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隨筆

阮元一生主要致力於經史學術的研究，但對書畫藝術等“末技”也獨有會解，功力深湛。他持“藝術必與學問相通”（《提要》）之論，反對向壁虛造的“蕭疏散淡”，講求“一門一徑，皆有考證”（《石渠隨筆》卷二）。而他的這些藝術思想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名作《石渠隨筆》中。　《石渠隨筆》是阮元於乾隆辛亥奉敕續編內府儲藏書畫為《石渠寶笈》時，隨筆所記之著。在歷時兩年多的編纂過程中，阮元遍覽內府秘藏，選其菁華，札記筆錄為《隨筆》。《隨筆》中的許多精要考證，後多為《石渠寶笈續編》所吸收。雖然《隨筆》中著錄的書畫作品基本都見於《續編》，但《隨筆》的重要意義仍不容忽視。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與鴻篇鉅製的《續編》相比而言，《隨筆》篇幅短小，便於檢閲，《續編》菁華所在又多萃於此書。而且《隨筆》雖小，體例卻甚為完備，每幅書畫之題詠、跋語、年月、姓名、箋素、尺寸、印記等，多加著錄，足資考證。第二，《隨筆》考據精審，明辨真贗，多能訂其謬誤，從文史的角度詳細著錄了有關文學、歷史、典制等方面的資料，具有豐富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隨筆》中一些內容為《續編》所無，有更為珍貴的價值。如卷六董其昌行書所用朝鮮進表，《隨筆》詳錄朝鮮國王李倧進表內容，此表不僅《續編》不載，明代諸史籍及朝鮮《實錄》中皆不錄，而此表可證補《明史》之缺，及與《李朝實錄》的相關記載相生髮，史料價值極為珍貴。第三，《隨筆》較集中地反映了阮元的藝術觀，為相關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如評宋人《司馬温公獨樂園圖》時他認為“唐以前人畫宮室，一門一徑，皆有考證。至宋，此風漸替，至明更微，於此二畫可見也”，就明確地反映了他“藝術必與學問相通”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