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訴

直訴制度萌發於西周時期的肺石和路鼓制度，《周禮》中對這兩項制度分別有記載，以後歷代均予以繼承並不斷充實和完善，如及至漢代增有上表直訴，歷史上有名的“緹縈上書”即是如此。

到晉朝武帝年間設登聞鼓，此後登聞鼓遂成為歷代直訴的一種重要方式。

唐朝的直訴制度較為具體，主要有四種方式，即邀車駕、登聞鼓、立肺石和上表。

唐代以後的直訴方式大致與唐同，但未見有立肺石的記載。

到清代，對直訴的程序限制更嚴。隨着封建專制制度的沒落和清末法制改革的推行，直訴制度漸漸退出了歷史舞台。 ^[1] 

投匭進狀並非唐代首創，在漢代和南朝梁時已經出現了類似“匭”的函，但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以“匭函”正式命名為以後歷代所沿用的此類下情上達制度，始於唐代武則天垂拱年間。垂拱二年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申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唐朝廷置匭的初衷在於通達下情，是武則天打開告密之門的產物，通過匭來介紹四方上訪之密信。從上述史料得知，凡試圖申冤、進諫、告密、聞達目的者等都可以投匭。對此唐代還設立了匭使院，制訂了相關規定，並安排專員負責匭函的處理。

邀車駕又稱迎車駕攔車駕，即皇帝外出車駕經過時，跪伏路旁喊冤申訴的一種形式。此種上訴形式源於何時已難以考究，到唐代邀車駕被寫人法律條文中。《唐律疏議·鬥訟律》規定：“諸邀車駕及撾登聞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訴，而不實者，杖八十。”疏議曰：“車駕行幸，在路邀駕申訴；及於魏闕之下，撾鼓以求上聞；及上表披陳身事：此三等，如有不實者，各合杖八十。”唐律以法律的形式規定邀車駕撾登聞鼓和上表都是允許的直訴形式，但必須訴訟屬實，不實者有罪。但目前唐代尚存史料中無“邀車駕”以申冤案例的記載。

登聞鼓是古代在朝堂外特設之鼓，吏民有冤抻無法申訴的，可以擊鼓上聞，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擊鼓鳴冤”。登聞鼓制度起源於《周禮》記載的路鼓，它貫穿整個封建社會，是中國古代最主要的直訴形式，由隋唐定型，至北宋日趨發展完善，成為一個兼行政和司法於一身的制度。唐代的登聞鼓在洛陽和西安均設置。《唐會要》卷30《大內》：“顯慶五年八月，有抱屈人齎鼓於朝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登聞鼓制度是皇帝開張聽聞的機構，是借在野士人、民眾與小吏之口，再通過皇權對官僚進行監督的制度。其間，民眾和小吏所面臨的沉冤問題，也往往有賴於以登聞鼓為核心的直訴制度，最終通過皇權與司法加以解決。

所謂肺石，即赤色的石頭。肺石制最早記載於《周禮·秋官·大司寇》中：“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載獨老幼之慾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土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唐代的肺石立於東朝堂之前。《資治通鑑》卷193胡注云：“閣本《太極宮圖》：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左右。承天門，外朝也。東朝堂之前有肺石，西朝堂之前有登聞鼓。”《唐會要》卷62《雜錄》：“其年（垂拱元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捶鼓石者，令御史受狀為奏。”即人們可以不受監督以捶鼓擊石進行申訴，然後由御史接受其訴狀，“立於石者，左監門衞奏聞。撾於鼓者，右監門衞奏聞”。不過，通過肺石這個途徑上訴的對象是“若悍、獨、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條件是“受表者又不達”。簡而言之，就是申訴不服者上表無果，以後可以撾登聞鼓和立於肺石。唐以後未見有肺石制的記載。

“闕”指古代王官、祠廟門前兩邊的高建築物，引申為帝王所居之處一朝廷。詣崗訴冤的狀紙由御史台接收、按驗。唐史中保留了一些詣闕訴冤的直訴案例。不過直接到王宮外進行訴冤對普通百姓而言比較難，主要是官員及其家屬。如貞觀初年，太白星屢次出現，該星象表示“女。主昌”，太宗對此十分厭惡。後御史後奏李君羨與妖人交。往，圖謀不軌。太宗在得知李君羨的小名叫“五娘子”，且其官名封皆有“武”字，遂信確有其事，下詔誅李君羨，籍沒其家。武則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其家屬詣闕訴冤，武則天乃追復李君羨官爵，並以禮改葬。《舊唐書·孟簡傳》記載陸翰揭發孟簡的陰事，孟簡殺之。“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台按驗。” ^[2] 

我國古代的直訴制度，它大致呈現出如下特點：其一，直訴制度是一般訴訟程序的補充，是非常情況下運用的一種特殊申訴制度。其二，直訴制度以啓動最高司法權為目標。理論上直訴的目標是“直達天聽”，即引起皇帝的關注和親自審理。但現實生活中，由中央司法機關（有裁判權的機關）或皇帝欽派官員受理和審理的情況更為常見。其三，直訴者需要冒很大的風險，需要付出財力上、精神上甚至人身上的巨大代價。歷代對直訴的前置程序以及直訴的時間、地點和方式的選擇往往有較多限制，如果違反這些限制性規定則很可能要被處以相應的刑罰。其四，直訴制度既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中人本主義精神，體現了對人的生存和尊嚴的終極關懷的一面，同時，也反映了我國傳統人治中人們訴求表達的艱難險阻。

在我國曆史上，直訴制度對於糾正冤假錯案，懲治貪官污吏，發揮着積極作用。作為一種法律制度，中國古代直訴制度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理性。一方面，直訴制度為老百姓提供了一條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途徑，反映了我國老百姓執着、堅韌的精神；另一方面，直訴是統治者廣開言路，瞭解社會現實，緩和社會矛盾的重要途徑，通過審理直訴案件，使統治者瞭解百姓疾苦、吏治腐敗，對於統治者改善統治，休養生息，維護社會穩定是極為重要的；同時，直訴對地方官員有一定的威懾作用，有利於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所有這些，就為中國古代直訴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依據。

直訴制度確實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侷限性。古代信訪不論是“肺石”之制與“路鼓”之制，還是“公車司馬”之制、“登聞鼓”之制，本質上都只是君主專制政權定分止爭、維護統治的工具，是對各級官吏的強大威懾和有效的控制。

隨着中華法系的解體，直訴制度便不復存在，但是古代直訴對我國社會的影響仍然很大。雖然古代的擊登聞鼓、邀車駕、上書皇帝在現代社會已不復存在。但是，在我們今天發生的信訪中還能看到這些制度的遺蹟。

更有學者認為，今日信訪制度是從古代的信訪制度——直訴制度演變而來。

直訴制度曾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