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菊農

瞿菊農，原名世英，江蘇常州人，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之叔，但比秋白小一歲。他出身於書香門第，童年在常州讀私塾，後隨父瞿壽申到北京就讀於教會學校匯文學堂,故中英文基礎均較好。他在燕京大學讀書期間，才18歲，就與瞿秋白、鄭振鐸、趙世炎等人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人道》 月刊，探索開創新社會的途徑。

1919年爆發了以學生為主力的“五四”愛國運動，他積極投入運動，是燕京大學“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被選為北京學生代表赴上海蔘加全國學生聯合會。瞿秋白當時也參加和領導了五四”運動。他們在上海積極從事組織、宣傳、演講活動，每天還要在一家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他和瞿秋白寫文章極快，被稱為瞿家的兩位才子。

“五四”運動之後，瞿菊農繼續參加愛國活動和新文化運動，1920年他與鄭振鐸、葉聖陶、沈雁冰(茅盾)等組織文學研究會，提倡新文學，創辦了頗有影響的《小説月報》。同年他在燕京大學畢業，留校作研究生，1922年獲碩士學位，留燕京大學任教。1922至1923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學者杜裏舒和印度愛國詩人泰戈爾先後到中國講學,瞿菊農擔任他們的翻譯和助教，並由他譯編出版了《杜裏舒演講錄》10卷，又譯了泰戈爾名著《春之循環》一書。此後,陸續翻譯了顧西曼的《西洋哲學史》、康德的《康德教育學》等書他自己也撰寫了《西洋教育思想史》、《現代哲學》等著作，成為西方科學文化的介紹者之一。如此豐碩的研究著譯成果，對於一位青年來説，真不愧為風華正茂的才子。 ^[2] 

1920年他資助瞿秋白以記者身份赴蘇聯，考察採訪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他在《追寄頌華、宗武二兄暨秋白侄》的詩中寫道:回頭一望，悲慘慘的生活，烏沉沉的社會...要做蜜蜂兒，採花釀蜜;不要做郵差，只來回送兩封信兒......你們回來的時候，希望你們改變、創造.....”

瞿秋白的回信寫道:“菊農叔呀!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我們此行的意義就在這幾個問號裏。”表達了他們為國為民而採花釀蜜的共同心願。

1922年瞿菊農在燕京大學畢業，留校作研究生,兩年後獲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23年，法國杜裏舒教授來華講學，他任助教和翻譯，並譯編出版了《杜裏舒演講錄》十卷;此後他在上海國立自治學院任哲學教授，曾擔任來華講學的印度名詩人泰戈爾等的翻譯,並翻譯出版了泰戈爾的名著《春之循環》。

當時他是中國最年輕的大學教授。

1924年瞿菊農考取了江蘇省官費留學，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1926年獲教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講授哲學與教育學，同時與金嶽霖等人編《哲學評論》雜誌，研究和介紹中外哲學發展動態。這時他才26歲。

他一面教學，一面研究和寫作，寫了《教育哲學》和《進化教育》等學術著作，他在研究中國教育時與外國教育相比較，深感中國教育是少數人的教育，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缺少受教育的機會;中國教育是抄襲外國的，脱離了本國生產生活實際。中國社會的基礎在農村，要使國家富強，眾多農民必須受基本教育。教育必須下鄉，研究教育改革的人也必須下鄉;“五四” 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也必須下鄉。

這時，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愛國知識分子，興起了下鄉從事實際工作的趨向和潮流，平民教育家晏陽初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也把掃除文盲工作的重點從城市平民轉為農民，並發展為將文字教育與科技、衞生教育及縣制改革相結合的鄉村建設運動。他的想法與晏陽初相同，1927年經“平教會”平民文學部主任陳築山介紹，瞿菊農開始與“平教會”合作，利用大學教學的業餘時間，幫助“平教會”研究和編寫掃盲教材《農民千字課》及研究民間文藝。

因為農民文盲人數佔全國人口80%以上，掃盲教材的質量如何關係重大，要編好教材，需做大量艱苦工作，僅用大學教學的業餘時間是不夠的。1930年他毅然辭去了教授職務，擱下了學術著作，放棄了舒適的城市生活，把家搬到“平教會”定縣實驗區，以全部精力投入農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研究實驗。從此成為晏陽初最得力的並且堅持最久的主要助手。當時先後參加定縣實驗的歸國博士、專家、教授有數十人，大學畢業生有500多人，受到輿論界和社會人士的高度重視和好評。這就是後來傳為美談的“博士下鄉”壯舉。

定縣實驗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一個全國性的鄉村建設運動被髮動起來了。全國各地湧現了大大小小數百處鄉村建設實驗區。盧作孚在北碚也受其影響，曾派代表去定縣參觀，並對北碚進行開拓和建設。後來他當上四川省建設廳長，省長劉湘電邀晏陽初到四川協助建設工作，北碚隨即也辦起了嘉陵江三峽實驗區。從此晏陽初與盧作孚成為好友。

定縣實驗取得了很大成績，在國內外影響很大，國民政府決定在各省推廣，但因抗戰爆發，實驗和推廣工作都不得不停頓下來。對定縣實驗的評價,《晏陽初傳》的作者吳相湘寫道:“定縣實驗的進行，是國內第一流人才，創制的第一等計劃、做出來的第一等工作。”晏陽初因此享譽世界。晏的主要助手瞿菊農也是有一份功勞的。雖然現在知道瞿菊農的人不多。

日軍逼近定縣後，“平教會” 向後方轉移，併發起抗戰教育運動。經湖南、貴州，輾轉到重慶。抗戰期間已不能開展鄉村建設，晏陽初決定為戰後鄉村建設培養人才。在盧作孚的幫助下，1940年在北碚大磨灘創辦了私立鄉村建設育才院。瞿菊農離開定縣後，先後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長、湖南省地方行政幹部學校教授部主任、貴州鄉政學院院長和鄉村建設研究所所長，該研究所是“平教會”與清華、南開、金陵大學、協合醫學院等校合作設置的研究機構。

“平教會”遷到北碚後，瞿菊農主持的鄉村建設研究所也遷到北碚。為了集中力量辦好育才院，研究所不久即停辦。育才院設專科部和研究部，瞿菊農任育才院教授和研究部主任。1943年，晏陽初因公出國，由瞿菊農代理育才院院長職務，後來又代理晏的“平教會”幹事長職務。他代理院長職務後，為辦好育才院而全力以赴，要求師生努力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同時,積極準備將育才院擴建為獨立學院,他多方奔走,籌集經費，擴建校舍,充實設備,延聘師資,爭取教育部核准等,1945年完成擴建工作,改名私立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設教育、社會、農學、農田水利四個系，並獲准授予本科畢業生學士學位。

瞿菊農代理院務期間，學院進行了教育改革，1946年鄉建學院宣佈取消了訓導制，不設訓育主任，學院成立“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處理重大問題，學生的課外活動，概由選舉產生的學生會組織進行民主管理，這一舉措提高了學生的民主自治精神，該院成為學習空氣濃厚、秩序良好、民主團結進步的學校。同時，瞿菊農頂住了國民黨的壓力，不許在學院成立國民黨組織，堅持學術自由、民主辦學。學院訂有師生在課外交談的制度，瞿菊農的住宅也定期向學生開放，讓學生自由訪問。

瞿菊農起初住在學院附近的白鶴林，後遷到學院內一棟簡樸的教授住宅，家中常有教師或學生去親切交談,有時也有學術界的老朋友去訪問和“擺龍門陣”。瞿曾邀請許德珩、侯外廬、老舍等名流去該院講學，併成為他家的座上客。侯外廬在他所著《韌的追求》一書的《在白鶴林的賓朋鄰里》一節中寫道:“ 瞿菊農是無黨派教育家，政治態度開明，一派學者風度，為人也極誠懇，他知道我信仰馬克思主義，與我交往非常自然，非常熱情。我在研究著述社會史過程中，瞿菊農很熱心地為我提供他個人的藏書和鄉建學院的藏書。”

1946年1月，重慶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期間，重慶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掀起高潮，瞿菊農以無黨派愛國人士身份，應中央大學學生組織的邀請，到沙坪壩向廣大學生作了一次演講，要求政協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要求停止內戰實現民主和平。

聽過瞿菊農講課的鄉建學院學生，都感到他知識淵博，講課旁徵博引，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印象深刻。他待人和藹，受人尊敬。

1947年6月1日，鄉建學院師生中的中共黨員和愛國進步人士31人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經他四處奔走營救，多數獲釋。

抗戰勝利後，1946年，“平教會”繼“定縣實驗”停頓十年之後，又在重慶附近的璧山縣成立了華西實驗區(初名巴璧實驗區)，先在璧山四個鄉試點，逐步擴大到北碚、巴縣等十個縣一個局(北碚當時為相當於縣的管理局)。作為“平教會”研究部主任的瞿菊農,要研究和編輯切合華西實驗區實際的新教材，1947年，他將鄉村建設學院的院務交給梁仲華教授代理，自己去南京主持“平教會”南京辦事處的工作，指導農民教材及各種讀物的研編工作，安排南京和璧山兩處的編研人員的分工合作。

晏陽初在美國朝野知名人士中進行了大量活動之後，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援華法案的晏陽初條款，決定將援華款項的10%用於中國農村改造，成立了中國農村復興中美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晏陽初是委員之一。華西實驗區因此可以得到充足的經費援助，可以擴大實驗區域和增加建設項目。也為瞿菊農實踐他的教育改革和鄉村建設理想提供了新的機會。

因為晏陽初忙於“農復會”和其他工作，在家的時間較少，瞿菊農除了參與華西實驗的研究設計和重大決策，仍把農民教材的編研放在重要地位。在他的指導下，先後完成教材十餘種及國民通用詞表的編研工作;華西實驗開始後，他組織專家分別在南京、璧山編研新的教材，在他的參與和指導下，1947年編製成新的國民通用詞表，翌年，新編了以失學農民為對象的《農民讀本》，還編了《應用文》，這是基本教材，同年，為了實施導生傳習制，還編了農民讀本的《傳習指引》、《輔導參考書》，並再版了《怎樣做導生》等書，這些書都是經過瞿菊農在南京參與研究或經他認真校閲後出版的，質量很高。另有補充教材，是為建設活動所需的，如防治螟蟲等編印了傳習畫片，這類教材是在璧山編的。這些教材在華西實驗區的傳習教育網即時傳習，即時建設，做到了“教、學、做合一”。因為教育與農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密切關係，只要教學有方，就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改造生活的積極性，所以助力多而阻力少，效果顯著。同時，實驗區還重視了農村小學的改造，派大學畢業生去鄉村辦示範小學，提高教學質量,並防止出現新文盲。

華西實驗原計劃15年完成，但因時局動盪，璧山、北碚、巴縣共50個鄉開展了兩三年、其餘各縣只幾個月就結束了。儘管如此，鄉村教育和經濟建設仍取得一些成績，50個鄉的失學農民60%以上掃除了文盲，科學技術得到推廣，農民增加了收入，鄉村衞生也有所改善。華西實驗最大的優點是做到了教育與生產生活實際緊密結合，為晏陽初、瞿菊農的教育理想做出了典範。

華西實驗區成立前，194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鄉村建設學院在歇馬鄉和北碚金剛鄉辦國民教育實驗區，從事民眾教育教材及民眾字彙的研究、編輯和實驗，在瞿菊農的指導下，先後完成教材十餘種及國民通用詞表的編研工作。

華西實驗區成立之初，曾考慮將實驗區總辦事處設在北碚，距鄉建學院及平教會本部較近。但北碚在盧作孚盧子英兄弟經營下，已有建設基礎，在這裏搞實驗阻力小，不容易發現問題，在北碚行得通的辦法，在別處不一定行得通，所以北碚的代表性不如璧山。實驗區總辦事處設在璧山後，北碚仍是實驗區的重點之一，很快就在北碚全境八個鄉開展實驗工作。1947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派專家來考察，對華西實驗區及其基礎較好的北碚鄉村建設實驗深表滿意，該組織決定將這裏作為“基本教育實驗區”(包括兒童教育和民眾教育)，國民政府教育部為適應教科文組織的計劃，委託“平教會”設置基本教育第一委託實驗區，負責編纂農村基本教育課程及教材教法之研究與電化教育之實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來專家胡本德博士等常駐北碚，成立了教科文組織的辦事處，與華西實驗區進行交流與合作。北碚的基本教育實驗作為華西實驗區的一部分，取得的成效，《嘉陵江日報》1948年5月1日至4日連載了署名沙江的一篇報道《傳習教育在北碚》，內容翔實生動，可以看出農民通過教育提高自力後的許多好處。

瞿菊農是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繫最早的教育家之一，1945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專家去英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籌建活動，並作為中國平教運動的資深學者接受了該組織的委託，為其制定了基本教育計劃。接着，他出席了該組織的第一次大會。1947年在墨西哥出席該組織會議時，受到熱心平教運動的墨西哥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的熱烈歡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人推崇瞿的才幹，欲以10萬美元的年薪聘請瞿菊農留在該組織工作，被他謝絕。儘管他當時經濟困難，家庭人口多，幾個子女上南開中學時還得忍痛賣書來湊足學費，他也不改當初下鄉的初衷，把華西實驗的重任承擔下去。194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赫胥黎再次寫信給特別顧問晏陽初，提出聘瞿的要求，晏不得不同意讓瞿菊農赴巴黎協助該組織推行基本教育，為期半年。同年12月，瞿菊農到黎巴嫩參加該組織第三次大會，有人勸他趁機留居國外，他懷着愛國赤忱如期回國。1949年秋他到印度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印度政府聯合舉辦的鄉村成人教育會議，他以基本教育專家身份擔任大會主席，受到國際同行的敬重。這時國內形勢已發生變化，

他回國時到香港已買不到飛機票，他不顧危險強登了一架無國籍飛機飛回重慶。仍到北碚鄉村建設學院講授教育哲學;並繼續代理晏陽初的平教會幹事長職務。任勞任怨，忍辱負重，直到1950年平教會結束。

解放後瞿菊農先後任國家鐵道部專員、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76年病逝。著作有《現代哲學》、《教育哲學》、《西洋哲學之發展》 、《進化教育》、《鄉村教育文錄》等及譯著多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