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立安徽大學

一、安徽大學的籌建 ^[1] 

1921年9月，省內外一些皖籍學者名流，向當時的安徽省長許世英建議創辦安徽大學，以滿足本省中學生升學之需，推進安徽的文化教育事業，許採納了這個建議。隨後，教育界部分知名人士組織了“安徽大學期成會“，經多次會議，於1922年春擬定了籌設安徽大學簡章並在省教育會內組織了“安徽大學籌備處”。1922年3月23日，主持籌備工作的劉貽燕、徐光煒、蔡曉舟等向省長呈遞報告，要求准予籌備處立案並頒發圖記（公章），撥給經費。報告申述了創辦大學的理由：“以大學為造就人才之學府。我國大學除國立外，江浙粵晉各省均已漸次設立，而吾皖尚付闕如。查吾皖地居長江中樞，省立中等學校近有三十所，卒業者既日增，升學者自益眾。不設大學，何以造就專業學術之人才……，非有最高育才機關，實不足以饜足學子之望”。省政府批准了這個報告和籌備章程。安徽大學籌備處有評議部、幹事部兩部分。所聘評議員都是皖籍學者名流如許世英、柏文蔚、王星拱、朱藴山、章伯鈞、高一涵、梅光迪、楊亮功、胡寅旭等60人；幹事部分事務、交際兩股，事務股3人；劉貽燕、徐光煒、蔡曉舟；交際股有12名成員，胡適、陶知行（行知）、光明甫、程濱遺、劉希平等都在其中。籌備處負責人為蔡曉舟。然而二十年代初葉的安徽經濟凋零、財政拮据，為解決興辦大學的經費，省教育廳1924年10月向省府呈文《關於煙酒附加一成特捐移做籌備安徽大學基金與財政廳會稿》，但沒有落實。安徽大學籌辦了三年，未有進展，1925年6月，蔡曉舟向省政府繳還了安大籌備處的圖記，首次籌辦告綴。是年7月，省教育廳還有擬請王星拱繼任安大籌備主任給省政府的呈文，但後不了了之。

1926年6月，興辦安大的社會呼聲又起，安徽教育廳長洪逵擬訂《徵請皖賢會商籌設安徽大學辦法》，重設“安大籌設辦事處”，“七月召集南北人士會議，決定重要議案十四件。8月籌備處向省政府呈送了《安徽大學組織大綱》草案。十月省長高世讀聘姚永樸先生為校長”，主持籌建事務。幾個月後因北伐戰爭興起，籌辦工作再告中輟。

1928年8月，安徽大學文法學院成立，內設中國文學系、教育學系、政治經濟學系、法律學系，4系首批招收本科生一百餘人，此時第一屆預科生140人畢業，相當部分考文法學院本科學習。省下令聘劉文典任文學學院院長，主持全校校務。9月安大本科開始上課。不久安大工學院亦告成立，但當時考試合格錄取的新生僅3名，無法獨立開班。當年11月，安大學生與省立第一女中因故發生衝突，時值蔣介石來安慶，偏聽女中方面一面之辭，立即召見劉文典加以訓責，劉出言頂撞蔣介石，遭到免職拘押，不久即被迫離開了安慶。農學院籌備主任韓安也因這次風潮辭職。農學院籌備告輟。

1929年1月，省政府宣佈安大籌備結束，撤銷籌備委員會，接收改組安徽大學，改定校名為“安徽省立大學“，任命省教育廳程天放兼任安大校長。程上任後停辦安大工學院，將3名學生轉入文學院學習（1929年秋理學院成立後再轉物理系）；將文法學院分開，文學院設中國文學系、教育學系，法學院設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保留預科並着手籌辦理學院以符合當時《大學組織法》關於必設三個以上學院方可稱為大學的規定。程上任後改組了人事，任命章益為文學院長，端木愷為法學院長，朱世明為理學院籌備主任，譚書麟為預科學長，季惕凡為秘書長。程肆意安插親信的作法引起了安大師生的反對，1929年春安大進步學生在中共安慶黨團組織的組織下醖釀開展驅逐程天放的學潮，後因叛徒的出賣遭到程天放和反動當局的鎮壓，程也因為逮捕迫害進步學生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不得己於1929年6月辭去安大校長的兼職，省政府於6月聘請王星拱繼任校長。6月，安大代辦的法政專修班畢業。是年8年，安大理學院成立，先設物理系，任命張其浚為理學院長，楊亮功為法學院長兼教務長，鄧季宣為預科主任。是年文法理三院招收了本科新生177人。

1930年1月，王星拱接受了主持武漢大學校務的聘請，向省政府提出辭職但未獲批准。6月，王星拱就任國立武漢大學副校長，楊亮功接掌了安大校長之職。遵照教育部令學校正式定名為“安徽省立安徽大學“，楊裁撤安大預科，擴充各院系，文學院增設外國語文學系，改教育系哲學教育學系，理學院增設算學系、化學系、生物系，至此省立安徽大學有3院10個系。是年組織了校舍建築委員會，計劃建築新校舍、籌建農、工、醫3學院。

1931年6月，楊亮功因人事不諧辭職，省政府聘理學院長何魯代理校長。何7月1日到任後聘程仰之為文學院長，1932年春，安大校務停頓了近6個月。至1932年4月，校務經費積欠達10餘萬元。

1932年4月21日，程演生校長受命於危難之際，聘光建為文學院長（未到任），陶因為法學院長，理學院長不變，聘洪逵為安大秘書長，於5月2日恢復上課（4月25日學生註冊）。因“一二八“事變日寇侵入上海，凇滬各大學被迫關閉，大批學生流落內地，安大頒佈了《校外學生借讀規程》，收容了中國公學等上海地區大學的數十名失學學生在校就讀。

1934年1月，困於辦學經費不繼，程演生辭職，由傅銅繼任校長。為解決經費困難，4月安大和省教育廳向省政府呈送了《關於將本省大學改為國立或予以補助》的報告，未果。6月，第三屆學生99人畢業。奉教育部令停辦法學院，送法學院法律系學生47人至北平朝陽學院借讀；政治學、經濟學兩系合併為政治經濟系，改屬文學院（院長姜伯韓）；理學院數學、物理兩系合併為數理系。再次籌建農學院，聘李順卿為籌備主任。7月24日，安大新教學樓建築正式開工。8月，招新生136人。11月，省政府撥安慶對江大渡口前甲種工業專門學校校舍為安大農學院址，撥東至八都湖原敬敷書院學田2400畝為農學院農場，指令安大將五里廟三院校址及田地轉交安慶高級蠶桑科職業學校管理。

1935年6月，第四屆學生100人畢業。農學院正式成立，理學院長李順卿兼農學院長，下設農藝系，省政府又劃霍邱湖灘10萬畝歸農學院管理。7月1日，遵教育部令，安大開始施行《學位授予法》，此後的安大合格畢業生，均被授予學士學位。7月5日，傅銅因母病去職，李順卿8月1日繼任校長並停辦政治經濟系，送該系三四年級學生到北平法商學院借讀。8月新校舍竣工交付安大，至此方將聖公會房屋退租，搬入新大樓。10月7日安大舉行了新大樓落成典禮。是年招新生148人，其中農藝系首批新生21人（《安大校友通訊》創刊號“母校簡史“記載為78人）。1936年6月，第五屆98名學生畢業。是年安大招新生179人（含26名備取），增設農業經濟系。至此安大有3院7系；文學院有中國語文學系、外語系、教育系，院長周予同；理學院有數理系、化學系；農學院有農藝系、農業經濟系，院長汪洪法。全校學生301人（含在外借讀21人）。

1937年6月，第六屆43名學生畢業。農學院增設森林系，該院三系當年招新生60名。7月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繼而“八一三“日寇侵佔上海，染指南京，皖局動盪，教務長謝循初等教授主張安大西遷漢口，未果。1938年春戰局惡化，日寇迫近，“所有母校圖書儀器，由李校長及一部分先生運往長沙“，隨後李順卿隻身去重慶，大部分教職員也先後離校，校務陷於停頓。3月25日，省府命安大農學院長汪法為安徽大學主任保管委員，暫時主持校務。5月日寇飛機轟炸安慶，汪洪法率安大師生撤離安慶，沿安合公路北上六安，準備到霍邱安大農場恢復農學院。至7月，六安霍邱相繼告急，學校轉遷立煌縣（今金寨），派人到漢口籌設安大辦事處，不久漢口告急，安大辦事處撤至重慶。當時因安大圖書儀器已船運至湖北長沙市，擬在沙市覆校，因時局惡化、辦學經費斷絕而作罷。隨後，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令，部分圖書儀器由安大註冊課主任洪韻負責經湖南桃源運到湖南藍田（今漣水市）。

至此，安大覆校已無可能，在重慶的汪洪法和安徽教育廳長方治及省府駐渝辦事處長聯名請示省府辦理移交，至1939年夏將各項手續辦理移交，至1939年夏將各項手續辦理完畢。部分內遷學生借讀於武漢大學，大部圖書轉交國立編譯館，全部儀器和部分圖書轉交給遷在湖南藍田的國立師範學院。

經過十餘載艱苦創業，具有10年辦學歷史的省立安徽大學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而被迫停辦，這是安徽高等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

一、行政管理體制 ^[1] 

省立安徽大學為安徽省政府興辦的全日制綜合性大學。省立安徽大學校長由省政府聘任，學校實行校長主持下的校務會議制。校長對學校事務有絕對支配權。

“安徽省立大學“時期的行政管理體制是，校長直接領導各院系，並主持學校行政會議。行政會議領導秘書處、教授會和各專門委員會。秘書處為主管全校行政事務的總機關，下設圖書、事務、文書、會計、註冊等5股；教授會由各學院院長和講師教授代表（從教師中投票選舉產生）10餘人共同組成，負責研究全校日常教務工作，提出意見協助校長領導院系教學；各專門委員會負責研究決定教學之外的各方面校務。分別有招生、訓育、圖書、出版、體育、衞生、審計、校刊、升級審查、資助學額以及演講等11個委員會。成員由相關人土組成，如招生委員會由秘書長、各院院長、各系主任和註冊股主任組成；體育委員會由訓育主任、軍事教練、本科預科體育指導員和各院學生代表各1人組成。（附表一）

定名“安徽省立安徽大學“以後，管理體制有所變化，改由校長主持校務會議（成員是：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各系主任、投票選舉產生的教授代表4人），由校務會議決定全校方方面面的事務，分別領導各專門委員會、行政會議和軍事訓練處。專門委員會的職能和過去差不多，只是委員會的名目由“演講“、“升級審查“等換成了“學術指導“、“建築“、“獎學金“等12個委員會。行政會議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和列席秘書組成，決定學校的教務、行政所有事務。它具體管轄：秘書處，下轄庶務、齋務、會計、文書四課；各學院和教務處，教務處下設出版、圖書、註冊三課和體育部。

軍訓在三十年代的大學教育中有特別的位置，當時的教育部和“訓練總監部“要求一、二年級大學生都必須參加軍訓，規定學生軍訓不及格不予畢業。所以軍訓部也直接由校務會議領導。（附表二）

從表面上看，安大的校務都由校務委員會決定，其實校長對校務有絕對的支配權，這是因為第一，校長是校務委員會當然主席；第二，安大的各院院長、各系主任以及所有教授都由校長聘定，因而他們主持的各委員會、各處、各院都必須服從校長的意志，否則一年聘期滿後校長就可能不予續聘。而校長則可以利用院長教授們分擔自己很大一部分具體的事務性的工作，同時卻無大權旁落之虞。

二、學制與課程設置

省立安大學制為本科四年，實行“學年學分制“。即規定本科學生修業至少須滿四年，所學課程按學分計算，每學期每週上課一小時或實驗、實習二小時為一個學分。每個本科生四年內必須修滿132-152個學分，通過畢業考試，才能畢業。為了限制學生提前修完學分提前畢業，安大又規定“學生前兩年每學期以至多修20學分，至少修18個學分為限；後兩年每學期以至多修18學分、至少修15個學分為限“。但“黨義“課、軍訓、體育、中等英文與數學補習課的學分不在總分132分之內，另外計算。

全院課程（時稱“學程“）設置分“全校共同必修學程“、“全院必修學程“、本系必修以及“選修學程“。黨義、軍訓、體育、國文、英文等都為全校共同必修課程。各院系根據各自專業需要，分別設置課程，但規定“各系必修學程，應占總分至少三分之一，至多二分之一，所開學程盡力切合本省之需要“。總的來説，安大的課程設置還較齊全，如1932年下半年，各院系即共開設了274門課，其中文學院93門、理學院76門、法學院105門。

與學分制相併行的是選課制。安大全部課程分必修、選修兩種。必修課程注重學生的基礎知識及專業訓練；選修課程注意適應學生的個性和志趣。學生每學期開始，均有兩天選課。選課要參照各院系本學期的課程表，該學期開設的各類課程及學分值在各系課程表上分別標出。各院各學期開的必、選修課程多少不等。一般一年級不開選修課和系必修課，首先要學完全校共同必修課。到二三年級以後，選修課多了起來。學生遇該院系必修課學分不足以完成學年學分總數時，不必嚴格按本系課程表選課，可自定學習計劃，選修其他任何院系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只要你學過該課程的“預修課程“即可。在1933年以後的幾年，由於每學期各院系開課的種類較多，學生學習選擇的餘地很大，如1934學年度中文系開設必修課28種，選修課25種；數理系開必修課35種，選修課22種，學生可自行選定課程。安大規定選修課的最低開班人數為文法學院5人，理學院3人。所修課程不及格（60分）不給學分，如必修課則必須重讀；如選修課可改選他課，只要修滿學分即可。學校調控學生選課的手段，一是每個學生的選課表要經系主任批准簽字；二是不少課程都先設“預修課程“。把握住開設預修課程的時間與數量尺度，就不致於學生選課過濫了。

一、省立安大的教師隊伍建設

省立安大成立初期，教員人數少於職員人數。1929年全校專兼職教員總共才49人，而專職的職員則有59人（專兼職共62人）；教員隊伍中教授人數少於講師人數，全校無正教授，副教授8人，講師12人，助教1人，教員28人，其中還有10來個是校外兼職的。當時安大的辦學條件非常差，籌辦時原商定的“劃全省契税收入72萬元為安大基金“並未兑現。現有的校舍極少而陳舊，校園分成互不相連的三塊，連教學大樓都沒有。怎樣爭得發展?王星拱、程演生以及傅銅校長相繼採取了先請大師、提高水平，再建大樓、完善條件的方針。具體做法一是逐年擴大教員隊伍，減少職員數量。到1930年安大教員達77人，1932年80人，1933年91人，而是年職員減至53人。1934年學校因經費困難實行減員，1935年10月的去向大致是：第一在“教育機關“即各類大中小學的佔38%；第二去“行政機關“的約佔34%；第三去工商交通及其他行業，佔14%，第四是“出國留學和在國內做研究“，佔7%，失業的佔6%“。在就業極其困難的當時，有這麼大比例的畢業生能找到工作就很不容易了。全校聘有2名特約講座、教授23人，副教授4人，講師16人，軍事教官3人，體育指導2人，助教6人，總計教員共57人，職員共37人。第二是提高教師薪金，改善教師隊伍結構。在學校財力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花高薪大量聘請教授來校任教，使教師隊伍形成以專任為多數、以教授為主體的結構。1930年全校?7名教員中，教授佔57名，講師（含教官）17名，助教3名。當時的消費水平是30元（大洋），可供一名大學生一個學期的飯費。1932年各縣民眾教育館員月薪為10元，館長為15元，安大醫藥組看護的月薪為25元，安大職員月薪一般為50-60元，但安大助教薪金為50-105元，專任講師為200-240元，專任教授達260-340元“。當時國內大學中財力最雄厚的是清華大學，每年的經常費達120萬元，（安大經常費僅36萬元）其1932年教授的月薪也只是160-320元之間，後來梅貽琦校長上任後厚祿納才，才將教授月薪提至300-400元。相形之下，以安徽這樣的窮省，以安大如此菲薄的財力，能給教授們如此豐厚的薪金，在當時確實不易。擴大安大影響、提高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的第三個辦法是設法聘請國內知名學者來安慶任教，王星拱、楊亮功先後曾聘請郁達夫、朱湘、蘇雪林、馮沅君、陸侃如、陶因等著名學者執教安大；程演生繼任後，又先後聘請了周建人、範壽康、陳望道、劉大傑、汪靜之、梅光迪、饒孟侃、周予同、趙景深、李順卿等不少知名教授。以上這些措施使安大教師隊伍在質量上得到很快提高，對學校風氣的改變、影響的擴大都有顯著效果。程演生離開安大時曾欣慰地説，他執長安大的最大功勞是“任上所請教授皆一時之碩彥“。1933、1934年是安大財政最緊張的兩年，每年36萬元經常費被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無理砍去11%，財政現金被挪作軍費，省財政撥不出錢給學校。有一段時間安大連工資都發不出來，全校職員月薪統統打八折發給，但教員薪金不打折。1933年秋學校幾個月領不到經費，職員薪金欠發，但學校還想方設法把教授們的薪金先發一半。正因為如此，儘管當時局勢艱難，大多數教授們都能安心在安大任教。

二、教學上的新探索

安大的教授都住在校外，校內僅各院院長、系主任有辦公室，各院教師僅一間休息室，教授們大多下課就離校了，師生之間接觸不多。為增強教授對學生的學習指導和生活引導，“實施人才感化教育“，安大在設計教學新大樓時增設了十餘間教師休息室，讓每個教授在休息室裏有一桌一凳一盞電燈，便於教授在學校裏看書、輔導學生。同時借鑑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做法，從1935年10月開始實行“學生導師“制度，“全校導師由專任教授擔任，每二三十位同學請一位導師指導。指導的範圍，除學術上的探討外，還包括情感上的陶冶，意志上的磨鍊。導師與同學，每兩週內至少必須談一次話。談話不拘形式，在學校裏在導師家裏都可以……，因人之個性，而個別加以指示，求其幹均發展。導師對於同學之學識品德，均負相當責任。訓育委員如討論處罰學生，均須詢問導師意見““。隨後的兩年裏，擔任導師的安大教授們採用週日率學生去大龍山登高、去迎江寺旅遊、與學生一起江南踏青、與學生一起運動、飲茶、就餐等多種形式和學生談心交友，介紹治學方法，談人生修養，做讀書指導，師生之間感情日益融洽。

1936年秋，安大改革一年級的教學內容，加強學生“基本知識之培養與基礎學工具之訓練“，在文學院各系一年級試設“人與自然“課程，“以綜合的方法，講述現代自然科學概要，使學生對自然之實況及人在自然中之位置大致明瞭，並藉基本科學知識之獲得，以啓發思想、誘導思路。一俟試驗獲有成效，即將一年級其他學程，按照此種方式改訂，以增進教學之效率“，安大創設的“人與自然“課主要內容為：1、科學之意義與方法；2、宇宙之演變；3、物質與能力；4、物質變化；5、生物之演變；6、遺傳與優生；7、人之生理與心理；8、生物環境。由各專門學科的教授分別擔任主講。並翻譯了NewMan編輯的有關著作《TheNatureofTheWorldandofMan》發給學生作參考。這個課程的開設，體現了“文理滲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教育思想，對展拓大學生的科學視野，啓發其創造思維將很有裨益。在當時“此類學程之設置，國內尚少先例“，具有創造性。可惜一年多以後，敵寇大舉侵人中國，安大的這個教學試驗中斷了。

1936年，安大還決定教育學系的部分課程向社會開放，接收中小學教師來校旁聽，參加考試合格後，由學校發給相應的證明作為其進修成績。

三、安大教師的科研活動

省立安大初期教授們的學術研究都是各自為戰。1932年以後．學校加強了對學術研究的倡導。主要做法是利用各種機會請有關方面專家來安大作學術報告或講座，派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1933年春假期間，安大應邀派出2名教授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天文物理及數學研討會“．是年春假，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李勰丞回皖，安大立即請至二院為理學院師生作學術報告。30年代初，安徽水患頻繁，33年9月，安大聘水利專家宗受宇為“特設專門講座“的主講，專講治理淮河水患問題，為時三個月，每晚講一個小時，每週講6小時，規定這個講座為政治、經濟兩系三、四年級的必修學程，其他系學生可以選修，學生聽完可得2個學分。結果“校內校外聽者甚眾“。僅1933年--年安大約請校外專家作學術報告就有江亢虎等10多人。

三十年代國民黨當局規定大學實行“黨化教育“，學生必須參加軍訓，上黨義課，每學期要舉行十來次“總理紀念週“活動。一般是週一上午9點，全校師生齊聚二院禮堂（即書院大講堂），向孫中山像鞠躬，朗誦總理遺言，唱歌。此後一般是校務會。從1932年秋開始，程演生校長安排該校學術上有成就的教授如梅光迪、範壽康、陳望道、周予同、姚永樸等在這個會上輪流向全校師生作學術講座，一次一個教授講一個專題，會後將講演稿在《安大週刊》上發表，這使“紀念週“會成為受師生歡迎的時光。此後在校報上闢出版面，專門介紹安大教授的論文、學術觀點和著作。李順卿任校長後，更加註重教師的學術研究與交流。他説：“大學教授之使命不僅在教書一端。假如只教書不作研究，其結果將成為教書匠，每位教授每學期至少可以寫一篇有價值的文章“，他援引柏林大學為例要求大家“要學會在簡陋的環境裏作研究。助教、高年級學生也都要找定題目去研究，這種研究學術的風氣，今年一定要做到“。他還要求教授們把自己的研究專題開列出來，刊登在校報上，根據學科的內容把全校教師組織成不同學科的教員學術研究會。他還自己請全體教師吃飯，再三促成“安徽大學教員學術研究會“，議定章程，按系分為6個研究組，系主任為組長，每年開大會一次，每個會員須交論文提供研討，每組每月舉一次公開學術演講，論文擇優在安大學術雜誌《安徽大學月刊》上發表。這些做法，大大活躍了安大的學術空氣。

省立安大還根據本省經濟發展需要開展學術研究。1936年5月，安大派農學院教授賀峻峯赴日本考察茶葉改良情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前，安徽的茶葉出口一直是省財税的大宗項目，但自從二十年以後日本茶葉大量進入國內市場，使安徽茶葉銷售受到重創。為此安徽大學農學院一建立就把改進本省茶葉生產技術作為研究的重點。賀教授在日本考察進修了半年，重點研究日本的新法制茶術（其費用由省教育廳留學經費項下開支），回國後在安大農學院設茶葉研究科，並培訓安徽省各職業學校的教員和農林場茶葉技術人員。

一、安大的學生生活

省立安大學生數以1931-1932年為高峯，達500餘人，此後又逐年下降，至1936年為300餘人。學生來源以本省居多，據1933年下半年調查，新生本省佔73．6%，其他省份僅佔26．4%。年齡結構據1934年11月統計，全校學生大多數在21-25歲之間，年歲大的32歲，超過30歲的5人；年齡最小的17歲；女生42人，佔在校生總數360人的12%。安大學生大多數在校食宿。但1935年新校舍落成前，一年級新生要自行在城內租房住宿，二年級以後方可遷入校內。新校舍建成後，學生全部住校。住宿分四個齋舍區，第一、二齋舍區為敬敷書院舊校舍，有66間用於住宿；新建男生宿舍樓56間（即今31號樓）、女生宿舍樓28間（即今之4號小紅樓），這是三、四齋舍區。學生宿舍每大間住4人，一般住2-3人。宿舍配備每生一牀、一箱架、一方凳、一盞電燈。學齋由齋務課（組）男、女生管理員分別管理，每天早6時開門，晚11時熄燈關門，星期日和節假日延長--小時。學生基本在校就餐，有廚房膳所（餐廳）26間，位於紅樓後的山崗上（即今理化樓址）。伙食由社會業主進校承包，學生會派學生代表監理。宿舍清潔由齋務課一週一查，飯廳廚房衞生由庶務課一週一查。1935年後改一日一查。

依《學則》規定，學生繳費上學，新生入學交學費10元，雜費1元，體育費1元，制服和牀單費男生15元女生6元，借閲圖書保證金2元，合計每學期男生交29元，女生交20元。每學期繕費約30元自理。理、農學院學生另交“領用儀器損失賠償準備金“5元，學期終了盈還虧補“。省立安大學生每月食宿費總需10元左右，每學年每生約需200元（據程演生説同期在南京上海就讀要花500-600元）。即使學費和其他花費並不高，但安大每年仍有部分學生因為無錢而休學。為此安大設立了獎學金以資助那些家境清寒而又成績優良的學生。獎金列三等：每學期評甲等1名60元；乙等2名每人30元，丙等4名每人15元。評甲等的條件（1）“篤守校規、體掐健全，勤奮向學，經訓育委員會審查合格者“。（2）家境清寒，經本縣教育局證明屬實者。（3）前學期各科成績四分之三以上在90分以上，餘在80分以上者。（4）每學期請假在10小的以下者。（5）經該院院長和教授3人以上書面推薦者。乙等獎的條件不同點僅第3款“成績二分之一以上在90分以上者“。丙等獎又降為“各科成績均在80分以上者““。還規定受獎學生如中途退學或犯過者要追繳還獎金。獎學金每學期審定-次，由學生個人向學校申請，經學校獎學金委員會審查批准。1936年根據教育部令，安大增設了6名公費生、18名免費生學額以“資助品學兼優，無力升學的學生“，並修改了獎學金條款，規定凡前學期各科分數在80分以上，請假未超過10小時，品德評等在乙等以上，根據各學院原定的名額給獎，學生本人無須申請。我國當代著名古漢語專家、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邢公畹（慶蘭）先生30年代在省立安大就讀時，就曾多次獲得獎學金。

二、安大學生學術活動

省立安大學生的學術活動比較活躍，從1929年到1936年，先後成立有20多個學術社團。由於從學校的歷任校、院長到各系教授都予支持（校方嚴厲禁止學生組織同鄉會之類團體），故參加的學生多，活動堅持經常，影響也較廣泛。據1933年統計，當時全校470名學生，參加各種學術社團活動的會員就有410餘人。

學生們先後成立的社團有安大教育學會、英文學會、政治學研究會、中國文學研究會、音樂戲劇研究會、經濟學會、社會學研究會、法學週刊社、曉風文藝社、塔鈴社、現代法政研究會、生物學社、文學研究社、百花亭文藝社、溶岩文學社、數理學會、化學學會、農學會、互勵學社、秋羅文藝社、安大新聞學會、社會科學研究社等。

安大學生學術活動活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校領導與教授們的精心指導、扶持。校長楊亮功、何魯、程演生、李順卿以及各院院長、系主任都擔任過各社團的顧問，許多知名教授學者如陳望道、範壽康、朱湘、童冠賢、胡恭先、丁緒賢、李順卿、周予同都擔任社團的名譽社員，經常參加各社團的活動，指導學生調查、研究，作學術演講。還多次向社團捐款以資助社團出版物。

省立安徽大學的學生繼承了該院址前幾個學校學生的愛國革命傳統和優良的校風。

一、進步學生運動

1928年4月，省立安大開學之初，學生中即有俞昌準（化名陳青文）、王金林、陳一煌、劉樹德、歐陽良劭（即歐陽惠林）、劉格非、徐一萍等10餘名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成立了安大黨團支部，由俞昌準任支部書記。下半年，又轉來和發展共青團員胡琦、汪耀華。在工人中，有黨員劉慶雲（化名盧明），後曾任中共安慶懷寧臨時縣委委員和工聯委員會書記。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安大地下黨團員和一些進步學生，如陳處泰、劉復彭（劉丹）等，除了從事校內的學生運動外，還參與地方的工運、農運和兵運工作。

4月下旬，俞昌準因秘密張貼傳單，宣傳馬列主義思想，被國家主義派同學向校方當局告密。預科主任劉文典獲悉後即以查齋為由，來到俞昌準宿舍，要他立即離開學校，從而保護了俞昌準的人身安全。隨後，安大的黨團工作，由王金林繼任領導。

1928年11月23日，同安大第一院毗連的省立第一女中舉行16週年校慶，演戲招待來賓。安大地下黨團支部認為女中封建管束嚴厲，是地下黨團組織發展的空白點，決定乘機鬧學潮。當晚即發動文法學院和省立一中部分學生100餘人去看戲。外來學生無票進入女中看戲，女中即宣佈停演並停電，混亂中有學生打壞了女中部分桌椅門窗，發生了衝突“。女中校長致函安慶公安局，説安大學生搗亂會場，侮辱女生。安大黨團支部則派出10餘名代表，於25日到各校宣傳，併到省府請願，要求撤換誣告安大學生的女中校長。這時適值蔣介石經鳳陽、蕪湖到達安慶，29日下午蔣召見並責難了當時負責安大校務的文法學院院長劉文典，劉維護安大學生出言頂撞了蔣介石，蔣命人將劉文典拘押。消息傳出，安大羣情激憤。當天下午安大黨團組織發動學生分赴各校鼓動罷課，安大進步學生劉樹德、陳處泰等率領各校400餘名大中學生湧至省府向蔣請願，要求罷免女中校長，懲辦教育廳長。安大部分教職工，也邀集省城各中學校長，聯名具呈見蔣，保釋劉文典，遭到蔣的拒絕。12月1日下午，省府代理主席孫綮、委員張鼎勳奉蔣之命，率領武裝衞隊20餘人，到安大文法學院召集師生訓話，宣佈將劉文典免職查辦；把為首學生楊磷、周光宗、侯地芬三人交法庭訊辦；劉樹德、陳處泰、王煥庭、劉復彭、汪耀華等11人被開除。劉文典後經蔡元培、蔣夢麟的多方保釋才於12月5日恢復了自由，但被迫離開了安大。

在組織這次學潮過程中，時任中共懷寧中心縣委委員兼共青團懷寧中心縣委書記的俞昌準，被叛徒劉怡亭告密，不幸被捕。12月16日清晨，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於安慶北門外。

為了控制和鎮壓安大的學運，1929年蔣派嫡系親信程天放接任皖省教育廳長兼安大校長，程天放到校後，安插親信，徹底改組安大的校政，激起社會輿論的強烈不滿。這時中共懷寧中心縣委指示安大黨團組織，醖釀新的學潮，驅逐程天放。安大地下黨組織隨即秘密成立了“護校驅程團“。由於打入“國民黨安徽省整理委員會“的胡琦叛變告密，反動當局經過精心策劃，泡製了安大學生會企圖舉行暴動的假信，派特務分子從大通的交通旅館掛號寄給安大的劉樹德，從而一起蓄意鎮壓安大進步學生的陰謀活動開始了。4月8日凌晨，一羣荷槍實彈的武裝軍警包圍了安大校園，逮捕了安大學生劉樹德、陳一煌、歐陽良劭、劉復彭等13人。6月，經國民黨軍事法庭會審，判處地下黨員劉樹德無期徒刑（後犧牲獄中），並分別判處共青團員陳一煌、歐陽良劭和進步學生劉復彭等半年至4年半的有期徒刑。安大的護校驅程學潮，遂告失敗。經過這次大逮捕，學校的黨團組織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安大學運一度轉入低潮“。

二、抗日救亡愛國運動

1931年至1932年，“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東北淪亡、淞滬告急，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日趨高漲。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再度興起。9月28日，何魯校長向全校師生髮表演説，大聲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號召“大家應該以頭顱相拼，準備犧牲，決不可做亡國奴“。10月5日，全校師生擔着“抗日有罪“的風險，組成了“抗日救國會“，冒雨舉行抗日宣誓，高呼“折雪國恥“、“誓死不買日貨“等口號。隨後廣大學生組成抗日義勇軍，深入城鎮鄉村，出版抗日壁報，發表救亡演説，揭露日寇罪行，並演出由該校文學院劉大傑教授主編的《新婚之夜》、《勝利之死》新劇，藉以喚起民眾。在安大師生的影響帶動下，安慶市各中等學校的師生也羣起響應，紛紛組成抗日宣傳團體，向社會各界廣泛宣傳抗日救國。社會各界一致響應，商店也宣佈不買賣日本貨物。“後來安慶各界進行了募集捐款，以慰勞在東北和淞滬抗日軍民。當時安慶此舉，實為安大發起“。12月12日，安大137名同學，不顧教育部和省府的禁令，高舉“安大示威團“的大旗，奔赴南京，同北平、上海、濟南等地學生請願團共2萬餘人，到國民黨政府門前示威遊行，逼蔣抗日，後被反動當局強行遣送回校。這次學生去南京，得到何魯校長的支持，何“要求安大學生挺身在前，決不躲閃在後!當時安徽省主席陳調元得悉後，來電話要何勸阻，何立於回絕。並與之爭論説：你既然請我當校長，學生就得聽我的，歸我管。終於讓安大學生成行“。

1934年，安大女生積極參加安徽省婦女界慰勞抗日將士活動。為解決慰勞經費困難，安大女生排演了田漢所創作的新劇《暴風雨》，以演戲門票收入購物慰問抗日將士。1934年，袁學中（微子）、張肇科（魯歌）、邢慶蘭（公畹）等進步學生，在教授周予同、許傑的支持下，創辦了《秋羅》文藝副刊，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投降政策，宣傳抗日主張。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形勢日益惡化，全校又立即成立了“戰時後方服務隊“，下設宣傳、警衞、糾察、交通、救護、防空與消防、募捐與慰勞等7個班，負責採訪情報，闢除謠言，清查户口，偵查間諜，檢舉奸細，募集捐款，慰勞受傷軍民等工作。11月19日一次，慰勞班即募得大洋670．60元，送往前方慰勞抗日戰士。原安大學生劉復彭和安大地下黨員後亦齋等，還發動進步學生組成“安徽省抗日後援會各縣流動工作隊“，隊員達40餘人，由中共黨員劉復彭擔任副隊長，深入各縣宣傳抗日救亡道理，組織農民抗戰協會和婦女抗戰協會等。1938年6月，日寇佔領安慶，安大一大批學生投筆從戎，走上了抗日鬥爭的第一線。

一、省立安大的招生 ^[1]  省立安大的招收新生由學校招生委員會議決後學校自主進行。招生委員會由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各系主任、軍訓部主任、註冊課主任和推舉產生的教授代表6人共同組成。委員會視當年學校教學能力確定本年的招生學額，7月初至7月下旬在上海《申報》、《中央日報》（南京）和《皖報》（安慶）等大報上刊登招生廣告，在安慶該校和外地各設考點。外地考點因時而異，有時同在上海、南京、武昌、蚌埠設點，有時僅在其中一處設點，各地考生可就近報名應試。考試由該校命題，於八月初進行。科目為教育部規定的高中課程。一般為10門：（1）黨義或公民，（2）國文，（3）英文，（4）數學（含幾何），（5）理化，（6）史地，（?）生物，（8）智力測試，（9）口試，（10）軍事訓練（女生免試）。由該校教授評卷錄取。投考與錄取比率各年度不同。安大開辦之初無什名氣，外地投考學生少，如1933年總報名投考246人，錄取74人，比率約3：1；幾年以後安大在沿江大學中小有名氣了，1936年報名投考者731人，正式錄取153人，比率接近5：1。安大於八月中旬在各考點城市報紙上刊登錄取名單，被錄取者必須在開學前到安大交驗規定的學歷文憑並接受安大醫藥組的體格檢查，不合格者要取消入學資格。

二、學習與考試

安大每學期開學的頭兩天為學生註冊，接下來2天為上學期考試不及格者補考，再有2天由學生選課，然後將選定的上課表和註冊證交任課教授、系主任、註冊課主任、教務長逐一簽字後送到校註冊課方算正式註冊上課了。

一年級不分系，課程以學習“全校共同必修課“和“全院必修課“為主。上課教師要點名，註冊課和教務長不定期抽查上課人數。缺課達學期總課時的四分之一即令休學“。低年級學生一般每週上課32-36節，再加上頻繁而嚴厲的各類考試，使低年級學生非常緊張。到高年級選修課程逐步增多，學生的自由支配時間也相對多一些。

安大的考試分為臨時考試、月考、期末考和畢業會考四種。臨時考試由教師隨堂或在下課後10分鐘裏進行，月考次數依照每週授課時數多少而定。一年級學生在第二學期要進行集中軍訓，四年級學生在第八學期裏要赴外地作畢業參觀考察，故這兩個學期的月考次數要少一些，此外至少平均每月要考一次。期末考試一般停課一至兩天覆習，考試集中在大禮堂（即敬敷書院的大講堂，此建築已於1983年拆除。）進行，臨時按學生的學號排定考生座次，由本任課教師主試，校長、院長、教務長、系主任和註冊課主任輪流監考。各門課程的成績以臨時考、月考、期末考三項成績平均計算，60分為及格，給學分。50分以上者可於下學期註冊時補考一次，仍不及格者該課就要重讀；不及50分者不予補考，重讀。每學期一開學，教務處就將要重讀的科目和學生姓名公佈在校園裏並刊登在《安大週刊》報紙上，這一點也使大多數學生怕丟面子而不敢荒疏學業，然而也有幾名學生一學期有須重讀8門者。

安大學籍管理嚴格，有考試作弊者，此門課程記分為零，得重讀並記大過一次。1933年理科一年級學生方某學期末沒有參加考試，事先又未請假，當即令其退學；教育系某生論文馬虎，東拼西湊，其指導教師謝循初教授即不予簽字給分；外語系32屆畢業生程某必修課學分低於學則規定，且沒有按時回校參加補考，安大即予除名並報部備案，該生多次到校申請，僅發給一張轉學證，令其退學。該生後在安大學生中煽動低年級學生鬧事，終因理不直而不能如願。因為管理要求嚴格，安大文、理兩院學生的淘汰率較高。1929年入學的文科生63人，至1932年僅24人畢業；理學院入學時有32人，到畢，業時僅17人拿到畢業文憑。相對而言法學院低一點，同期淘汰率僅為6%。

安大學生在第七學期要作畢業論文，學生在任課教授所出的範圍內自由選題，但各生論文題不得相同。論文字數要求在2萬字以上，經指導教授批閲給分簽字後，論文稿由校圖書館統一保存。教育學系的學生在這一學期要赴中小學實習一個學期。各系學生在第八學期的畢業前，都有20-30天時間的畢業參觀考察。學生一般以院為單位，由兩三位教授帶隊赴南京、無錫、蘇州、杭州、上海等地參觀相關的學校、機關、工廠企業，主要費用由學校支付。最後是畢業考試，在6月中旬進行，一般為期5天。1935年夏的各院系畢業考試課目有45門之多。考試由校考試委員會監考，其成員有校內委員，即學期末考試監考人員，也有校外委員，他們是省黨部黨務特派員、省教育廳長、民政廳長、省高等法院院長等。學期末考試一般由校內委員主持，而畢業考試校外委員均須來校監考，有時南京教育部亦派員前來監考。畢業考試及格後，每個畢業生還要經過審查委員會逐個核查成績，方子畢業。

三、畢業就業

從1932年至1937年，省立安大共畢業6屆學生，總計551人。

安大學生畢業後得自己尋找工作。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經濟凋零、水旱災多，內戰不斷，民族危機又日益深重，大學生畢業後找工作很不容易。清華大學一位1930年畢業生曾以“方帽易戴，飯碗難找“為題作了首詩：“碗鑄黃金何處求，似從海市望蜃樓；書生只道謀生易，畢業方知失業愁。搶飯偏偏逢捷足，求人處處觸黴頭；四年吃罷平安飯，怕聽雙親問報酬““。正如詩題所説，安大首屆畢業生98人，一年後經學校調查，找到“飯碗“的僅53人，失業的45人“。另據安大1936年11月對前5屆畢業生出路情況的統計表：安大從1932至1936年共畢業499人，畢業生的去向大致是：第一在“教育機關“即各類大中小學的佔38%；第二去“行政機關“的約佔34%；第三去工商交通及其他行業，佔14%，第四是“出國留學和在國內做研究“，佔7%，失業的佔6%“。在就業極其困難的當時，有這麼大比例的畢業生能找到工作就很不容易了。

一、經費 ^[1] 

省立安大的經費來源“完全由安徽省庫支給，無其他補助金“。“當時的安徽經濟萎靡不振，災禍頻至，財政拮据，故安大辦學經費一直十分困難。

1927年議設安大時，籌備處“呈請省府審定全年度經費為72萬元，另劃全省契税收入82萬元為大學基金“。但辦學叢金並沒有落實，只能靠省財政撥款。安大的經費撥給分“經常費“、“臨時費“兩種，經常費主要用於開支薪俸、辦公、設備費用；I臨時費用於營造、保險、電費、日常用品購買、服裝（制服）等項開支。據現有資料，1929年撥給安大的經常費為25．2萬元，1930年經常費36萬，是年安大有學生14個班370餘學生，生均960元，是省立安大經費最寬裕的一年。以後幾年學生人數不斷增長，最高達500餘人，1931、1932年經常費都只有36萬元。1933年當局為打內戰籌集軍費，“三省剿總“竟下令安徽教育經費“普減百分之十一點五“，安大經費被減至33萬元。1935年在此基礎上又減去4萬，只有29．2萬元，還經常領不到現款，致使安大在1934、1935兩年屢屢欠發教職員的薪金，不斷減裁職員並對職員的薪金打八折發給，在上海訂購的教學儀器無錢提貨，新教學大樓設計一再修改，因陋就簡，學校辦學十分艱難。1936年情況稍有好轉，是年經常費32．4萬元。另外撥給安大農學院開辦費15．8萬元。1937年因抗戰爆發，社會劇烈動盪，省立安大隻能勉強維持下去而已。

安大的經費絕大多數用來支付人員工資。以1935年為例，經常費29．2萬元中，俸給費佔69．8%，辦公費佔12．24%，設備（圖書）費佔14.7%，特別費佔3.73%。臨時費主要支付一些經常性開支，彌補經常費的不足。1933、1934年臨時費為3.6萬元。

二、校舍建築

安大成立時，自有校舍為兩片，一片是前敬敷書院--省立法專的校舍（在今院址），被用作理學院的教室、實驗室、膳所以及二年級以上學生住宿。一片是前省立第一農校校舍，位於東門外的五里廟，僅有一棟兩層樓和幾棟平房，常年被軍隊佔住，安大無法使用。為此租用教會所辦聖保羅中學3層教學樓、2層辦公樓、教學樓和平房各一棟，做文法兩學院的教室和辦公室、圖書室，租約4年，年租金8000元。

1930年秋，安大成立校舍建築委員會，但在校舍建築上未有作為。1932年改組了建築委員會，校長程演生為主席，成員為程濱遺、丁嗣賢、丁鏡人、李大防、鬍子穆、陳季倫等教授，提出安大新校舍建築計劃報省，總預算15萬元，省政府同意在全省“米照捐“項下籌款興建，不久“米照捐“被國民政府下令取消。1933年初省政府議決從省財政內撥10萬元，安大自籌5萬元興建校舍。為籌款安大聘請海內皖籍名流成立安大董事會，經程演生、傅銅兩任校長數度赴滬召開董事會議，安排勸募，最終安大董事會董事程霖生捐出了2萬元。

新校舍的場地選擇也多次有過反覆，開始計劃在安慶東門外的第一造林場（前皖江森林公園），省府撥給數十畝地，但地質勘測不宜造樓，於是改在該校敬敷書院的西北。其中又生波折：省主席和省教育廳長認為安慶西郊獅子山鴨兒塘一帶風景為安慶之冠，適合建築大學校，要求在該地建校。但此地周圍墳地太多，興建設想傳出，墳主不願遷墳，紛紛寫信向省政府抗議。這樣最後還是選址在該校旁邊，1933年10月斥資5747．7元，購買新大樓前地皮11．3畝，遷走原有住户。新大樓7月開始興建，到1935年3月即已竣工，因施工款未到位，至當年8月安大才將教會校舍退租，遷入新大樓。當年9月，安大再將新大樓南的5畝田地購作校園。10月7日，安大舉行了新大樓落成典禮。

三、圖書

省立安大建校初即派人四處購置圖書、儀器，每年用於圖書、儀器購置的費用佔總經費的14%左右，1930年統計圖書僅1．8萬冊，到1935年10月即有3．62萬冊，有中西文雜誌180餘種。安大圖書的積累途徑大抵有三種，一是購新書，1935年一年購新書2300餘冊（用款8000餘元）；其二是從舊書市上買可用的舊書、雜誌回校重新裱糊上書皮，配殘補缺，整理成卷；三是接受國內各書店、書局以及各地私人的捐贈，學校在校報上刊登致謝。據1933年12月1日的《安大週刊》載，商務印書館一次贈安大圖書5種8冊，南陵徐乃昌贈書74種170冊，校長程演生贈書59種168冊。新書的購進，一般由各系主任召集各科教授會商，擬出購書單交校圖書委員會審定後，由圖書課（即圖書館）購辦。教授職工借圖書逾期不還的，圖書館即在校報上刊登催還廣告，不留情面。教職工學生有遺失所借圖書的，即從所預交的圖書保證金或薪金中扣回。僅1933年即扣169．2元，這筆錢交由圖書館設法購原書補充。四、儀器設備與出版省立安大的儀器設備有數學教學儀器、物理試驗儀器、化學試驗儀器、心理試驗儀器、生物、地質標本以及農學有關儀器設備。據1936年資料載，此前有物理儀器1500餘件，淨存值33700元，加上1936年所訂貨的電學光學設備5900餘元，共值近4萬元，化學儀器2萬餘件，總值約3．6萬元，生物地質儀器標本共5600餘件，約值5000餘元45，心理儀器約值3800元，農學儀器設備近萬元“。儀器設備的數量不多，價值也不很高，但據説很合教學實際使用。1933年3月13日，教育部視察教育專員三人來安大視察，對安大理院一切甚表滿意，校報報道説：“謂上海各大學理學院以暨南設備最好，而該校理學院設備較之暨南尤有過之而無不及“。翌日教務長向全校師生報告視察結果時也同樣很得意“。

安大儀器設備的管理亦很有章法，使用一瓶一管均有出入登記，學生有毀壞儀器設備用品的，即從“領用儀器設備損壞賠償金“中扣還。教工也同樣。1933年化學儀器室有白金坩鍋被竊，負保管責任的3名教職工均受記過處分，同時從他們每月工資中分攤扣賠，共賠金748．58元（大洋）。

省立安大出版的定期刊物（不包括學生刊物）主要有3種。一種是校出版課（組）編輯的校報《安徽大學週刊》，四開四版，每週一份，週五出版。1929年9月27日倉，創刊，新聞性質、內容反映安徽大學的教學、科研、行政、管理及師生活動等方方面面，先後共出版了279期。建校初每期僅發行300份，至1933年曾突破4000份，在全國各大學各文化機關廣泛交流，被稱為“在大學刊物中為風行最廣者“。其二是校編審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教員學術刊物《安大月刊》，1933年2月創刊。1933年9月改由l校出版課編輯發行。1934年10月改月刊為每年一卷，每卷有8期（每2、7、8、9月份不出刊）。每期印數1000本。總共出版16期。1936年改名為《安大季刊》，共出版了4期。1936年安大還出版了反映學生情況的《學生叢刊》，季刊，共出版了4期，每期800本。另外安大還編有壁報《新聞報告》，開始由物理系無線電試驗室負責通過收音機收聽當時各個電台的廣播，把內容記錄下來，抄貼出去。1933年5月以後，由校出版課接過這項工作，將收聽的新聞內容編輯、抄成壁報，每天出兩個大張。這個牆報是當時安大師生及時掌握國內外時事新聞的主要渠道。

五、安大農場

安徽大學有農場兩處，供農學院進行教學與作物栽培研究。一是東至大渡口農場，有田2400畝，一為霍邱農場，有田地10萬畝。

大渡口農場原為學田。1935年安大成立農學院，省政府撥其中的2400畝給安大供作水稻種植試驗。霍邱農場為城西湖涸出之地，撥歸安大後，曾徵集國內外各種優良小麥20餘種進行品種區域實驗，也曾作棉花和水稻品種區域實驗。據當時的報告説“棉花以德字棉與斯字棉為最佳，每畝籽棉產量可達250-260斤，水稻最適品種不甚顯著“。

一、省立安大的體育運動

安徽大學的體育由校體育委員會主管，該委員會由校秘書長為主席，教務長、體育部主任、男女生體育指導數人蔘與。校體育部隸屬教務處，負責全校學生的體育課與運動指導。省立安大每年春秋兩季各有運動會一次，全校學生無論男女均得至少報名參加一個項目。運動會雖然只有一天，但設的項目卻不少，有球類與田徑兩類。球類主要是足球、籃球、排球；田徑類除跳高跳遠、跨欄賽跑等一般田徑項目外，還設有擲石比中、單手舉石、單手推棍、武裝賽跑、爬城比快之類項目和撐竿跳高、男子十項運動之類項目。根據當時教育部的規定，大學生一二年級必須參加軍訓，不上體育課。三四年級的體育課安大開始也不是必修課程，學生體育鍛煉不太抓緊。1933年9月，安大運動隊參加第三屆全省運動會，除一人在網球上奪標外，其他一無所獲。校報報道説：“選手大半病倒，全軍慘遭覆沒“（不過仍有安大師生7人被省教育廳選拔為出席全國運動會的選手，安大體育部主任吳中俊被任命為省代表隊指導）。鑑於這個教訓，1933年秋校務會議決定：安大男生自三年級起，女生自一年級起，每週上體育課2課時，每學期增修體育一個學分。畢業時體育沒及格不予畢業。如此嚴厲的措施，當時並不多見。“當時國內各大學的體育課大都不是必修課，少數定為必修的也只是一二年級必修“。

安大發給運動會優勝者的獎品五花八門，一種是各種書籍，二是運動器具，三是各種文房用具，印泥、信封、花插乃至於佛經什麼都有，它們全是校長教授們“樂捐“出來的，學校不用花一個銀毫子。

1935年以前，安大運動會均在一院的原聖保羅中學進行。1935年10月省政府將原武備學堂練兵場（今院運動場）撥還給安大（此前蠶桑職校改作了桑園），安大在該校才有了自己的運動場地。到1936年春，安大有一個足球場，2個排球場，2個藍球場、4個網球場；有300米跑道和跳遠撐高跳高沙池。還設置了石鎖、槓鈴等武健運動器械。校體育部還購有運動服裝和運動鞋供師生鍛鍊時穿着。

二、軍訓

根據教育部規定，大學生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以“鍛鍊學生心身，涵養紀律、服從、負責、耐勞諸多觀念，提高國民獻身殉國之精神，以增進國防之能力，作民族鬥爭準備““。軍訓是學生的必修課，軍訓成績不及格的不得畢業。軍訓成績包括平時訓練與集中訓練兩項。平時訓練在第一學年舉行，內容有“學科“和“術科“兩種。“學科“主要講授（1）軍事教育目的與性質，（2）步兵操典，（3）射擊要範，（4）指揮，（5）地形學，（6）軍隊內務等9個方面。“術科“主要教武器的使用、作戰方法、戰鬥隊形，行軍作戰各種內務勤務等等。上課時間是從第一學期開學到第二學期4月底，每週上3小時，分別為學科1小時，術科2小時，全年須野外實習4次，每次2小時以上，實彈射擊3次。集中訓練在第二學期中舉行，自5月11日至7月10日，具體內容和時間是：“學科“佔六分之一，“戰鬥制式教練“佔六分之一，“精神教育多行名人講演“佔六分之一，野外演習佔六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內容不詳。但從《軍訓大綱》內容看，它應是體育項目。安大規定一二年級不上體育課，但軍訓教學中有體育內容：（1）徒手體操，（2）器械體操，（3）國術，（4）田徑運動，（5）跑步，（6）球類。幾乎包含了體育課應上的全部項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