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術

石印術在我國近代出版史上得到廣泛應用，對於近代大量書籍以及畫報等出版物的印刷具有很重要的推進作用。

石印以天然多微孔的石油石作為版料，利用脂肪性轉寫墨，在石版制的面板上對圖文描繪，也可以利用轉寫紙，直接將圖文印在石版面上，在這個過程中，石印充分利用了水油不相融的物理特性和原理，在現代操作工藝和技術下，製作成為印版，在印刷過程中，需要用水將版面進行濕潤，此時只有圖文部分是可以附着油墨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説，石刻實際上是一種平版印刷。

石印術是 1798 年由奧地利人施內費爾德（Aloys Senefelder，1771～1834）發明的。施內費爾德生於布拉格，年輕時就從事印刷業，據説他愛作歌曲，但無力付印，就嘗試以石板印刷。他在刊印樂譜時，發現表面有微孔的石板塗上油脂後能吸附油墨，而石板未塗油脂的部分卻有蓄水性能。他對這種現象，結合水油相拒原理進行深入研究，終於在1796年至1799年間在慕尼黑試驗成功，稱之為石印術（Lithography），並於 1800 年獲得英國專利。由於這種印刷術成本低，印刷質量好，很快在歐洲流傳開來，歐洲的倫敦、布拉格、馬德里、巴塞羅那、聖彼得堡、巴黎、維也納都紛紛成立了石版印刷店。19 世紀初，石印技術已在歐洲普及 ^[1]  。

19 世紀 30 年代，石印術傳到亞洲。大約 1834 年前後，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巴達維亞最早使用石印術印刷中文書籍。在這以後，中文石印本在澳門、廣州、上海等地相繼出現。清代有“吃墨石”一説： “泰西有吃墨石，以水墨書字於紙，貼石上，少頃，墨字即透入石中，復以水墨刷之，則有字處沾墨，無字處不沾，印之與刊版無異也。” ^[2] 

我國最早使用石印機的是上海徐家彙天主教會所設的土山灣印書館。該館在清同治八年（1869）成立了木版印刷部，同治十三年（1874）改為石印部及鉛印部。光緒二年（1876）用石印術刊印出一批宣傳天主教的書籍，在天主教徒中間流傳。

石印方面，最早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當推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局。清光緒五年（1879）開設上海申報館的英商美查設立了點石齋石印書局，點石齋石印書局在當時的地位是作為報館附屬機構而存在的，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以後，書局專門聘請邱子昂擔任館內的石印技師，邱子昂在當時是家喻户曉的石印高手，對石印技術瞭如指掌，進館工作以後，他最先印刷的書籍即為《聖諭詳解》，隨後他利用照相石印印刷了《佩文韻府》等大量古籍。點石齋石印書局的石印技術在當時是十分先進的，它印刷了大量的工具書，這對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貢獻作用，同時由於石印技術的利用，點石齋石印書局的出書率是很高的，但是印刷的成本卻十分低。此後，點石齋石印書局的業務迅速發展，其印刷所設在泥城橋堍（今西藏路），發行所設在拋球場（今河南中路南京路）。作為當時較為先進的印刷辦法，其印刷書籍與原版書籍幾乎沒有差別，而印刷書因為有照相技術的支撐，可以使尺寸擴大或縮小，而且製版清晰方便。點石齋的《康熙字典》石印本，就是將殿本分為三排縮印在一頁上，在當時是一種很新穎的版式。它不僅保留了中文字體書寫的優美筆跡，而且縮印的結果，書小价廉，便於攜帶。“聞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 4 萬部，不數月而售罄；第二批印 6 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率夠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而罄。” ^[3] 

繼點石齋石印書局之後，大量的印刷機構也相繼成立，並呈現了一個高峯湧現階段，其中有很多優秀的印刷機構，例如，1811 年開設同文書局，同文書局是著名的徐鴻復於上海成立的。同文書局在當時的規模是數一數二的，在書局建立的最初，徐鴻復就購買了12 架石印機進行晝夜印刷操作，因此，當時同文書局的員工數量也是十分龐大的，已經達到了五百人之多，同文書局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古籍善本的翻譯。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還有《康熙字典》、《佩文齋書畫譜》等。清政府曾通過總理衙門委託同文書局，用新法石印《古今圖書集成》100 部，作為贈送外國的禮物。這事費白銀35萬多兩，歷時3年方始告竣，工程之大，前所未見。另外，同文書局石印的各種法帖、大小題文府等也有數十萬部，不但規模可觀，而且印得惟妙惟肖，使人愛不釋手。

拜石山房的石印業在當時也很有名，它和點石齋石印書局、同文書局互相競爭，形成鼎足的局面。“石印書籍肇自泰西，自英美查就滬上開點石齋，見者悉驚奇讚歎。既而寧、粵各商效仿其法，爭相開設。而新印各書無不勾心鬥角，各炫所長，大都字跡所細若蠶絲，無不明同犀理。其裝潢之古雅，校對之精良，更不待言。誠書城之奇觀，文林之盛事也。”[3]姚公鶴《上海閒話》裏説，點石齋、同文書局和拜石山房， “三家鼎立，壟斷一時，誠開風氣之先者也”。書業間的彼此競爭，促進了石印業的發展。

蜚英館在當時石印書業中也有相當的地位。創辦人李盛鐸在光緒十三年（1887）以巨資向外國購進石印蒸汽機十多部，館內建有東西相對的樓房若干幢，分設總賬房、會客廳、總校處、繪圖處、裱書處、鈔書處以及裝訂處等，分門別户，井井有條。1888 年出版的董恂所撰《還讀我書室主任評兒女英雄傳》41 回，每回前有繪圖。1889 年出版了《蘭閨清玩》。此外，還出版了《正續資治通鑑》、《三希堂法帖》和《説文》等石印書。不過，蜚英館的石印書主要是供士子考試時場屋需用的夾袋書，也即所謂巾箱本的兔園冊子。鴻文書局由凌佩卿等人創辦於清光緒八年（1882），主要石印出版經史子集及舊小説。印有《四史》、《三國演義》等，均較精美，《三國演義》每回均加插圖。1896 年出版石印的《西學富強叢書》，全套48冊，是評述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啓蒙讀物。1903 年出版石印《曾文正公全集》48 冊。1907 年出版《秋風秋雨》一書，是有關秋瑾案文獻的總集。

還有鍾寅柏創設的積石書局，印有《詩韻全璧》、《四書味根錄》等；何瑞堂創設的鴻寶齋書局，專出有光紙石印線裝的古典詩文集以及通俗小説等。當時背景下，我國的上海地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上海的石印業發展十分迅速，上海在全國石印書業佔有領先和中心地位，大量的書籍在上海進行印刷，然後傳遞到全國各地，影響範圍十分廣泛。《上海石印書業之發展》曾對上海有如此的描述： “上海石印中國書籍正在很快地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企業。石印中使用蒸汽機，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機同時開印，並且每部及其能夠引出很多的頁數。”

在石印書業印刷出版大量書籍的同時，石印彩畫等也在興起。最早石印五彩圖畫的，是凌佩卿開設的鴻文石印書局。1882 年魏允文、魏天生船板的中西五彩書局，專印錢票及月份牌，是我國人自辦的最早的彩色石印書局之一 ^[4]  。

點石齋石印書局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就是其中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和史料價值的書。《點石齋畫報》創刊於光緒十年（1884）。月出三冊，隨《申報》附送，也有零售，售價為每冊取銀五分。12 冊為一輯。封面用彩色本紙，圖畫則連史石印，每期八頁。版心長八寸，寬四寸六分半。第一號有問淳館主人題裏封，尊聞閣主人敍。序文説及畫報產生與中法戰爭具有密切關係。該畫報內容以時事畫為主，刻畫細緻，顯受當時西洋畫的影響。關於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的題材，頗多佳夠。此外，對當時重大的國際時事問題都各印有專號。

石印術在當時的優點是省人省力，可按需要印製各種大小書籍，小的佈道冊子可以在短時間內印成，又便於印刷各種文字。缺點是初次投資比雕版印刷要大，需要專用石版和專用油墨，並且在印刷之前必須濕石，要清潔，石板損壞快，書籍印刷質量不穩定。鴉片戰爭之前，石印術並沒有在中國推廣開來，它在中國推行和傳播開來的時間是從光緒初年開始的。其原因一是由於新教在中國傳教受到官方限制，用石印術印小冊子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這種先進的技術不被中國普通階層人士所瞭解，無從獲得推廣。二是由於石印的前期準備，如石版、油墨等都需要從國外進口，中國當時處在閉塞狀態下，這些材料在中國市場上不能夠獲得。在這種情況下，國內介紹石印技術的文字就更晚了，雖然道光年間傳教士就將石印術傳入了中國，但直至同治末年洋務運動的興起後才出現專門介紹石印技術的文字。

但由於石印術具有傳統雕版印刷術無法比擬的技術優勢，石印術逐漸在中國受到重視並獲得廣泛應用。石印術在中國最初興起的時候，多是用來印刷科舉應試的參考書和古籍，如《康熙字典》《駢字類編》等。石印本印刷速度快，而且能印袖珍小本，攜帶方便，深受人們歡迎，一些石印書局因此獲利甚巨，故書商紛起效仿，逐漸形成清末出版界的“石印熱”。清末民初是石印業最為興盛的時期，除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外，內地各省的石印

業也迅速發展，像北京、天津、廣州、寧波等地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都開設了石印書局。隨着石印技術的不斷提高，石印書籍的範圍也越來越廣，經史子集、書畫地圖、報章雜誌，石印本都無所不有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