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光書院

鴉片戰爭後，英、美、法等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在中國的傳教權，大批傳教士進入中國開展傳教事業，其中包括大量的女傳教士。1868年，美國長老會女傳教士那夏理作為其中的一員，遠涉重洋，來到廣州。經過幾年的實際工作和觀察，那夏理認為，“欲救中國女同胞，使能接受真理，非先倡女學不可”。她致函美國北長老會婦女傳道團，希望能在廣州設立一間女子寄宿學校，很快得到婦女傳道團的同意與支持，並允諾每年提供1000美元的辦學經費。

1872年，那夏理在廣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創辦了華南地區第一所教會女子書院，取名“真光”。“真光”取自《聖經》中“是乃真光普照乎萬世之人人”，藴含着那夏理希望通過“真光”照亮矇昧黑暗社會的願望。女校順利創建，那夏理滿懷期待地迎接自己在華傳教事業的新篇章。

現實卻並不如所願，真光書院開學之初，僅招收到6名學生。由於當時受“女子無才便是德”傳統思想的禁錮，婦女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因為外國侵略者的野蠻行為，民眾對洋人辦的學校更是排斥。

為了吸引學生，書院實行免費教育，不僅學雜費全免，還提供食宿和日用雜物。據檔案資料記載：“每一生徒，冬夏各贈衣一套。學生各人都有藍蚊帳、紅白色被袋、皮枕、油紙扇、高麗巾、瓦面盆、皮拖鞋，用具齊備，入學不費一文。”即使條件如此優厚，但招生情況仍然不理想。生源問題已給那夏理澆了一盆冷水，但真光書院將面對的不僅僅是這個問題。

1875年沙基附近失火，真光書院的校舍因火災嚴重被毀。修復後的校舍面積狹小，根本無法適應教學所需。這時那夏理做出一個令眾人吃驚的決定——遷校至仁濟街。她用教會的匯款購地興建了三層校舍。新校舍落成儀式當日，廣州城中人盡皆知，人潮湧動，交通幾斷，美國領事、南海縣正堂等都應邀出席。

為什麼那夏理要花費巨資修建如此規模的校舍呢，一是希望能夠增加書院的知名度，二是提高學校在民眾心中的認同感。遷校之後，書院基礎設施日益完善，生源也漸趨穩定。

與此同時，社會對女校以及教會的偏見和猜疑成為生源之後的最大問題。真光書院所處的仁濟街附近居住的普通民眾基本沒有受過教育，嚴格恪守男女之大防，無法接受女校這個新生事物。他們稱呼書院的女生為“番鬼婆”“入鬼教”“荷蘭薯”等，見到女學生經過便指指點點，紛起調笑。這給女學生造成了不少困擾，甚至讓一些女生有退學的想法。 面對如此遭遇，那夏理雖然非常憤慨，但她還是主張先適應中國特殊的社會狀況再用教育試圖改變，並採取多項措施。例如禁止學生高聲講話、大笑和大步走；學生除父兄外，不得會見其他男客；做禮拜時，男女分別進入禮拜堂，座位亦分開並用屏風隔開，以期緩和民眾對書院的質疑和詆譭。

由於生源的缺乏，真光書院建校之初學制並沒有規範化和制度化，只是分為女童班和婦女班，三年畢業，開設相當於初級小學的課程。隨着學生日益增多，學校按照學生程度分設三個年級：細班，相當於小學一、二年級；中班，相當於小學三、四年級；高班，相當於高小程度，由此真光書院向着真正意義上的小學體制發展。

當時真光書院女學生們的一天極為規範：上午7時30分開始上課，授課前師生都要進行祈禱，然後老師講讀聖經故事以及與聖經有關的其他書籍；下午讀中國的四書五經，由中文老師講課；晚間學生要在教室內進行祈禱。星期天是主安息日，書院關門不許外出，全校師生要舉行守息日，上午到禮拜堂聽牧師講道，下午要練習唱聖詩。因為唱詩是重要的宗教活動，所以真光書院對音樂課程極為重視，由校長那夏理親自教授，奠定了真光書院良好的音樂教育傳統。

1909年，校董會任命劉心慈為副校長。同年，真光書院改名為真光中學堂，並增設師範班。

1912年，改名為私立真光女子中學，並於1917年在芳村白鶴洞建造了新的校舍。

新中國成立後，真光中學校董會遷往香港，創辦了九龍真光中學。廣州白鶴洞的真光中學在1954年改名為廣州市第二十二中學。直到1984年10月14日，經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十二中學才複名為廣州市真光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