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

古代石刻種類齊全，時代序列較完整，特別是漢唐石刻，氣勢雄渾、生動精美，在中國古代雕塑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本館收藏的石刻藝術品從題材和功能上大致可分為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其他石刻三類。

石刻 泛指鐫刻有文字、圖案的碑碣等石製品或摩崖石壁。 ^[2]  在書法領域，也有把鐫刻後，原來無意作為書法流傳的稱為“石刻”，一般不表書者姓名，三國六朝以前多為；而有意作為書法流傳的稱為“刻石”，隋唐以後多為，通常標刻書者姓名。----《古代碑帖鑑賞》費聲騫

中國古代自商周起逐漸形成了一套等級分明的陵寢制度，陵墓石刻就是隨着陵寢制度和喪葬習俗的發展而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陵墓石刻大致分為兩類，地下和地上石刻。地下石刻為墓室內實用性和裝飾性石刻，如漢代的畫像石即作為墓室構件嵌置於墓門及四壁上面，刻有內容豐富的各種圖畫。還有石棺、石槨等葬具除了本身具有藝術性的造型外，還刻有各種圖案裝飾。這些畫像石及各種刻飾多采用減地平雕及線刻的手法，鐫刻精美，有着鮮明的時代特色及裝飾效果。

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園、墓葬前的儀衞性和紀念性石刻。儀衞性石刻是在陵墓前神道兩側按一定的規制置放的石人、石獸等起着保衞及儀仗作用。紀念性石刻則是為了紀念某個事件而專門雕刻的，如唐太宗昭陵墓前雕刻的“昭陵六駿”等。這些石刻體量碩大、造型生動、威嚴肅穆。

宗教石刻是指石窟寺、寺廟及民間供養的各種宗教造像及與之相關的雕刻，以佛教石刻為主。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後，其傳播形式除了經典文字外“以像設教”的藝術形式更易於被人們接受、膜拜南北朝以降造像之風盛行。本館收藏有大量北魏至隋唐的佛教造像及道教造像，其中北朝時期的多為造像及造像碑，以開龕造像、浮雕為主；隋唐的寺廟造像多為單體圓雕。這些造像種類較多，雕刻精美，時代特色鮮明，反映了佛教造像由外來形式向中國風格的演變過程。

中國古代石刻除上述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外還有很多實用性石刻。如宮殿、門闕、牌坊橋樑寺廟等各種建築構件及一些實用性石刻如石燈石函、石鎮、碑首、栓馬樁等這些石刻上也多有精美的雕刻。古代匠師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將實用性和藝術性巧妙地結合起來其中不乏石刻藝術中的珍品。

文古文獻《巴協》中記載有當時藏王赤德祖贊從尼泊爾請來工匠和雕刻師的資料。據説，位於藥王山東面半山腰的查拉魯甫石窟，就是為吐蕃時期松贊干布的茹雍妃子所建。“茹雍妃在查拉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當時鹽價已上漲了八十倍之多，工匠雕刻時每產生一升的巖粉，其報酬即是給鹽一升，在巖壁上雕鑿出石窟經堂等等，歷時十三年完成。”

這種支提式窟的形式曾流行於北魏和隋唐時期，唐代以後就不多見了。但在藥王山，仍然可以實地看到的這種石窟風格，也可以印證此石窟的開鑿時間和史料記載基本是比較吻合的。由此可見，通過對查拉魯甫石窟造像的考察可以斷定，藥王山摩崖的開鑿從吐蕃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從此推斷，也就是説早在吐蕃王朝的前期，藥王山就已經開始了佛造像的雕刻工作。

在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記》中也有這樣一段記載與石刻有關的資料，大致內容是：“藏王親眼看見那裏有自然顯現的六字真言，他當即沐浴淨身虔誠祈禱。岩石之上也自然現出菩薩、度母、馬頭金剛等佛像。松贊干布即請來尼泊爾的一些有精巧的造像技能的工人，依照自然顯現出的佛像身形、神采，而精細雕刻出清晰的佛菩薩像。”

在以後千餘年的歷史演變中，隨着西藏地方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佛教信仰的深化和普及，陸續有造像、刻字活動，不斷有各種新的作品增刻在山上，大者數丈，小者不足方寸。

唐代初年，在天興(今鳳翔)三峙原發現了10個鼓形石，上面各刻着四言詩一首，共六百多字，人們叫它“石鼓文”。石鼓文的發現引起了唐代文人的極大興趣，很多人都進行了研究，杜甫、韓愈、韋應物等人作詩題詠。其拓片也流傳於世，為歷代所珍視。因為詩的內容主要寫秦國國君的遊獵活動，所以也稱為“獵碣”。

石鼓文是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書體為秦大篆，歷代評價甚高。它結構和諧，雋美秀麗，被視為大篆“經典”之極品。其年代唐代人以為是周文王或周宣王時，宋人提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經近代和現代學者考證，認定是秦國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獻公之説。

石鼓發現後，曾經多次輾轉遷徙。現原石保存在故宮博物院中。陝西曆史博物館裏可看到複製品。

石刻藝術

中國最早的石刻醫學論著是南齊.褚澄（公元？-483年）所撰的《褚氏遺書》（一卷）。

該書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根據後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蕭淵序所記載，《褚氏遺書》是在唐末黃巢起義時發現的石刻碑文。全書分十篇，即受形、本氣、平脈、津潤、分體、精血、除疾、審微、辨書、問子，總計二千六百二十字。內容豐富，具有真知灼見。《四庫全書提要》評論説：“其書於《靈樞》、《素問》之理頗有發明”，在許多方面“發前人所未發”，“猶千古之龜鑑”。《褚氏遺書》最早論述了陰陽之氣的發生時間、部位和循行路線。如《本氣》篇説：“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一日。”並且用一日中不同時辰來説明 陰陽之氣的流行情況：“人身陽氣，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腦，橫過右腦、石肩、石臂手指、助、足，則又入子中矣；陰氣以午中自右手心 通右肩、右臂，橫過左肩、左臂、左肋、左足、外腎、右足、右肋，則入午中矣。”《靈樞.營衞生會篇》有依太陽運行周天度數把營衞之氣分為晝夜各行陰陽二十五度的論述，但尚沒有明確陰陽之氣的發生時間、部位、循行路線，歷代醫籍也未見記載。

在中國醫學史上，本書最早提出了關於男女胚胎形成的理論。《受形》篇説：“男女之合，二情交和，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為骨，而男形成矣；陽 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這種理論雖然源於《易經》而見諸醫籍者，當首推此。本篇中還提出了由於“陰陽均至”形成“非男非女 之身”的理論，這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醫學史上也是最早的。 中國最早的界域石刻——西漢琅琊界碑

這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界域石刻，位於連雲港市連雲區東連島北面。共兩塊，一塊在燈塔山羊窩頭北麓，面海而立，距海潮面8米。一塊在蘇馬灣海濱浴場山坡巖體上。

東海郡，漢高祖劉邦置。朐，東海郡最北端的瀕海之縣。琅琊郡，秦置，漢沿。櫃，琅琊郡的一個瀕海之縣，東漢初並省，羊窩頭北麓界域石刻在一碣形大石上。碣石風化斷為二截，刻石亦隨岩石自然切理而裂，斷為兩部分。刻石長1．9米、寬1．1米，豎書8行，隸帶篆意。因年代久遠，又長期受海水侵蝕，多半字跡已模糊不清，現有30餘字尚可辨認。據文獻考證，此刻石為西漢琅琊郡南界石，內容涉及兩漢時期琅琊郡的櫃縣和東海郡的朐縣等各地，以及琅琊郡東、西、南、北諸界的劃定。

石刻之泰山石刻(26張)

蘇馬灣界石1999年發現。刻面石寬2．15米、高0.85米，文12行，60個字刻文為豎字，隸體帶豢意，內容為“東海郡朐與琅琊郡櫃為界，因諸山以南屬朐，水以北屬櫃。西直況其，朐與櫃分高陌為界。東各承無極。始建國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出造”。“始建國”為王莽時期的年號始建國四年為公元12年。據此推斷，此刻石距今已有1989年，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最早的星數最多的石刻天文圖

蘇州石刻天文圖，是中國和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星數最多的石刻天文圖。

蘇州石刻天文圖總高約2.45米，寬約1.17米，星圖本身直徑為85釐米。分兩部分，上部分是星圖，下部分刻着説明文字，圖文對照，相得益彰。它是根據北宋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的觀測結果，由黃裳於南宋光宗元年（公元1190年）繪圖，王致遠於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刻制而成的。

蘇州石刻天文圖以北天極為圓心，刻畫出三個同心圓。外圓是南天星可見的界限，包括赤道以南約55度以內的恆星；中圓是天赤道，直徑為52.5釐米；永不下落的常見星用直徑為19.9釐米的小圓（即上規）界開；黃道與赤道斜交，交角約24度，並按二十八宿距星之間的距離（赤經差）從天極引出寬窄不同的經線，每條經線的端點處注有二十八宿的宿度。再外邊還有兩個比較接近的圓圈，圈內交叉刻寫着十二次、十二辰及州國分野各十二個名稱。全圖共有星1440餘顆。銀河清晰，河漢分叉，刻畫細緻。

蘇州石刻天文圖是北宋時代天文學家們認識和記錄星象的智慧結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天文學的發展水平。為了解古代星區劃分和論證現代恆星，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 中國最早的官定石刻經本——《熹平石經》

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議郎蔡邕、張訓等上書要求正訂六經文字。皇帝批准後，蔡邕、張訓等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經典選定正本、訂正文字。由於當時正值碑刻盛行之際，七種典籍便被用隸書刻於石碑上，作為經書的標準版本，成為中國第一部官定石刻經本。

參與者們對漢代通行的經學流派經書文本進行參驗比勘後，擇善而從，確定了經書的標準文字；再由多才多藝的蔡邕筆蘸硃砂，用漂亮的八分書———隸書在碑石上寫好經文；最後工匠依文鐫刻。工程從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歷時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約20萬字。這部石經因刻於熹平年間，又只有隸書一種字體，故稱《漢石經》、《熹平石經》或《一字石經》。

熹平石經竣工後，立於當時都城洛陽城南太學門外，碑石均為長方形，約高1丈、寬4尺。碑頂以瓦屋覆蓋，碑下有座。每碑雙面刻文，經文自右向左直下書刻。這項由最高統治者欽定、規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當時引起極強的轟動。《後漢書·蔡邕傳》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其盛況可見一斑。

石材壽墳雕刻(30張)

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燒燬洛陽宮廟，石經開始被損壞。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北齊高澄時將石碑從洛陽遷往鄴都，結果在半路上掉到水裏，運到鄴都的還不到一半。隋朝開皇年間，又從鄴運往長安，但由於隋官府不重視，營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貞觀年間，魏徵去拯救這些文化瑰寶時，已是十不存一。以後就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殘片。只能在博物館看到為數不多的珍貴的殘石拓片。

規模浩大、氣勢宏偉的熹平石經，是東漢時期尊崇儒學、古文經學發達、碑刻盛行等歷史因素的結晶。它作為我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家經典石刻本，對校對版本、規範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開了歷史上以多部經典文獻為內容的大規模刻石的序幕，自此以後，陸續出現了《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蜀石經》等；不僅如此，它精美的字體、嚴謹的結構也是研究漢代書法史的重要資料。 中國最早的石刻連環畫——《聖蹟圖》

作者是明代大石刻家章草，他苦心鑽研石刻藝術，獨出心裁，在120塊石頭上刻繪出孔子一生的事蹟。《聖蹟圖》敍述故事嚴謹，刻石刀鋒剛健，堪稱藝術珍品。

1900多年的東漢“何君閣道碑”，石碑完好無缺，碑文中的52個隸書字，字跡清晰，字形方中帶圓，雄渾古樸。這是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其記載極有可能改變人們對“南絲綢之路”路線的認識。

《何君閣道碑》被一個上凸下凹的岩石腔保護着，免受了風雨侵蝕，保存完好。“何君閣道碑”呈正方形，邊長約0.8米，碑文記載了東漢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蜀郡太守何君令人在此修建古棧道的事蹟。碑文中的52個隸書字，字跡清晰，字形方中帶圓，雄渾古樸。

《何君閣道碑》不僅是研究古代棧道修建的珍貴文獻資料，同時在漢字的發展演變史研究上，也是極其重要的實物研究資料。而且這塊摩崖石刻的發現還極有可能改變人們對“南絲綢之路”路線的認識，對研究西南地區的交通史有着重要的意義。 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位於太原市的蒙山開化寺內，是我國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歷史悠久居中國佛像之首。

蒙山大佛主峯海拔1325米，是晉陽佛教勝地和避暑勝地。公元551年，北齊文宣帝高洋鑿寺後大巖為大佛，歷五代24年始成。蒙山大佛以山鐫刻，結跏趺定而坐，雙手施禪定印，佛體厚胛肥肩，佛超山巒，高遏雲天，氣勢非凡。據史稱，佛高“二百尺”（約63米）略低於四川樂山大佛，但早於樂山大佛162年。

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龍門地區的石窟和佛龕展現了中國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907年）期間，最具規模和最為優秀的造型藝術。這些詳實描述佛教中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代表了中國石刻藝術的最高峯。

龍門石窟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窟內造像雕刻精湛，內容題材豐富，被譽為世界最偉大的古典藝術寶庫之一。它以自身系統、獨到的雕塑藝術語言，揭示了雕塑藝術創作的各種規律和法則。在它之前的石窟藝術均較多地保留了犍陀羅和秣菟羅藝術的成分，而龍門石窟則遠承印度石窟藝術，近繼雲岡石窟風範，與魏晉洛陽和南朝先進深厚的漢族歷史文化相融合開鑿而成。所以龍門石窟的造像藝術一開始就融入了對本民族審美意識和形式的悟性與強烈追求，使石窟藝術呈現出了中國化、世俗化的趨勢，堪稱展現中國石窟藝術變革的“里程碑”。 ^[1] 

武氏墓羣石刻 位於嘉祥縣城南15公里紙坊鎮武翟山村，是東漢末年武氏家族墓地前的一組石刻藝術品，有石闕、石獅各1對，漢碑2塊和武氏祠漢畫像石44塊。它是國家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世界文化遺產中的瑰寶。

屬於建築與設施類景觀與小品建築亞類中的摩崖字畫。外觀形態與結構：保障東南石刻位於自貢市富順縣趙化鎮普安村6組，坐南向北，鑿刻於清光緒九年（1883），石刻鐫刻於瀘自路下崖壁上，龕內從左至右橫排陰刻“保障東南”四個大字，字體楷書，右邊跋文小字，其內容記述清代咸豐年間富順縣地主團練頭目肖雲笙（肖鏞）在石灰溪鎮壓李永和、蘭朝鼎率領的農民起義軍的史實。 ^[5] 

大足石刻 是唐末、宋初時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題材為主，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寶頂山摩崖造像最為著名，是中國著名的古代石刻藝術。北山摩崖造像位於重慶市大足縣城北1.5公里的北山。北山摩崖造像長約三百多米，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的重要組成部分。造像最初開鑿於晚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歷經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至南宋1162年完成，歷時250多年。現存雕刻造像四千六百多尊，其中造像264龕窟，陰刻圖有1幅，經幢8座，是中國晚期石窟藝術中的優秀代表。

第一山石刻 據清光緒《盱眙縣誌稿》記載：第一山碑刻，包括敬一書院、試院、文廟、瑞巖觀、縣署的碑刻，正、草、篆、行皆有，具有一定歷史和藝術價值。

原不題跋88塊，記載25塊，詩56塊，共169塊。尚有摩崖石刻74塊（其中宋代45塊），碑刻39塊，共113塊，山腰間有著名的秀巖、瑞巖、西城寺三座石刻。均系摩岩石刻，及碑刻，多屬宋、元、明、清歷代名家題留。詩詞並茂，字體齊全。

安嶽石刻 中國佛教與道教混合的石窟位於四川省安嶽縣境內,分佈於全縣4個區32個鄉,保存較完好的有45處，主要有卧佛院、千佛寨、圓覺洞、毗盧洞、華嚴洞、茗山寺、玄妙觀等處，計有摩崖造像105處,造像約10萬身。根據現存題記，造像盛期主要在盛唐至北宋末近 400年期間。石刻內容以佛教造像為主，有少量道教造像，也有對社會現實生活的描寫。

凌雲石刻 最具石山區特色和州府治地特色的人文景觀之一。據縣文物管理所調查統計，凌雲現存的石刻分為10個部分130多款，字數最多的一款有石刻2400多字，最大的一款石刻為2平方米，最早的石刻是明代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已有542年。

石刻內容有契約、詩詞、題聯題字、碑文、墓誌銘和雜文遊記等。主要分佈在縣城周圍，以汾洲、五指山、水源洞、雲台山、翠屏山、獨秀峯、壽桃山為多。石刻最多是水源洞摩崖石刻，共50餘幅，大都是地方官吏、社會名流所題，內容有題額、對聯、詩詞、聯詩、散文、碑記等，記錄了當時文學之精華；其書法有楷書、行書、隸書、魏書、篆書、一應俱全，風格各異，用筆蒼勁有力，書藝精湛，具有較高的文學、藝術價值，為縣文物保護單位。

象鼻山石刻 桂林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存石刻64件, 其中宋23件,元代1件, 明代12件, 清代14件, 民國2件，無年代及姓氏署款12件。有題詩、填詞、題榜、銘文、傳記、營繕紀事、跋刻名人作品等。

水月洞石壁上兩幅巨大的摩崖, 是宋乾道二年(1166)張孝祥的《朝陽亭記》和《朝陽亭詩》。《記》文大意是, 張孝祥與好友張維, 朱元順來遊, 張維酷愛此處山水, 留連忘返, 僧人了元明白他的心意, 便在巖前建亭。亭竣工後, 再次來遊, 張維要張孝祥給亭起名, 張孝祥想起他們在建康(今南京)共事時也曾建過亭, 取名“朝陽”, 以示張維“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於是仍舊用“朝陽”二字給新亭起名, 並且把水月洞也改名朝陽洞。

2022年9月，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經過近4年持續發掘，“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開封北宋東京城州橋遺址取得重要進展，出土巨幅石雕祥瑞壁畫，為我國發現的北宋時期最大的石刻。 ^[4] 

2022年1月消息，國家文物局發佈國家文物局關於加強石刻文物拓印管理的通知。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