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型系統

知識，也是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裏，主體可以佔一席之地，以便談論它在自己的話語中所涉及的對象.知識，還是一個陳述的並列和從屬的範圍，概念在這個範圍中產生、消失、被使用和轉換（在這個層次上，博物史的知識在18世紀便不是已説出的東西的總和，而是方式和所在的整體，我們能夠依據這些方式和所在把每一個新的陳述納入已説出的東西中）；最後，知識是由話語所提供的使用和適應的可能性確定的（因此，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在古典主義時代不是各種經過答辯的論文的論文，而是它在其他話語中的或者在其他非話語的實踐中的連接點的整體）。有一些知識（這些知識既不是科學的歷史雛形，也不是它經歷過的部分）是獨立於科學的，但是，不具有確定的話語實踐的知識是不存在的，而每一個話語實踐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識來確定。

在《詞與物》中，他對知識型作了這樣的界説：“在任一既定的文化和時刻中,永遠存在着一個惟一的知識型，它界定了所有知識可能的條件”知識型的轉換往往是突然的、任意的，形成了話語的“斷裂”使得“事物不再以同樣方式被感知、描述、刻劃、表達、分類和認識”。他把文藝復興以來的“知識型”劃分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型、古典時期的知識型、現代的知識型以及後現代的知識型（福柯雖沒有明確指出這一新的知識型），但他的分析已説明了存在着一種現代之後的知識型。

《知識考古學》出版於1969年，目前在國內的譯本主要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由謝強、馬月翻譯。福柯寫作《知識考古學》的初衷，是回答他的《詞與物》出版後引起的批評和誤解。《知識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介於語言形式化技術(符號學)和哲學解釋（解釋學）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也可以説是結構主義理論與歷史唯物論之間的道路。福柯由此展開他的話語實踐理論的闡述：作為考古學統一基礎的陳述是外在作為規則體系的語言和實踐。對福柯來説，考古學不完全是一種理論，也不完全是一種方法論，而是作為對對象的批示的某種東西。所以，在他進行科學史的研究時，他認為他找到的特殊性是被研究的物質性本身，而不是他的觀點的特殊性。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麼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

正文

主體-----方式-----作用客體-----知識體系

考古學並不貫穿意識一知識一科學這條軸線（這條軸線不能擺脱主觀性的指針），它貫穿話語實踐一知識一科學這條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