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遺址

1954年，石家河遺址被發現。

1955~1957年、1978年、 198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門先後發掘了羅家北嶺、貫平堰、石板衝、三房灣、鄧家灣、譚家嶺和土城等遺址。

1987年起，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地區博物館組成石家河考古隊，對譚家嶺、鄧家灣、土城和肖家屋脊四處遺址進行過多次發掘。

1990、1991年，考古隊還進行了旨在探明整個聚落結構的系統調查，於遺址中心發現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垣建築。該城垣始建在屈家嶺文化中期，使用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廢棄。 ^[17] 

2008年3月，開展了以石家河遺址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範圍的區域系統調查，調查發現該區域集中分佈有73處史前遺址，並初步瞭解了該區域史前遺址的基本分佈、等級及階段性演變。

2011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配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三房灣遺址進行了發掘，確認了東南城垣的存在，並對這段城垣的堆積狀況、年代及走向有了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24] 

2014年，考古工作者重啓石家河遺址考古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譚家嶺遺址發掘出早於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城垣和環壕，表明古城在距今約5000年時開始築造，將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史至少提前了500年。

2015年年底，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尋找大型建築遺蹟時，意外發現9座甕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隨葬，共發現各類玉器240餘件。 ^[21] 

2017年，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通過國家文物局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 ^[24] 

2022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天門市博物館聯合組隊對石家河古城遺址再次進行發掘。其間，當地遭逢大旱，石家河古城的護城河以及遺址範圍內的稻田、水渠等基本乾涸，考古隊對石家河古城佈局以及城壕、外郭城和水利系統等進行了全面調查和勘探。 ^[18] 

石家河遺址位於長江中游腹地、江漢平原北部與大洪山南麓結合處的山前地帶由內城、城壕、外郭城構成，石家河古城城壕內面積為224.8萬平方米，包括新確認的內城面積177.5萬平方米，加上外郭城總面積為348.5萬平方米，在1992年發現的120萬平方米城址的基礎上，提升了一個量級。石家河遺址確認為長江中游同期最大城，與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規模相當。作為長江中游地區迄今發現的延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附屬聚落最多的新石器時代大型城址聚落遺址，石家河遺址與長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遺址、黃河中游的陝西石峁遺址共同被學術界認為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見證。在距今約6000—4000年這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裏，石家河遺址一直是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中心。 ^{[18]  [23]  [26]} 

石家河古城平面呈南北向長方形，東西長近1200米，南北寬約1300米，城垣內面積約132萬平方米，城壕內總面積達180萬平方米。城址面積巨大，牆體高聳，城壕寬廣，氣勢宏偉，且城市功能已十分明確，有祭祀場所、宮殿建築、手工作坊、墓葬場地，是同時期亞洲規模最大的城市，被譽為“上古第一城”。在石家河古城內，還有一座譚家嶺古城，平面大體呈圓角方形，東西長440米，南北寬390米，城垣內總面積17萬平方米，城壕內總面積則達26萬平方米。 ^[23] 

石家河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羣，出土的石器以磨製石器為主，種類主要有石筍、石錛、石刀、石鏃、石鐮、石鑿等。巧合的是，石家河亦因石得名。老鎮區原是東河、西河兩水間的水運碼頭，毗鄰的京山縣盛產石材，石板、石墩、石碓、石槽、石磙等石材藉助水道成批運抵此碼頭進行交易或裝船遠銷，成為石料的主要集散地，故得名“石家河”。 ^[23] 

石家河古城延續2000餘年，橫跨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後石家河文化四個時期，每個時期都有其典型陶器。其中在肖家屋脊、印信台等遺址點，出現了由數十件大口陶缸套接在一起的套缸遺蹟；在三房灣遺址點，堆積有10萬件以上的紅陶杯，這些紅陶杯形制多樣，形體較小，專家推斷為酒器，如得到證實，將改寫中國關於酒的歷史；在鄧家灣遺址點出土了上萬件陶塑，有人偶，有飛禽，有走獸，都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數量之巨令人矚目，種類之廣亦屬罕見。天門是舉世聞名的蒸菜之鄉，石家河遺址出土的大量陶蒸盤、陶甑便是天門先民在距今6000—4000年前就已食蒸的重要證據。 ^[23] 

石家河遺址羣的刻劃符號最早發現於1987年，迄今為止已在肖家屋脊、鄧家灣兩個遺址點上共發現符號約55個。從筆劃來看，主要是直線、弧線有少數戳孔；從形狀來看，出現了一些比較固定和規範的符號；從結構來看，出現了單體符號之間的組合規律；從表現手法來看，不少符號頗似正視圖，同時還以豎線、圓孔等指代一些不易繪出的東西。某些固定的符號之間的組合，類似於漢字中的偏旁、部首。以北京大學文博學院考古學家李伯謙教授為代表的一批專家指出，石家河發現的刻劃符號與文字有密切的聯繫，已經初步具備了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徵。 ^[23] 

石家河遺址的玉器，比較集中的發現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55年在羅家柏嶺發掘所獲，包括聞名遐邇的“華夏第一鳳”；第二批是1988年至 1989年在肖家屋脊發掘所獲，包括“中國第一龍”；第三批是2015年至2016年在譚家嶺發掘所獲，包括虎座雙鷹佩、雙人連體頭像玉玦等240餘件。這些玉器不僅類型豐富、造型生動，其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等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標誌着一個史前玉作的巔峯。 ^[23] 

石家河文化陶塑(4張)

石家河遺址發現的石家河文化陶塑有上萬件，涵蓋陶人和數量眾多的小動物，包括雞、狗、羊、豬、象、猴、貘、龜等十餘種，多為手捏而成，造型憨萌，是最原始的藝術品。 ^[25] 

石家河玉器(2張)

石家河遺址先後出土了3批玉器，總計超過400件。這些玉器多以小型的裝飾用品為主，包括玉人像以及龍、鳳、虎、蟬、鷹等動物造型玉器。類型豐富、造型奇特，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多數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線刻圖案，並普遍採用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等工藝，體現了較高的玉器製作水平。 ^[25] 

1955-1957年，羅家柏嶺首次發現史前玉器44件，其中有國寶級的玉鳳，石家河玉鳳是中華文明鳳文化的重要起源，是中華第一鳳。 ^[22]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肖家屋脊出土玉器157件，出土了精美的玉龍，虎頭、玉蟬、人頭像、鷹等，其中玉龍屬於國寶級，被稱為中國長江流域第一龍。鄧家灣出土大量宗教遺蹟和大批陶偶和陶塑動物。 ^[22] 

2015年年底，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尋找大型建築遺蹟時，意外發現9座甕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隨葬，共發現各類玉器240餘件。 ^[21] 

2022年9月，石家河古城內還發現了陶器、石器、稻穀等重要史前遺存。新出土陶鷹、陶狗等一批小型陶塑，造型精美。 ^[26] 

原始宗教特別是祭祀上天、慶賀豐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動，其主要場所在鄧家灣，三房灣、肖家屋脊是兩個次要的場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鄧家灣組織慶賀豐收的祭祀活動。祭祀的場地是經過仔細平整的。場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線條式擺放。陶缸上刻畫有鐮刀、杯子和類似號角的圖形，代表獲得了大豐收的收割場面。場地上挖有多處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種巨形陶祖。場地上還有無數陶偶和陶塑動物等。陶偶有各種姿態，大多為跪坐抱魚式：即雙腿跪坐，左手託魚尾，右手按魚頭，姿態虔誠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狀，表示慶賀。大量的陶塑動物則代表祭祀時用的犧牲品。

在祭祀時，把玉人頭像當作崇拜的神靈形象。在用玉器製作的各種動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專職的巫師將這些玉器綴縫或者鑲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過這些動物神靈，溝通天地人神的關係。

有必要説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動具有獨佔性和壟斷性，這是在文明起源過程中才會發生的現象。按照童恩正和嚴文明的觀點，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國家起源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層集團在從事宗教活動過程中，得以逐漸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資源的方法和途徑，並使之制度化和經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領們在實行統治時，把宗教當作了一種組織和影響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這種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構築才得以完成，內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實，龐大的部落才得以維持正常的秩序，並得以控制較遠的部落，得到發展興旺。 ^[19] 

石家河遺址(2張)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門的石家河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變中，不斷向外傳播，形成了較大的文化空間。其大致範圍是，西進三峽，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線，東抵大別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帶，總面積約20多萬平方公里。由於傳播路線、傳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異，石家河文化的空間範圍分為一個主區、五個副區。

石家河主區，主要分佈在江漢平原，包括天門、京山、鍾祥等地；青龍泉副區（以鄖縣青龍泉遺址為代表），主要分佈在鄂西北和漢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區（以當陽季家湖遺址、宜都石板巷子遺址為代表），主要分佈在江漢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當陽、松滋、荊門、宜昌等地；西花園副區（以隨州的西花園遺址為代表），主要分佈在鄂東北的隨棗走廊一帶；堯家林副區（以通城的堯家林為代表），主要分佈在鄂東南的通城、咸寧、麻城、蘄春等地；劃城崗副區（以湖南安鄉的劃城崗遺址為代表），主要分佈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鄉、澧縣、華容等地。 ^[19] 

石家河聚落分佈有着明顯的層次等級，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羣體組成。位於湖北天門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規模達120萬平方米。古城內部，有明顯的功能分區，包括手工作坊區、居民生活區、祭祀區和墓葬區等。以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聚落人口來換算，城內約有30000—50000人口。

在這個中心聚落周圍約8平方公里範圍內，緊密環繞着二三十個一般聚落，形成一個具有密切關係的聚落羣體。這個羣體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氣象，是一個勢力相當大的部落聯盟組織，它不僅直接統治該聚落羣體中的各個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徑約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對荊門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馬嶺（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羣，是石家河文化時期江漢平原的統治中心。 ^[19] 

石家河遺址(1張)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餘脈，周圍有河流環繞，加之土地肥沃，氣候温暖，這樣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農業為主的農業生產格局。此外，還有釀酒、飼養家畜和捕撈野魚。

農業生產工具一般為磨製的石器，器體較小且精緻。有石斧、石錛、石鋤、石鐮、石刀、石棒、石鑽、研磨器等。居民們用石斧砍伐荊棘，用石鋤開荒整地，用石鐮收割穀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覆碾磨穀物，以脱掉穀殼和磨碎穀粒。糧食有了剩餘的，用來釀酒、飼養家畜。飼養的家畜有豬、狗、羊、雞等。飼養家畜的增多，為居民們提供了更多的肉食來源。捕魚在居民的經濟生活中佔有相當的地位。捕魚的工具主要有石鏃、石矛、骨鏃、骨魚鏢等。

為了更好地發展生產，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這使得手工業獲得了很快的發展。製陶普遍使用了輪制技術，有專門的製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專門生產一種產品。如陶塑人、紅陶杯、小動物等。這種專業化的生產一直延續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產的陶器越來越精緻，留下了眾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藝術中，還沒有哪種藝術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藝術價值。生產出的陶器除自用外，還與外面的各個聚落進行交換。交換的範圍，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銅手工業，到晚期更加發展。石家河文化晚期，產生了專業化的冶玉手工業，其制玉技術極為完善。製作過程主要有開料、製坯成形、雕琢紋飾、鑽孔、拋光等工序。玉器的藝術風格，吸納了山東龍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鮮明的地域特色，並有深刻的文化內涵。一些精美的玉器還交換到了鍾祥的六合、荊州市郊的棗林崗等地。 ^[19] 

石家河聚落的防衞體系主要是修築城垣。如今還有部分城垣遺蹟屹立在那裏，似乎是在見證那段歷史的輝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構築的，規模浩大，由城牆、城壕和外圍台崗共同構成。城牆的牆體，其牆基寬達50米，上寬4—5米，高達6米多。牆體坡度很小，約在25度左右。牆土堆積分兩層。整個城牆用土約為76萬立方米。城牆以外開挖環牆壕溝，再外就是台崗。武士們在禦敵時，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鉞、石鏃、石矛，捕魚的石鏃、石矛以及骨鏃、骨魚鏢等也會派上用場。石鏃的數量很少，磨製不精，形式主要為寬扁柳葉形。

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防衞體系，比大溪文化時期、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防衞體系有很大的進步。大溪文化時期的防衞體系以壕溝為主，城垣為輔，表現為壕溝寬深、城牆矮窄。而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防禦體系大多以城牆為主，壕溝為輔。石家河古城則是城牆、壕溝並重。這種變化，既體現了築城技術的進步，又説明了石家河文化已進入了原始文化的一個新階段。 ^[19] 

石家河聚落的財富分配，明顯存在不公，權勢財富向少數上層首領集中。這可以從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隨葬品的數量質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實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裏，有石鉞等，隨葬品多達一百餘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數墓葬甚至沒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實行甕棺葬。在天門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遺址發現了77座甕棺葬。其中有一座甕棺的形制特別大，隨葬玉器特別多，達到56件，其數量幾乎相當於其它所有甕棺內玉器的總合，其質量更比其它甕棺葬內的玉器要好的多。這就表明，聚落內部的財富分配出現了劇烈的兩極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對財富的分配使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非生產性支出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為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 ^[19] 

石家河文化大廈，與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蘇新沂的大汶口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流域秦安大地灣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編織出一幅新石器時代多彩的文化畫卷，共同推動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門檻。4000多年過去了，創建石家河文化大廈的居民，他們的容顏軀體早已隨風消散。但是，這座史前文化大廈閃耀着的時間幽光和絢麗光輝，將會永遠鐫刻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進程中。

石家河文化遺存從相當於大溪文化階段開始，經屈家嶺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個基本連續演進的過程。其演進軌跡分為三期。

第一期屬屈家嶺文化，大約距今5000—4600年。這一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開始大發展，普遍使用磨製的石器作生產工具，紡輪數量大為增加且質量變得小巧，製陶開始普遍推廣快輪技術。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現了某種城鄉分化的跡象。

第二期屬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約距今4600—4300年。這一時期，石家河居民在積蓄屈家嶺文化能量的基礎上，積極大膽地進行變革創新。生產工具改進很大，生產水平明顯提高，私有制有了較大發展，原始宗教有了進一步規範，城鄉分化更為劇烈，其文化特徵明顯不同於屈家嶺文化時期。該時期是石家河文化最為繁榮興旺的時期。

第三期屬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約距今4300年—4000年。這一時期，北方氣候趨於乾冷，華夏集團謀求連鎖式向南遷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舉南下，強烈影響長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龍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19] 

石家河遺址是研究中國史前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社會性質、社會結構、人口分佈、聚落的發展演變、民族形成與文明起源、邦國興起的實物資料寶庫，其所代表的“石家河文化”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撐，在中華民族文明起源與發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新考古成果顯示，石家河遺址極有可能是上古時代炎帝部落的核心聚集區；石家河文化與上古傳説中的“禹伐三苗”事件時代、地理位置相吻合，更有專家推斷，石家河遺址可能是炎帝帝都抑或夏朝的南都。這對於廓清中國上古史中的迷霧，探討多元一體民族國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義。 ^[22] 

石家河遺址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藴，是不可複製的文化旅遊資源。對其進行有效保護、合理開發，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將極大地提升天門知名度，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打造新的增長點。 ^[22] 

石家河遺址比較集中地保存了古代人類在特定環境和階段進行開拓性社會實踐活動所創造的大量優秀歷史文化遺存。該聚落由形成、發展、繁榮到衰落的過程，為人們鑑古知今留下了生動、直觀的實物教材，具有歷史教育、科學教育功能。 ^[22] 

石家河遺址出土的文物特別是以玉鳳、虎臉座雙鷹佩、連體雙人頭像為代表的玉器，不僅類型豐富、形態優美、造型生動，而且技術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等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較高水平。 ^[22] 

此前考古認為，石家河古城始築於屈家嶺文化晚期，但2015年以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譚家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揭示出早於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城垣和環壕，表明其在距今約5000年開始築城，將石家河城址的建城歷史至少提前了500年。此外，在譚家嶺遺址的甕棺葬發現的一大批史前玉器，其琢玉工藝代表了史前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5] 

2015年12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紀念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學術研討會上正式對外披露，該遺址近日出土240餘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專家認為代表當時中國乃至東亞琢玉技藝最高水平，並且改寫對中國玉文化的認識。2014年起，考古工作者時隔20餘年後重啓石家河遺址考古，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尋找建築遺蹟時，於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意外從高等級墓葬區5個甕棺中發現了這些玉器。這批玉器類型豐富，有玉佩、玉鋮、玉如意、玉管等，造型別致，生動逼真，有大耳環玉人、連體雙人頭像、鬼臉座雙頭鷹等。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評價稱，這次發現的玉器數量之多讓人驚喜，工藝水平之高超令人震撼。圓雕、透雕等技藝，較良渚文化的平面雕刻有很大進步，代表當時中國乃至東亞範圍內琢玉技藝的最高水平。此外，此前在山西、山東等地高等級墓葬中零星出土有這類文化面貌的玉器，並不知來自何處。這次石家河遺址還發現有玉料、半成品等，可推測那些玉器應是來自江漢平原的製品。

此前學界認為史前玉器有兩個高峯，一是遼寧的紅山文化，一是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現在看來，長江中游江漢平原應該説是一個頂峯，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有高度發達的玉器。這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對中國玉文化包括玉器製作、使用乃至玉禮器的認識。 ^[6] 

2023年4月，一件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在修復過程中，意外發現疑似指紋痕跡。經指紋鑑定專家現場確認，在陶塑人像左耳下、右耳下兩個地方發現的疑似痕跡，確為人類指紋。是長江流域所見最早的人類指紋遺蹟。 ^[27] 

1956年11月15日，石家河遺址由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公佈為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 

1996年11月20日，石家河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6] 

2004年，國家文物局將石家河遺址作為全國30處大遺址之一，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 ^[21] 

2008年，國家文物局批准《石家河遺址保護規劃》。天門市政府按照湖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委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了《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遺址保護管理總體規劃》，計劃將石家河遺址建設成為考古遺址公園。 ^[21] 

2015年11月，石家河遺址總體保護規劃通過國家文物局評審。 ^[21] 

2016年10月9日，湖北省文物工作會議召開，湖北省決定將在石家河遺址上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7] 

2017年4月，天門市成立石家河遺址管理處。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領導小組。湖北省文化廳、省文物局、天門市委市政府將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列為“一號工程”，按照“一年打基礎，兩年有突破，三年見成效”的總體思路和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全面建成的戰略目標，制訂了《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7年-2019年）》。 ^[21] 

2021年10月12日，石家河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9] 

2001年，石家河遺址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 ^[2] 

2017年1月10日，石家河遺址入選“2016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4月12日，石家河遺址入選“2016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2月8日，石家河遺址成功入選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10項“重大田野考古發現”。 ^[23] 

2020年，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石家河玉人像被評為湖北省博物館十大“鎮館之寶”。 ^[14-15] 

2021年10月，石家河遺址被評為“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8] 

2022年1月，石家河遺址入選“湖北百年百大考古發現”150項名錄。 ^[10] 

石家河遺址位於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北郊，分屬石家河鎮土城村，蘆嶺、唐李村、東橋村轄地。 ^[5] 

乘坐市內公共交通佛子山專線至石家河遺址站下車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