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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學

鎖定
碑學,是研究考訂碑刻源流、時代、體制、拓本真偽和文字內容等的學問,也指崇尚碑刻的書法流派,與“帖學”相對。碑學有“專指北碑”“北碑加篆隸”“北碑加上唐碑”等三種基本含義。碑學始於宋代,興盛於清代中葉以後。 [1] 
中文名
碑學
別    名
碑版學
盛行時期
清代
代表人物
鄭燮、吳昌碩鄧石如阮元

碑學基本概念

碑學,指研究考證碑刻源流、時代,鑑別碑刻拓本的種類、年代、真偽和考證識別刻石中古文字結體的一門學問,也是指崇尚碑刻書藝的書法流派。清代阮元倡導南北書派論,把妍美瀟灑的古代墨跡歸為南派“帖學”,把古拙、樸厚、粗獷的碑刻納入北派“碑學”範疇。
在有代表性的書史著作中使用的“碑學”概念,大約可歸納為三種情形:
一、專指北碑張宗祥《書學源流論》説:“自慎伯之後,碑學日昌,能成名者,趙之謙張裕釗、李文田三人而已。”(張宗祥:《書學源流論·時異篇》,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8月,第888頁)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篇説:“迄於鹹、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其提出尊碑的五種理由,也都是以此為出發點的。(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56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碑學”一節特加“以魏碑為主”的副標題以限定收錄範圍。(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頁。)
二、北碑加篆隸。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體變》篇説“今學(即碑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778頁)包括篆書。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把篆、隸分別單列,但在“碑學”一節加上副題後專門説明“通常談碑學,是包括秦篆漢隸在內的”。(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52頁)許多著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使用“碑學”概念的。
三、北碑加唐碑,不包括篆隸。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顏字”一節裏,説“就碑帖二字本義説,那末《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等是碑,《裴將軍》、《爭座位》等等是帖”,“本篇三、四兩章所列的碑學、帖學,又是狹義的”,(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6月,第67-68頁)然則如果是廣義的,則唐碑也就可以包括了。有的著作就把唐碑納入其中,而把篆、隸摒於其外,如馬宗霍書林藻鑑》卷第十二綜述中説:“嘉道以還,帖學始盛極而衰,碑學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謂之唐碑期。……鹹同之際,可謂之北碑期。……碑學不囿於唐、魏,而能遠仿秦篆,次宗漢分,斯則所謂豪傑之士,固將移俗而不移於俗者。”(馬宗霍:《書林藻鑑》,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第192-193頁) [1-2] 

碑學主要特點

從書法審美上講,碑派書風追求的是一種質樸之美、剛健之美、雄強豪放之美。如果説帖派書法屬於“優美”風格的話,碑派書法則屬於一種“壯美”的風格。梁啓超在其《飲冰室文集》中寫道:“南帖為圓筆之宗,北碑為方筆之祖。遒健雄渾、峻峭方整,北派之長也。《龍門二十品》、《爨龍顏碑》、《吊比干文》等為其代表。秀逸搖曳、含蓄瀟灑,南派之長也。《蘭亭》、《洛神》、《淳化閣帖》為其代表。”
書法史上所稱的“碑”,也稱“刻石”或“碑版”,是指鐫刻文字的石塊,包括廟碑、墓碑、墓誌造像記、摩崖石刻等,碑文書法一般都是先書後刻的,因此,它是經過了寫手和刻手兩道工序的二次性創作作品。這樣,寫手與刻手的優劣都將直接影響到碑版書法的精工與否。寫手與刻手都精,自然是最好的,應是書法學習者優先學習和取法的範本;寫手與刻手俱劣,則為最糟,初學書法者極不宜取法於此。 [2]  [3] 

碑學發展歷史

碑學始於宋代,清中葉以後,帖學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書法興起。清嘉慶(1736—1795)、道光(1821—1850)以前,書法崇尚法帖,自阮元倡為南北書派論,包世臣繼起提倡北碑,因之崇碑之風一時大盛。世並以碑學為北派,帖學為南派。碑學是借帖學的衰微之機而乘勢發展起來的。由於人們從思想上厭惡已衰退了的走向靡弱和薄俗的帖學,而從物質上又有了逐漸出土的大批碑誌造像等可供文人書家們研究、借鑑和學習的實物和各種學習材料,碑學的興起就是很自然的了。經鄭燮、金農發其機,阮元導其源,鄧石如揚其波,包世臣助其瀾,始成巨流。至清末民初,碑學的發展達到了頂峯,出現了像吳昌碩、康有為、趙之謙、張裕釗、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學家。理論上從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為,把碑學亦推向了頂峯,甚至説達到了以談碑學碑為榮,以談貼學帖為不屑一顧的地步。 [1-2]  在書法諸體中,草書與碑學風貌距離最遠,最具實踐難度,其實踐價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應為碑帖結合的高級形態。李志敏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這一發展趨向,在汲取前輩書家碑帖結合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率先明確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題,並進行了開創性的嘗試和探索。 [4] 

碑學代表人物

鄭燮、金農、吳昌碩、鄧石如、阮元、包世臣、趙之謙、張裕釗、沈曾植、李瑞清、孫詒經、李文田、陶濬宣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孫伯翔等。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