭的民主就變得不可避免了。然而，阿爾方辛政權過早地起訴前軍事統治者，這一舉動刺激了某些烏拉圭的軍方人士，他們從讓出權力的許諾上後退了。胡里奧·桑格內蒂哀嘆道，“阿根廷人造成了這樣可怕的損害“。阿根廷的民主化激勵了智利和巴西的民主人士。而且據報道，也使反對秘魯和玻利維亞新民主政權的軍事政變打消了念頭。阿爾方辛個人會見並支持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反對派團體的領袖。

1986年2月，馬科斯的垮台在亞洲其他地方的威權領導者們和反對派民主人士中分別產生了焦慮和希望。受影響最大的是韓國。在天主教實現在菲律賓政權變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後的一個月，基督教也第一次要求在朝鮮進行憲政改革和實現民主。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説，“在亞洲，有許多獨裁政權，但是，只有在韓國和菲律賓才有人民積極地追求民主。他們在菲律賓成功了，也許在這裏也會成功……。現在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人民運用自己權力的時候了。對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把握。“儘管現成的證據很少，但是似乎可能的是在菲律賓發生的事件對激發1988年夏天在緬甸發生的事件起着示範作用，以及對發生在台灣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影響。

最戲劇性的滾雪球效應發生在東歐。一旦蘇聯默認、也許甚至鼓勵非共產黨人士1989年8月在波蘭掌權，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橫掃了整個東歐，先是9月份湧入匈牙利，10月份到了東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12月份到了羅馬尼亞。正如一位東德人士所説的，“看到了在波蘭和匈牙利正在做的事情；聽到了戈爾巴喬夫的講話。每個人都感到了。為什麼要被別人落在後面呢？“正如阿什所説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每個人都從他們鄰居的經驗中知道這件事情可以成功。“一些國家的民主化也激發了其鄰國的自尊心。難道發達的、工業化程度高的、中產階級多的西班牙要落在弱小、貧困的葡萄牙後面嗎？既然烏拉圭和智利已經有了很長的民主政府的經歷，難道要被阿根廷和巴西比得相形見絀嗎？難道捷克斯洛伐克作為東歐唯一有真正民主傳統的國家應該被其他國家甩在後面嗎？

消費者在認識和處理自己的收入與消費及其相互關係時，會和其他消費者相比較。例如，許多單位有時會號召大家捐款支援災區或者貧困地區居民，這對捐款的人來説當然是消費支出。有些消費者在這時不一定是看自己收入的高低，不一定收入高的人就捐得多，收入低的人就捐得少。一些消費者會先看看周圍的人捐了多少，他會根據自己的判斷，覺得自己應該跟哪些人捐一樣多。如果他收入高點，他也不會多捐，他擔心有出風頭的嫌疑。如果他收入較低，他也要向某一部分人看齊，甚至“打腫臉充胖子”都好，他不願意人家講他小氣。不需要去評價這樣做對不對。從理論上講，這裏所表現的是消費的示範效應。它是指一些消費者的消費支出會受到周圍其他某些消費者的影響，他認為自己屬於那一類人。一個小青年不會和他爺爺穿一樣的衣服，但是會和他的同學或同事穿一樣的衣服，背一樣的挎包，理一樣的頭髮等等。這就看到消費者分成了許多羣體，有許多消費者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算在一定的羣體內，他的消費向這個羣體內的其他人看齊。其實，一個羣體內總要有人帶頭，那些起帶頭作用的人，或者説，引導消費新潮流的人，他們的消費心理與別人不同，不一定看人家怎麼消費，甚至希望表現出與眾不同，不願意和別人穿一樣的衣服，背一樣的挎包，理一樣的頭髮。他們喜歡“標新立異”。這樣，有些人喜歡和別人一樣，跟着潮流走，有些人喜歡和別人不一樣，創造新的潮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商品供應比較豐富的情況下，消費的示範效應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對市場供求關係起着比較大的作用。在電視廣告裏，消費者看到別人漂亮的手機，氣得把自己的手機丟了，就是在利用這種示範效應。萬事達卡國際組織2002年9月對來自亞太地區5406位消費者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有16%的消費者在消費方面受到同齡人的影響，11%的消費者受到媒體的影響。在香港，45%的被調查者受到同齡人的影響，在韓國，30%的消費者受到媒體的影響。根據有關調查，消費者在購買保健品時，有23%的人會接受親友的介紹。2002年11月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對北京、上海、廣州700多位消費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大型化”消費正在都市興起，有13%的受訪者認為，消費大型化的形成原因是攀比、逐富的虛榮心理在起作用。這些調查表明，消費者的支出不是僅僅由自己的收入水平決定的，他們確實受到其他人的影響。這也印證了自上個世紀40年代以來，經濟學界提出的“相對收入假説”。這一假説認為，消費者本人的收入和消費會同周圍的人收入和消費相比。在市場營銷實踐中，如果能夠恰當地運用消費的示範作用，有時可以創造很大的需求，對經濟生活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消費的“示範作用”和消費者的從眾心理如果發展得太過頭，可能形成盲目的消費攀比，如果相應的商品供應不足，會形成搶購風潮。同時，因為一些消費者接受示範效應時，另一些消費者不斷地起帶頭作用，所以，生產消費示範作用比較明顯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應該不斷開發新產品，以便願意領導消費新潮流的人有更多新的機會。這樣，市場需求就會一浪接一浪得到擴大，消費者的生活也會一浪接一浪得到豐富和提高。

上交所將積極推動改革試點的深化和發展，包括為試點公司開發新的指數，單設新的板塊。也許是受大盤持續大幅下跌的影響，人們並未對此消息過分注意，然而這則看似普通的消息裏傳達了許多重要的信息，值得關注。由於股權分置導致的中國證券市場的指數構成的特殊性，指數存在較大的失真狀況，全流通開始以後，這些將已經全流通和未全流通的股票在一起編制的指數將更加失真。因此一旦全流通開始，就意味着以往以前的指數將漸漸失去其指導意義並最終將被淘汰，將為新的指數代替。作為對全流通效果的評估，只有開發新的指數才能達到這一目的。而這一指數隨着全流通的股票不斷增加將逐漸取代甚至完全代替原來的各種指數，因此為試點公司開發的指數有可能就是未來全流通以後市場的主要指數。根據人們的習慣，新指數的走勢將很大程度成為人們判斷全流通效果的依據，一旦新指數走好，將使人們對全流通產生良好的預期。從這一點來説新指數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全流通開始的時候參與試點的公司數量是比較少的，所以很容易對指數進行干擾，可以通過對新指數的干擾使人們對未來產生不同的預期，產生“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證監會和國資委聯合發佈的《關於做好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談到大中型上市公司試點時説到“將形成良好的示範效應，有利於投資者形成穩定的改革預期”，再聯繫到為試點公司開發新的指數這件事，難免會產生某些聯想。大中型上市公司試點尚未開始，如何就敢斷定“將形成良好的示範效應”？莫非管理層胸有成竹，否則為何敢下如此結論。“良好的示範效應”無非就是讓這些試點的股票上漲，否則何談“良好”。

如果不獨立設立指數，那麼這種示範效應就很難體現。就拿前一段時間來説，幾家試點公司的股票上漲而大盤卻一路下跌，這幾家公司上漲的效應就很難得到體現，如果成立單獨的指數，那麼其示範效應就非常明顯。雖然新指數可能因為成分股數量較少有人會認為代表性不強，但是由於它代表的是未來市場的走向，因此對投資者有很強的誘導性。由此可以推測，為試點公司開發新的指數是管理層為確保解決股權分置順利進行苦心孤詣考慮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使投資者對試點工作形成穩定的預期，因此對新指數的影響不可輕視，而對最先進入新指數的個股更應保持高度關注，因為“良好的示範效應”可能就在它們身上體現。

“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清代學人王闓運題寫在嶽麓書院的這句聯語，詮釋着傳承久遠的湖湘氣魄。 湘水依然在滾滾長江中推波助瀾。不同的是，經過湖南交通人十餘年的綜合開發，滔滔湘江化衡岳雲氣為甘甜乳汁，深情潤澤三湘兒女，每年為兩岸民眾貢獻12億kWh發電量；衡陽至城陵磯439公里江面，成為通行千噸級船隊的三級黃金水道。作為交通部的示範工程，湘江航運建設改善了湘江的通航條件，兼具發電、防洪、灌溉、旅遊、飲用水、生態保護等功能，成功探索出了一條“航電結合、以電促航、滾動發展”的新路子，產生了良好的示範效應。 “航電結合、以電促航、滾動發展”的開發之路，體現了科學發展觀。湘江航運建設開發使湘江成為一條與長江相連、實現干支直達、通江達海的水運主通道。水是潔淨能源，是可再生能源；水運運量大，一條千噸級航道提供的運能，相當於幾條鐵路；建設一公里高速公路，平均佔地60畝，一公里鐵路佔地38至40畝，而一條天然河流就是一條“等外路”，有條件的河流經整治後就是一條不佔地的“高速公路”，開發航運有緊縮“地根”之功效；水運能耗低，是鐵路的1/2.5，是公路的1/6。 近十年來，湘江流域水上貨運量增長90.1%，千噸級泊位建成35個，集裝箱運輸從無到有7年增長3.5倍，湘江的年水運量達到2000萬噸，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湖南省公路、水路運輸的協調發展。尤為重要的是，以航運為主的低水頭壩不同於高壩，泥沙淤積少，對生態和環境的影響也比較小。湘江航運建設開發已經被業界廣泛認同，成為“十五”內河航運建設成果中的一大亮點。 “航電結合、以電促航、滾動發展”的開發之路，探索出了一條立項、設計、建設、運營、管理、發展的新模式，收穫了一批技術成果，奉獻了一個個高質量的精品工程，培養鍛鍊了一支隊伍。湘江航運建設在全國內河航運基礎設施建設中，率先引進世界銀行資金，率先實行項目法人責任制。湖南湘江航運建設開發有限公司既是建設者也是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建設、使用“兩張皮”的現象，實實在在地考慮工程的全壽命，考慮建成後的運營成本，在高速度的建設過程中不放過任何細節。大源渡航電樞紐工程比計劃工期提前7個月完工，榮獲2003年度國家優質工程銀獎，成為中國內河航運建設領域首個獲此殊榮的工程建設項目；建設中的株洲航電樞紐將於2007年8月完工，比計劃工期提前一年。在大源渡，在株洲，交通人創造的活動屋蓋等三項應用技術專利，開創了國內同類航電樞紐工程建設之先河；在株洲航電樞紐，由於廠房高度降低，實現了一機多用，而且整個工程的結構更加合理，佈局更加簡潔、美觀。 與國內同等規模的水電樞紐工程相比，大源渡和株洲航電樞紐的運行效率是最高的。株洲航電樞紐5台機組，一年運行4800個小時，發電6.6億kWh，管理人員只有30人。記者採訪了幾位水利部門的人士，據他們講，國內其他同等規模的水電樞紐工程，工作人員是這裏的10倍。大源渡和株洲航電樞紐的建設均利用世界銀行貸款，在項目前期工作、工程建設管理和項目後評價階段，嚴格按照國內基本建設程序和世界銀行貸款項目採購指南的要求運作，不斷借鑑和學習先進的項目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了項目管理人員的素質。可以説，湘江航運建設開發工程，已經成為交通航電建設人才的孵化器。 “航電結合、以電促航、滾動發展”的開發之路，讓交通人開始萌發湘桂運河之夢。 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開鑿了靈渠，連接了湘江和灕江，成為世界上開鑿的首條人工運河，從此湘江“南通海域，北達中原”，通江達海的航運功能延續了兩千年之久。敢為天下先的湘、桂交通人又開始謀劃靈渠“現代版”——湘桂運河。 這是一個驚世之夢。投資550億元，建設和改造25個梯級航電樞紐，實現衡陽以北2000噸級航道接長江，衡陽以南1000噸級航道接西江，總裝機容量150萬kW，年發電收入20億元，是一個惠澤岳陽、長沙、株洲、湘潭、衡陽、桂林、梧州等50個縣市，13.49萬平方公里、4000多萬人民的偉大工程。 長江和珠江這兩大水系在誕生了靈渠的大地上相遇，必將激盪風雲，改變氣候，惠澤千載！這個夢，要由當代交通人來圓。 江河萬古。江河不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