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

在目錄學基礎理論研究方面，關於目錄學理論基礎、理論體系的研究未能深入下去，不了了之。關於“書目情報”的爭鳴卻拉開了帷幕。“書目情報”是彭斐章教授着力倡導，並身體力行加以建設的現、當代目錄學的核心概念。90年代前期，“書目情報”研究堪稱中國目錄學研究的主潮，受潮之裹挾，目錄學界唯“書目情報”是瞻，圍繞着它發表了大量論文。然而到了1996年，正當書目情報理論進入收穫季節，如《書目情報服務的組織與管理》、《書目情報系統理論研究》相繼出版，書目情報理論無論隊伍還是成果都達至最好狀態的時候，卻意外地受到了有力挑戰。挑戰者的代表劉國華認為，“書目情報”理論的興起和繁盛不是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合理的學科生長點，而是學科帶頭人積極倡導，追隨者盲目呼應、集體造勢的結果。“書目情報”理論存在着一些缺陷，突出表現在：1、漢語的“情報”是一個多義概念，不論“書目情報”論者怎樣給“書目情報”下定義，都易引起理解的混亂，而且在“信息”替代“情報”已是大勢所趨的時候，仍大提特提“書目情報”，顯然有違學術規範。2、“書目情報”一詞的使用過於隨意，就像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書目情報理論倡導者和擁護者那裏，"書目情報"經常與“書目情報系統“、”書目情報工作“、”目錄“、”書目“、”目錄學“等交叉使用，顯得混亂無序、糾結不清、層次不明。3、書目情報理論究竟是自成為學，名正言順地成為目錄學或者是情報學的亞學科？還是繼續保持”不明身份，扣着目錄學這頂大了幾圈的帽子？書目情報理論是現、當代目錄學的別名、綽號嗎？......對這些問題，書目情報理論的倡導者和擁護者都沒有給予正面、深入的回答，令人疑問重重。除了認為書目情報理論疑點頗多，經不起推敲，劉國華對目錄學界一直沿用的“目錄學”一詞，也提出質疑。他認為，“目錄學”一詞翻譯不準確，不能與英文“bibliography”貼切對應，準確的漢譯應該是“書目學”。相應地，由“書目-書目工作-目錄學”構成的目錄學核心概念體系不合邏輯，科學的表述只能是“書目-書目工作-書目學”，故而他竭力主張建立“書目學”，以取代傳統意義上的目錄學。對書目情報理論持懷疑態度的論文還有王波的《1990年以來的目錄學研究：從“書目情報”談起》。在該文中，作者除發表了跟劉國華某些相同的看法，還指出目錄學研究應當預防“失語症”，對西方目錄學概念的引進應有所節制，否則，當我們已習慣了用西方的概念討論問題、發言寫作，終究有一天會突然發現自己沒有一套獨特的話語系統了，離開了西方的學術話語，我們就成了學術啞巴。 ^[1] 

彭斐章，1930年9月生，湖南汨羅人，圖書館學家。1953年畢業於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同年留校任教。 1961年獲莫斯科圖書館學院副博士學位。主要致力於目錄學和社會科學情報理論與方法方面的教學與研究，提出了目錄學研究對象的“矛盾説”、引進“書目情報”概念並創建了現代目錄學體系、在全國積極申述爭取設立了圖書館學、情報學博士點，同行專家評述“圖書館學界素有‘南杜（定友）、北劉（國鈞）’（60年代以前）和‘南彭（斐章）、北周（文駿）’（80年代以前）之説。足見彭先生著述豐厚，尤其在目錄學研究領域取得開創性成果，對學科建設作出重要貢獻。”先後任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院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編委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三、四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及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組召集人，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三、第四屆常務理事，湖北省圖書館學會第一、第二屆副理事長等職。主編的《目錄學概論》和《書目情報需求與服務組織》分別獲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一等獎；撰寫的《書目情報需求與服務研究》獲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二等獎；作為主要主持人蔘加的教學研究項目“圖書館學情報學教學體系的深刻變革”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