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禮屏

盧禮屏（1829-1884年），名賡揚，出生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村頭村。少年家貧，曾師從幾位族兄，讀過幾年私塾，但因無一技之長，不得不以捕魚捉蟹，種菜度日。

早諳世事，深知物力維艱的盧禮屏，十幾歲便為父母分憂，每日從村頭挑菜往來太平墟販賣，以維持生計。20歲娶鄰村懷德鄧氏為妻，二年後鄧氏病故，越年3月，後續弦赤崗鄉何氏。新婚半年，迫於生計，跟隨本鎮南面鄉陳廷珏、陳高爵所攜同族兄數人遠涉重洋，抵達美國舊金山一個地名叫加剌科爾（譯音）的金礦挖金。據盧氏家譜記載：①“八月十六日，承武山南面鄉陳廷珏、陳高爵二東，合帶伊鄉兄數人往花旗舊金山（土名加剌科爾）鋤金，言明往金山各人盤費二東暫行借轉，待到埠後稍有起色如數扣回，並帶貨物資本約值銀數百餘兩，帶往舊金山發賣，於九月三十日抵金山，該數人到埠後各懷二志，迫得時刻關心，及聞各人一有餘資，即行陸續扣回，並將所帶貨物盡行沽清，所有銀兩一切如數付與二東，收妥。二十四歲三月，蒙增城陳晃兄在士德擊頁二埠相會，捐資合伴開山內火食生理……”

盧禮屏赴舊金山時，國內還沒有機動輪船航行，飄洋過海的航行運輸，只能依靠三枝桅杆的大帆船（俗稱大眼雞）來完成。在險象環生的大海上航行，經歷了惡浪滔滔，險象環生的煉獄般煎熬後，盧禮屏明白了什麼叫生死考驗。當初剛起航時的興奮和驚奇，已經蕩然無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對自然界的深深敬畏，對大洋彼岸廣闊世界的無限想象。在船員的齊心協力下，克服了諸多難以想象的困難，帆船於1852年9月30日順利抵達了美國舊金山（三藩市）。

帆船停靠碼頭，萎縮在那些山峯一樣高聳的機動船旁，像個弱小無助的孩子，匍匐在巨人的腳下。初出遠門的盧禮屏偕友人上岸，踏上異國土地，感覺世界有了夢幻般的變化，滿眼的西洋景讓他目不暇接，驚奇萬分，面對商埠繁華的舊金山。從小熟悉經營之道，周旋於市井的盧禮屏，猛然間在心裏萌生出一個大膽的想法，那一刻他的心狂跳起來。我要留下來，留在美國，尋找新的發展空間。這個想法簡直太出人意料了，友人得知盧禮屏有此想法，只好將其所帶土產貨物沽清，付清盤費。

就這樣，盧禮屏獨自留在了舊金山。留下來不容易，要生存更不容易，誰也無法想象他經歷了怎樣的艱難時光。初來乍到，語言不通，情況不熟，為了能站穩足跟，他以跑礦山販賣餅果飲料度日，維持一日兩餐的最低生活。也許是老天對他的眷顧，一心想讓他早日渡出苦海，過上好日子。

初期的生活儘管過得異常艱辛，收入也十分微薄，但是無意間讓他與金礦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正是這種看似平淡無奇的聯繫，使盧禮屏很快找到了敲開財富之門的捷徑，這真有點像是天意所為。

盧禮屏平時接觸的顧客絕大部分是以挖金為生的工人，與這些工人交往了一段時間後，盧禮屏逐漸熟悉了工人的基本情況，得知這些挖金的工人雖然比較辛苦，但是收入較為豐厚，有潛在的發展空間，盧禮屏心裏甚為羨慕。

接下來他便有意識地與礦工搞好關係，加深交往，培養友情，很快與礦工們混熟了。盧禮屏知道時機來了，於是由礦工牽線，介紹他認識了礦場的工頭，工頭見盧禮屏為人誠實，樣子機敏，便將其收留，並安排在礦場工作，盧禮屏的生活開始逐漸安定下來。當時的礦場管理很鬆散，工人沒有固定工資，但在礦場內任由工人自行覓地挖掘，不加限制，而挖掘所得金礦則由礦場低價收購。儘管沒有固定工資，但是獲利的空間很大，只要選準了礦場，覓到了好地，運氣一來，發財的機會隨時可能降臨。當然任何一個礦場，挖礦的工人都是最辛苦、最危險的，隨時會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件和災禍。

喜歡結交朋友的盧禮屏在礦場與粵籍礦工李、謝二人相遇，常言道：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離家萬里之遙，那親切的粵語鄉音像甘露一樣滋潤着思鄉者的心田。三人經常聚到一塊，從相識到相知，他們頗為投緣，於是三人聯合覓地，共同合作發掘。一日，天氣突變，狂風大作，烏雲密佈，大雨傾盆而下。3人放下手裏的活計，只好就近尋覓避雨之處，匆忙中三人一同鑽進了一個廢棄的金洞，想借助洞窟暫避大雨。可是誰知風雨持續加劇，礦場很快成了一片汪洋澤國，氾濫的雨水呼呼地灌入窟中，水位迅速上升，開始只沒小腿，漸漸漫過大腿和腹部，最後淹到了胸部和脖子，三人命懸一線……

盧禮屏與李、謝二友被困洞窟中三天三夜，無路可退。三個晝夜，不僅沒有閤眼，而且粒米未進，體力透支到了極限，身體搖搖晃晃，如果意念稍稍鬆弛，就很可能沉入水底，永遠爬不起來了。盧禮屏知道自己身臨絕境，支撐他的除了聽天由命的豁達外，還有無畏的精神和必勝的信念。生命在最微弱的時候仍然可以見到一絲灼人的光亮，他們緊咬牙關，不忘相互鼓勵，相互支撐，家裏還有妻兒老小在等待自己，決不能輕易趴下，慘死在異國他鄉，成為永遠無法回鄉的孤魂。三人憑着堅強的意志和信念，終於堅持到大水退去……

自從有了這次生死經歷後，盧禮屏等三人遂成為患難之交，義結金蘭，發誓今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常言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許多事情真的都應驗了這種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的跡象，這樣的因果輪迴，這種難以言説的神秘性或許只有依靠宗教方能獲得破解。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陽光暖暖地照在異國的土地上，揮汗如雨的礦工們三個一羣，四個一夥，埋頭挖掘。盧禮屏和往常一樣，與其他兩位兄弟説着家鄉話，有條不紊地進行挖掘。一鋤一鋤挖着，突然盧禮屏發覺這次挖掘的礦石與往日所挖的大不相同，不僅多數大如握拳，而且其中不少為黑金（烏金），其含金量比普通金礦要高很多。三人見狀，喜出望外，興奮得幾乎想大喊大叫。盧禮屏內心儘管同樣波瀾起伏，難抑興奮，但是他還是牢記住了古訓：樹大招風，財不露白。於是三人秘密商議對策，一致同意封鎖消息，決不能將已經挖到富礦之事向外泄露，不然將會招惹不盡的麻煩，遭人搶奪，甚至危害性命……

三人把喜悦深藏心底，表面上依然是不動聲色，約定每日收工後照例將少許細碎金砂賣給礦場，以掩人耳目，其餘碩大的“金蛋”則覓地藏匿，並以砂泥覆蓋，不留一絲一縷痕跡。同時以化整為零，千方百計尋找機會分頭秘密運出。數年來，三人一直守口如瓶，把事情幹得滴水不漏，許多細枝末節都處理得異常周到，從未被人察覺。對於後人來説，這是一個超現實的淘金夢，盧禮屏以他過人的智慧和韜略，在異國他鄉圓就了自己的致富夢想，為他日後的事業奠定了紮實的物質基礎。

金山發跡不忘桑梓，功蔭港島青史垂名

土地和礦產是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三年後，金礦基本挖完，此時家裏也再三催促回鄉，盧禮屏與李、謝等三人便結束了數年海外的艱苦生活，一同啓程回國。

盧禮屏返粵時26歲，他迴歸故里後，不僅廣置田地，興建祠堂，修葺祖墳，還先後在東莞、番禺、南海、廣州等地建房置業，而且施醫贈藥，扶危濟困，捐資給蔣光鼐的祖父蔣理祥興辦虎門溥善堂、育嬰堂，他畢生致力的慈善事業從此開始發端。

1857年（咸豐七年），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軍正活躍在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廣大地區。這年盧禮屏前往香港經商，在文鹹西街（南北行街）創立儀安號金鋪，經營黃金首飾。當時英國已強殖香港，華商地位低微，多受壓制，華人的店鋪只不過相當於今天的攤販遊商，根本無法與英國公司抗衡。盧禮屏深知華商的生存處境十分困難，要發展更是諸多制肘，只有團結合力才能謀取發展空間，只有奮力抗爭才能改變被欺壓的命運。於1868年（同治七年）由盧禮屏等人聯合在香港文鹹街成立了南北商行公所，採取抱團合作，從此形成中國南北貿易交往的商業機構，以此抗衡外國洋行。爾後，南北公所成為香港各行各業華商集會與辦公的會所，對提高華商地位，為華商的壯大和發展，對省港貿易推動尤大，異軍突起的南北公所成績斐然，不僅為華商爭得了一定的話語權，而且為促進香港經濟繁榮亦發揮了重大作用。

盧禮屏因樂善好施，在港影響日益提升，商業網點也隨之活躍，資本積累不斷擴大，實力迅速增強。同治年間，盧禮屏已成為香港頗有名望的富豪紳士，並以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而揚名一方，深受各界人士的愛戴和尊敬。

當時的香港在英國強權統治下，華人地位低下，加上英國政府對華人又施行種族歧視政策，加劇了華人的艱難處境，常有華人因貧病交加而倒斃街頭，醫療方面得不到任何的保障。盧禮屏作為華商富紳，見到此種現狀，精神受到極大的震動，於是聯合一批富裕華商再三向港督府呼籲，第六任港督麥當奴面對民眾一浪高過一浪的呼聲，只好順應民意，同意由華商集團集資興建香港第一所華人醫院。

1872年，由華人捐資創辦的首間華人慈善醫院——東華醫院在香港上環普仁街誕生。從此一直被英國人視為草莽的香港華人終於有了自己的救援組織，隨後，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院相繼建成，後來人們把廣華醫院、東華東院、東華醫院並稱為華東三院。據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冼玉儀博士《益善行道》②一書的序言中寫道：“香港東華三院是一間歷史悠久、慈善服務多元化的機構，這是香港市民大眾以至各地人士所深知的。不過，真正深入認識東華各方面史蹟的人卻不多，而真正思考它的歷史意義的人就更少了。”

歷史學家認為，東華三院的歷史是香港社會發展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福利事業的重大創舉。由香港開埠初期開始，東華三院一直為市民提供適切的服務；尤其於開埠早期，東華為無數低下階層的市民提供如贈醫施藥、義學、施棺賑災等福利。東華醫院（東華三院前身），是在中國土壤上出現的第一間西式中用，以現代醫院形式提供中醫中藥診病治療的醫院；其後東華醫院漸次取代文武廟作為華人議事和仲裁機構的地位，東華三院的社會內涵從單一走向了多元。

東華三院從興辦義學，到逐步邁向現代學校模式，是當時為貧苦兒童提供教育的主要辦學團體；東華的賑濟服務擺脱了宗親、鄉籍、方言等傳統社會的侷限，發展出殖民地慈善機構的本土特色；華東義莊為海外華人辦理原籍安葬，這是落葉歸根的中華傳統之延續，是獨一無二的人性化福利服務，亦凸顯了東華成為具有國際聲望的慈善機構。由此可見，東華三院的發展和演變佔據着香港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發展史的重要章節。東華三院的歷任董事局每年一任，成員不支取任何酬金，他們將個人的社會網絡、人脈關係、社會經驗引進東華三院，動員不同界別和階層人士的參與，一方面推動籌款，促進院務發展；另一方面為香港建立社會資本，孕育和諧、互相扶持的社會關係，是一個最純粹的慈善團體，其成功的模式仍值得效仿和借鑑。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宗旨是為社會提供完善及多元化的教育服務，培育英才，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後能盡展所長，回饋社會。以“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學生拓展豐富和有意義的人生。

東華三院按照盧禮屏等人最初倡導的宗旨，一直秉承“救病拯危、安老復康、興學育才、扶幼導青”的使命和承諾，在中西醫療服務、教育服務、社會服務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此宗旨一直延續，並發展成為全港規模最大的慈善社會福利機構。

保良百年善德可鑑，飲水思源世人景仰

“保良局”是繼東華醫院之後，香港歷史最為悠久的慈善機構之一，初時又稱“保良公局”，顧名思義，謂之“保護良民，秉照公道”。

中央電視台在1997年香港迴歸前夕，派出精幹力量，傾情製作了大型系列專題片《香港百年》，其中重點提到了盧禮屏（盧賡揚）與南北行公所、東華三院，保良公局的密切關係，高度評價了其百年流芳的善舉功德③，盧禮屏的慈善公益事業從東華三院成立後，保良公局又是他新的壯舉。

《香江舊事見聞錄》④一書對香港當時的情況記載：1845年的一份報告，其時香港已有妓院31家，妓女約150多人，當年港督戴維斯曾下令徵收“妓捐”，以開辦花柳病院。當時妓女有“公娼”與“私娼”之分，凡向政府登記並照章繳費的妓院即為“公娼”，這部分妓女需按時繳交税項，接受性病檢查。當時香港操此皮肉生涯者，除中國妓女外，尚有西洋（歐洲）妓女與東洋（日本）妓女等。

開埠之初，歹徒混跡香江，當時淫業日熾，拐騙之風盛行，導致內地婦女被拐騙入港，被強暴虐待，逼良為娼，成為香港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一大公害。被拐騙婦女，又以東莞籍為多，身為東莞籍華商的盧禮屏對此深感不安。光緒四年（1878年），盧禮屏聯合馮普熙、謝達盛、施笙階等人（後均為保良局首屆總理）具稟港督軒尼詩，揭露拐匪行蹤詭秘，東往西遷，四處流竄，甚至媒婆老媪，俱為窩家。 籲請督府順應輿情：“遇有拐匪，立即就地請差協同拿獲……審明嚴辦；獲匪者賞給花紅，被拐者則資遣回籍，庶不致良民受害，尤不使拐匪縱橫。”

提出集眾捐資，儲備官庫，遍懸賞格，着力緝拿，杜絕此風。此動議獲得港府通過，並制定了《華人保良會保護婦女及幼童章程》，盧禮屏被推舉為首任總理。《華人保良會保護婦女及幼童章程》共九款：“一、為查禁拐匪及被拐之人。二、凡有男女被拐到港，或為娼婢，或販賣出洋，公局必須設法挽救，使之各回原籍。三、凡遇此等被拐男婦，系要待官訊斷，方能發落。如未送回原籍之前，公局必要收留撫養。四、若被拐之人無家可歸，公局須要代擇配，或設法以安其身，故要建造房宇一所，使無家可歸之婦女幼童，得以駐止安身……”

這大致上可見保良公局成立初期之目的，其後該章程增訂為20款。1882年8月，保良公局之章程經英國方面批准，正式在香港憲報公佈。1893年6月26日，保良公局章程再經修訂，定名為《保良局組織條例》頒佈施行。該條例共19章，其中第三章對於保良局之目的與宗旨有明確的規定：“本社團之組織宗旨，為協助政府抑制誘拐，保護婦孺，並以函告或其他方法揭露誘拐罪，或其有關罪行人物，俾將此輩依法懲治。營救此等婦孺，協助其重歸戚友團敍，或予以收容，直至妥為遣嫁，或有人領育，或使其生活適當解決，或妥為安置為止。”從盧禮屏首屆總理開始，保良局的經費來源一直是依靠各屆總理和華人富商捐助，直至50多後的1935年，才獲得英國政府每年7000元的資助。《保良局組織條例》一直保持了整整80年之久，至1973年12月14日，才由港督麥理浩會同立法局商議及同意頒佈施行《一九七三年保良局法例》，保良局最高機構為董事局，董事局人數由港督指定，並由民政司出任主席，行政、立法兩局華人非官方議員等為副主席。隨着時代的發展，保良局有了明顯的官方色彩，賦予了它新的內涵，但是不管保良局如何變遷，作為社會慈善機構，其基本宗旨還是延續了盧禮屏等人當年創辦時所倡導的思想。

廣施善緣的盧禮屏讓百年保良在省港慈善界開啓了一代先河，使無數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獲得了人間温暖，得到了救助。盧禮屏作為保良局創始人，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將會穿越千百年歷史，其價值取向打破了種族、階層和宗教界限，跨越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它重大的社會意義依然像寶石一般珍貴，在世俗的天空下閃耀着璀璨奪目的光輝。

盧家五代滿門才俊，子孫遍佈世界各地

據已掌握的資料統計：盧禮屏共有妻妾四人，兒女十七個。百餘年來，家道興旺，祥光一脈，源遠流長，這是一個英才輩出，羣星閃耀的家族，也是善德之舉的回報。據筆者所知，其後人的資料在此略作表述。

長子，盧紹勳，繼承父業，熱心公益，1884年任香港東華醫院董事局主席，曾捐資家鄉創辦太平醫院、溥善堂、育嬰堂及廣州廣濟醫院。次子，盧銘勳，1888年舉人，報捐內閣中書同知銜，總理衙門章京，後捐道員二品頂戴，賞戴花翎，宣統之年選任為廣東諮議局議員。四子，盧鼐勳，外交官，曾隨伍廷芳出使美國、墨西哥、秘魯等國，精通書藝。孫子，盧寶賢，1916年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知名工程師，加拿大中加公民協會副會長，温哥華耆英會永久名譽會長。盧寶楨，香港早期知名商人，慈善家。盧寶發，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美國胃鏡專家，上海著名內科醫師。盧寶書，留學美國習商，獲商學學士，曾任中國華安保險公司兩廣總經理。盧寶達，1902年出生，畢業於復旦大學，獲商學學士學位，任教於廣東國民大學，為體育系主任，曾參加中國體育代表團出席遠東運動會。盧寶永，畢業於嶺南大學，美國芝加哥法學博士，曾任廣東法科學院教育長、廣東高等法院院長，淪陷時任過東莞、中山縣長。

孫女，盧惠卿，中國女排先驅，1930年入燕京大學社會系，曾獲省運會個人冠軍，並在遠東運動會上屢建功勳，為國爭光；1967年受香港中文大學之聘，出任學生輔導部主任，悉心扶持清貧學生赴美留學，其中3位已成為著名數學家。盧季卿，嶺南大學畢業，曾兼任鄧演達英文翻譯，後入讀燕京大學社會系，獲碩士學位，抗戰初期與祝世康參加抗日救國聯共反蔣活動，與中共要人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王若飛等人有交誼，曾任宋慶齡秘書。盧璞卿，嶺南大學畢業，曾任協恩女子中學校長。盧叔卿，曾任天津五區聯合產院院長，天津五區人大代表，她的重大創舉是發明了“胎盤素”。盧婉卿，嶺南大學畢業，著名心血管專家陳心陶門生，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

曾孫，盧愛玲（女），盧寶賢之女（英文譯名盧艾琳）。1942年畢業於美國衞斯理女子學院，同年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園林設計；1942年與國際著名建築設計師貝聿銘結為夫婦。三個兒子均為美國知名建築設計師。盧家聰，商人，慈善家，1922年出生。1944年與弟盧家騶合資在香港創辦富恆珠寶行有限公司，致富後樂善好施，關心香港公益慈善事業，常為慈善機構、公益社團捐資出力，於20世紀90年代期間捐助7000萬元興建香港科技大學盧家聰大學中心。盧家騶，1924年出生於香港，商人，慈善家。1948年與兄盧家聰合資創辦富恆有限公司，從事珠寶、玉石及黃金買賣業務，盧家騶秉承祖父樂善好施的傳統，上世紀七十年代當選為香港著名慈善機構東華三院總理，1976年病逝。1983年，家人根據盧家騶遺願，捐出一千多萬元給東華三院，興建盧家騶眼科醫療紀念中心。盧家祥，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醫學教授；盧家雄是留美醫學博士、美國醫學會會員；盧家煊是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的電力工程師；盧佩德（女）是鋼琴教育家；盧家亮，商人，社會活動家，高級工程師，參與過北京、上海、天津、長春、深圳等多個大城市基建開發項目，以及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北京奧運會主場館和水立方等大型工程建設。同時盧家的姑爺媳婦多為名流之輩。兒媳楊秀珊，廣東夏葛女醫學堂卒業，廣州早期女西醫師；孫婿祝世康，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南京政府工商部法規委員會兼勞工司代司長；曾孫婿貝聿銘，世界著名華人建築設計大師；鄭裕鋒，傑出指揮家、音樂教育家、上海樂團指揮，曾孫媳丁愛華，上海醫科大產科醫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三八紅旗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盧家五代滿門才俊，子孫後人遍佈海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