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眾

“首善之區”的馬路上除了兩個銅盞相擊的單調聲和胖孩子的叫賣聲外，什麼擾攘也沒有。當巡警和穿白背心的男人出現時，街上的人們表現出了不同的形態。胖孩子“像用力擲在牆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忽然飛在馬路的那邊了”；禿頭一邊念着白背心上的文字，一邊提防着別人佔了他的好位置；小學生“向人叢中直鑽進去”；長子“從垂下的草帽檐下去賞識白背心的臉”；有一個瘦子甚至把嘴張得像一條死鱸魚般；彌勒佛似的胖臉説道：“好快活！你媽的……”；戴硬草帽的學生離開後，緊接着就補上了一個“滿頭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橢圓臉”了；老媽子指點地説道：“阿，阿，看呀！多麼好看哪！……”。當禿頭研究白背心上的文字時，胖孩子卻像白背心一樣在研究禿頭，看到禿頭“滿頭光油油的”，“耳朵左邊還有一片灰白色的頭髮”；小學生從巡警的刀旁邊鑽出來後，他環顧四周發現了白背心、胖小孩和紅鼻子胖大漢；胖孩子從胖大漢身旁鑽出去時，奔向了小學生，把他推開衝出去了；巡警提起他的腳時，大家趕緊都看他的腳，而他放穩後，大家又接着去看白背心；抱着小孩的老媽子碰到了旁邊車伕的鼻樑，而車伕一推卻推到了孩子身上；當一個車伕跌倒後，看客們又發現了新的熱鬧，立即將興趣從白背心轉向車伕，向新的刺激轉移。 ^[2] 

“看客心態”是中國傳統社會給中國人一筆巨大的“遺產”，是中國國民最普遍的心態之一，是魯迅對中國國民劣根性一次偉大的發現和深刻的概括，看客心態對國家、民族、社會乃至個人的危害十分惡劣，正因為看客心態是國民劣根性的淵源，所以它的發現不僅使魯迅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第一要著”是國民精神的改變，而且直接促成了魯迅棄醫從文。從此以後，魯迅不僅在散文、雜文、書信、演講、回憶錄中不斷地探討它，十餘年後，又以整篇小説《示眾》藝術地再現他的思考。 ^[3] 

十一二歲的胖孩子，細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門前叫賣包子。聲音已經嘶啞了，還帶些睡意，如給夏天的長日催眠。他旁邊的破舊桌子上，就有二三十個饅頭包子，毫無熱氣，冷冷地坐着。聽到有熱鬧，擅自離開他本應該堅守的包子鋪、迫不及待地去圍觀行刑。 ^[4] 

禿頭看到白背心，就去研究他身上的文字，“嗡，都，哼，八，而……”地讀起來。當抱孩子的老媽子想乘機擠進來時，“禿頭怕失了位置，連忙站直”，他雖然沒有讀完文字，但也無可奈何，只得另外去研究白背心的臉。 ^[2] 

工人在所有看客中發出了質疑的聲音，然而他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包括禿頭在內的看客們的不滿，工人在禿頭等人的注視下顯得侷促起來，最後只得慢慢地溜出去。 ^[2] 

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是魯迅堅持一生的事情，其中看客心態是他最深惡痛絕因而也是批判最多的。魯迅不僅最先將這種麻木、冷漠的觀望者命名為“看客”，並且幾乎耗盡一生的力量去抨擊這種心態。魯迅認為中國人中這種麻木、冷漠的看客幾乎無處不在，他們的力量不容小覷。他們無意識的“看”的目光加劇了不幸者的不幸，甚至能夠把不幸者逼上絕路，且從根本上消解了先驅者奮鬥的意義。魯迅對看客心態的一再揭示和批判，在於喚醒麻木的看客，打破那讓人窒息的“鐵屋子”。 ^[5] 

《示眾》通過描寫人物的“羣像”和“共性”、展示看客世界的各個側面，重在表現看客們精神世界的空虛、無聊和內心的麻木、愚昧。在“看與被看”的過程中，彼此的麻木和冷漠直接導致同胞的慘死，消解了先驅者付出生命的意義。看客心態集中體現了中國國民劣根性的一面，也揭露了在沒有民主和自由的國度里民眾“看與被看”的可憐又可悲的生存狀態。 ^[5] 

這篇小説沒有主人公，沒有前後發展的故事情節，魯迅只是寫了一羣人、一個日常生活的橫切面。《示眾》中的人物是全體中國人的符號代碼，看客心態是中國國民共同的病態心理。因此表現看客心態的《示眾》描寫的是人物的羣像而不是個像，是人物的共性而不是個性。 ^[5] 

《示眾》的人物雖多，卻沒有一個主要人物，作者對其筆下的18個人物一視同仁，基本上是平均使用筆墨，不可能從《示眾》找出一個主要人物或中心人物來、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哪怕是寫活其中的一個主要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何況是18個並無主次之分的人物事實上，《示眾》中人物的性格特徵都是模糊不清的，作者不曾為其中任何一個人物的性格特徵精心着墨，作者精心着墨的是全部人物的‘羣像”，是全部人物的“共性”而不是其中任何一個人物的“個性”。 ^[3] 

《示眾》採取現代小説的空間形式敍事，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傳統小説中用時間流程和因果邏輯所編制的情節。在同一時間平台上，集聚了難以數計的人物，就其着墨的18個人物而言，他（她）們有年老年少的大致區別，有高矮胖瘦之類的粗略的形象描寫，大多可以分辨出男女性別來，但是無一例外的沒有姓名，沒有籍貫，沒有身份，沒有性格刻畫，沒有喜怒哀樂的情感表達；讀者所熟悉的中外小説中的大多數要素被省略了。不過，這些只有年齡、性別以及高矮胖瘦區別的人物，卻都“固守”着一個共同的行為動作：“看”；也別無選擇地接受着一個共同的動作行為：“被看”。任何“看”的施動者同時也是“被看”的受動者。小説的整篇敍述正是在“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結構中展開的，而中國人的看客心態也正是通過這獨特的二元結構得到藝術的顯現。 ^[3]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錢理羣：“魯迅有兩篇小説是代表20世紀中國短篇小説藝術最高水平的，其一就是《示眾》。” ^[6]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封建家庭，從小勤奮好學，7歲開始讀書，12歲就讀於私塾“三味書屋”，後因家庭的一次變故，飽嘗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視。1902年，魯迅東渡日本學醫，當他目睹國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時，毅然決定棄醫從文，用文筆來喚醒國人的靈魂。回國後，先後在北京、杭州的幾所大學任教。1918年，第一次用筆名“魯迅”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從此開始了創作生涯。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參加《新青年》雜誌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最前沿，並先後創作了《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等著作。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