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地而衰徵

“相地而衰徵”語出《國語·齊語》。是春秋時代管仲為齊桓公所設計的富國強兵、稱霸天下的方案之一。

其文雲：

桓公曰：

“伍鄙若何？”

管子對曰：

“相地而衰徵，則民不移；政不屢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攫，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按韋昭的註釋：

相，視也；衰，等差也；徵，徵取也。

意思就是説，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徵收不等額的租税。

“衰徵”又作“衰政”，見於《荀子·王制》：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

“政或讀為徵。”

古政、徵通，楊注是對的。

《管子·小匡》又作：

“相地而衰其政。”

“相地而衰徵”包括兩方面內容：

一是“均地分力”，二是“與之分貨”。

按勞動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即“均地分力”；在“均地分力”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實物地租制，即“與之分貨”。

總之，每畝土地的租額，按土地的好壞和產量的高低，而有輕重的差別，就是“相地而衰徵”的含義。

古代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國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實行井田制。

所謂井田制，就是君主將土地分封給宗親、貴族、以及有功之臣，讓他們去耕種。但他們擁有的只是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不能買賣土地，要向君主繳納賦役。

根據《孟子·滕文公上》的記載，當時的情景是：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到了春秋時代，隨着鐵器、牛耕的普遍使用，以及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家一户分散生產的勞動形式，而且有繼續發展的強勁勢頭。

《詩經·小雅·大田》有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明顯是將公田與私田並舉。

由於徭役田和份地分開經營，公私有別，勞動者對公私田的勞動態度也就不一樣：

在私田上精耕細作，用心經營；在公田上則漫不經心，消極怠工，應付了事。

於是便出現了“公田不治”、“田在草間”的荒涼景象。

由於公田的消失、井田制的瓦解，社會亟需一種新的賦税制度，來取代原來的制度。

這樣，各國的賦税制度改革就應運而生了，管仲適時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徵，則民不移”的對策，拉開了改革的序幕。這是農業生產關係上的一次重大變革，開啓了春秋時期各國大變革的時代。

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施“初税畝“，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秦實行了“初租禾”。

事實上，管仲的改革也與齊國本身的情況有關。

齊襄公時，國政不修，剝削無度。

民生凋敝，經濟落後，齊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農業土地生產關係的改革就勢在必行。

而管仲的改革，確實使齊國經濟很快恢復並發展，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的強大國家，同時也為齊桓公的霸業奠定了基礎。

“均地分力”，就是把公田（徭役田）分配給農户耕種，變集體勞作為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個體獨立經營。

分地以耕，農民深知產量的多少，直接關係到自己收入的多寡、家庭生活的好壞，故能由不情願的被動勞動變為自覺勞動，大大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心。

“與之分貨”，就是按土地質量測定糧食產量，把一部分收穫物交給國家，其餘部分留給生產者自己。

據《孫子兵法》佚文《吳問》所記載的什伍租率，大概反映了齊國國家與農民“分貨”的比例。也就是説，齊國農民上繳的部分與所留部分應各佔一半。

“與之分貨”，以實物税代替了勞役税。

土地有好有次，好地次地產量不同，所繳納的租税額也應不同。

管仲就是用“相地而衰徵”這種分等收取租税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其做法是：

按土地的肥瘠、水利的豐枯等條件給土地分等，從而確定租税額。比如，高旱地和低濕地的租税額要減去幾成。

通常情況下的“常徵”，就是：

按照標準土地的產量，按照對半分成的比例，來計算租税額。

次等土地的租税額，即按標準土地的標準產量對半分成後，再從國家所得的一半中減去幾成。

這樣徵收租税，不論是豐年還是歉年，農民都會為多獲的收入而自覺勞動。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他的辦法乃是“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

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記·平準書》），以致“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輕重魚鹽之利”以及“徼山海之業”是否是漢代鹽鐵官賣的濫觴，我們現無可徵信的材料。

管子書中的記載言：

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

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管子熟練的運用輕重之術，對外策劃了衡山之謀、陰裏之謀和菁茅之謀，堪稱古代貨幣戰爭的經典案例。[13]

同時，管仲還實行了“準平”制，即：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

這種“準平”制，不但是一種平衡糧價的政策，並且也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以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並且還保障了私田農的生產利潤。

這種經濟政策，亦為經濟層面的國君集權。

管仲的土地賦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他諸侯國的經濟改革，如：

公元前645年，晉國作爰田作州兵。

（一）公元前594年，魯初税畝

《左傳》曰：

“初税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曰：

“税畝者何？履畝而税也。”

《公羊通義.魯語》曰：

“季康子於以田賦。”

子謂冉有曰：

“先王制土，藉以田力，而砥其遠邇。賦裏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税母本無制，故言初……”

《周禮·甸師》鄭注曰：

“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五推，庶人終於千畝。”

因為在春秋之前，對田地是不徵税的，只有賦。而魯國第一次採用税制，所以為“初税畝”。那麼為什麼説“非禮”呢？

根據《周禮·甸師》説，每年春耕時，天子及諸侯都要親自到田間為農民助興的，以示對農民的“撫卹之心”。

是時，採取的是“借民力而治公田”，所以勞動者不用交税。而現在要“税畝“，所以認為“非禮”，即不合乎舊的法制的。由“藉而不税”到“履畝而税”，反映了井田制的瓦解。凡佔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積納税。

初税畝，標誌着土地私有合法化，以及我國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的瓦解。

（二）秦初租禾

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秦實行了“初租禾”的徵税方法，即：

按照田畝的多少來徵收禾租。

《商君書·墾令》篇雲：

“訾賈而税，則上壹而平民。”

説明：

秦國的地税徵收辦法，與田畝的面積或產量有關，也是一種“履畝而税”。

總之，“相地而衰徵”不僅實現了齊國的富強與強大，還帶動了其他諸侯國家的改革，標誌着勞役地租漸漸轉化為實物地租，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歷史性的進步，加速了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