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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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灣區於1996年5月撤銷原8個街道建制，新建4個街道。各街道居民委員會所轄範圍也在1996年、1997年、2000年、2001年屢作調整，居民委員會從1994年初的224個減為2003年底的73個。 ^[3] 

截至2005年12月31日，盧灣區轄4個街道，74個居委會：打浦橋街道、淮海中路街道、瑞金二路街道、五里橋街道。

2011年6月8日，國務院同意將原盧灣區全境、原黃浦區全境併入新的上海市黃浦區統一管理，撤銷上海市盧灣區編制。

地勢北低南高，平均高程3～4米。地質和氣候條件與市中心各區雷同，但在地質構造分佈上略有差異。局門路以東和復興公園以西地塊，工程地質條件最好。

黃浦江是長江下游的支流，今上海地區最長最寬的幹河，人稱“上海母親河”。發源於浙江省安吉龍王山自然保護區，主流源出澱山湖（114公里），西南接太湖，東北流入長江，全長320公里。上游支流在松江區境內匯流，以下始稱黃浦江，由西向東經奉賢、閔行區境，在近閘港處轉向正北，至龍華流入中心城區。

黃浦江最初名東江，在今松江區米市渡附近折向南，至金山衞以南入海。宋代稱大黃浦，流到今閔行區閘港仍繼續東流，經今南匯區新場附近入海。元代以後，改為在閘港折向東北，在今浦東新區高橋鎮東的南蹌浦口入海。據《上海市沿革地理》（祝鵬著）論證：黃浦江的形成，主要由於東江在蘆瀝浦的入海故道淤塞後，修築捍海塘堰時又把僅剩的通海水道張涇塘也築塞了，迫使澱山湖和三泖之水東流而成。東江之水原經由拳縣城到澉浦入海，而非由蘆瀝浦和小官浦入海，唐代初因築海塘造成碟形盆地狀，使東江和浙西諸水開始向北倒流，從薛澱湖經趙屯、大盈等浦入松江（吳淞江，今蘇州河）。南宋時，松江淤塞後，東流之水逐漸形成黃浦江水系。其間，重要水利措施是明永樂年間巡撫夏元吉及魯匯人葉宗行等率眾開鑿范家浜，導黃浦之水直接入海。今閔行區閘港及鄒家嘴水域稱“浦江第—彎”。

1993年底，全境人口近42萬，每平方公里5.24萬人，為上海市人口密度較高的中心城區之一。

上海開埠之前，境域處於上海城廂外西側，尚屬農村風貌，散佈村落。隨着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遷來和法租界的開闢，城市化進程迅速加快，工商業不斷髮展，人口日益增長。

民國34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境域含蘆家灣區和嵩山區的大部分，兩區人口分別是14.39萬人和31.89萬人，至1949年分別增至18萬和37.75人。

區境人口最高年份為1961年，達54.26萬人。1982年後逐年下降，該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為49.91萬人，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為47.58萬人。1990年12月始，人口出現持續負增長，人口再生產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態勢。1982年起，人口年齡結構進入老年型。1993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數20.48%。人口平均期望壽命1951年男性53.85歲、女性56.30歲，1993年分別提高為75.22歲和78.58歲。 ^[4] 

2010年盧灣區常住人口為248779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328918人相比，十年共減少80139人，下降24.36%。平均每年減少8014人，年平均下降率為2.75%。

盧灣區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來本區常住人口為54000人，佔21.71%。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34954人相比，十年共增加19046人，增長54.49%。平均每年增加1905人，年平均增長率為4.45%。 ^[5] 

1990年，區境內有少數民族20個，計4613人，另有入籍外國人3人。其中，回族佔90%，分佈各街道，以濟南路、嵩山路兩街道較多。內多社會知名人土，1991年，有高級職稱者50人，市文史館館員5人。

區境內少數民族人士中，解放前有的參加辛亥革命、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有的投身抗日救亡，置安危於度外；有的出資助學、建寺築墓，熱心公益。解放後，立足本職，積極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當家作主，參政議政，先後有8個民族60餘人當選或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有2人曾任區政府或政協領導職務。

區人民政府歷來重視少數民族工作，1953年1月設宗教辦公室，1956年改民族宗教事務科，“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銷。1979年10月恢復宗教民族事務科，隨後各街道設立少數民族聯絡組，1985年，改科為局。1989年成立區少數民族聯絡委員會，1991年改區少數民族聯合會。 ^[6] 

2010年盧灣區常住人口中，漢族人口為245995人，佔98.88%；各少數民族人口為2784人，佔1.12%。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減少79497人，下降24.42%；比重減少0.08個百分點；各少數民族人口減少642人，下降18.74%；比重增加0.08個百分點。 ^[5] 

清康熙年間沿城廂的斜橋一帶出現前店後場式商辦工場。19世紀末，斜橋一帶皮坊林立，使用土法制革。清同治六年（1867年），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遷高昌廟，中國第一台車牀、第一艘兵輪、第一爐鋼、第一艘萬噸級運輸輪都產自該局及其衍生的江南造船所。其規模、設備，一時執近代中國工業的牛耳。嗣後，沿肇嘉浜漸為工業帶。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設立英商耀華施德之藥廠，光緒二十九年開設民營久成絲廠。至民國23年（1934年），區境內有江南造船所、美亞織綢廠、信誼化學制藥廠，天廚味精廠等大小工廠529家。佛手牌味精、金錢牌搪瓷器、馬頭牌美術顏料、民生墨水、大無畏電池、愛華葛等民族工業產品名聞遐邇。

抗日戰爭期間，民族工業備受摧殘，江南造船所被侵華日軍所佔。抗戰勝利後不久，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工業發展停滯。解放前夕，區境內有廠983家，但多為弄堂小廠作坊，結構畸形。

解放後，許多瀕臨破產的工廠恢復生機。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對私營工業實行公私合營。經裁併改合，初步組建一批骨幹企業。1962年，共有工廠210家，其中紡織業56家，輕工業86家，重工業68家。1964年後，按行業歸口由市主管局管理。

區境內工業以紡織工業為最。民國23年有278家，職工12863人，佔工廠總數52.55%和職工總數的57.5%。民國38年，為466家，職工18211人，佔工廠總數47.4%和職工總數45.65%。公私合營後，有紡織廠337家，職工23532人，佔工業總產值46.6%和職工總數34.8%，其中染織業產值比重最高，佔工業總產值22.6%。1962年，紡織廠56家，職工18566人，產值和職工數分別佔36.84%和35.7%。

區境內工業以中小型為主，多佈於徐家彙路以南。民國23年，百人以上工廠僅江南造船所、美亞織綢廠、益豐搪瓷廠、龍章機器造紙廠、天廚味精廠、冠生園食品廠、光華染織廠、大東南煙廠等37家，佔境內工廠總數的7%。徐家彙路錦同村（今肇嘉浜路62弄）時有大東南煙廠等19家，工人622人；徐家彙路同豐裏（今608弄）有10家，工人161人；金神父路大生村（今瑞金二路410弄）有5家，工人390人。三條弄堂共有廠34家，佔境內工廠總數6.4%。民國38年，983家中，百人以上56家，佔5.7%。大生村有家庭工業社等13家廠；錦同村有12家；長僅464米的泰康路上，聚集大中工業社、福華煙廠、鑑臣香精二廠等30家。紡織小廠以徐家彙路9弄最為集中，有14家；印刷業集中在順昌路，有11家。解放後，對弄堂小廠多次裁、並、改、合、遷。1956年有工廠1251家，其中百人以上工廠122家。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發展外向型經濟為先導，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為着力點，深化企業改革，轉換經營機制，調整產業、產品結構、組織結構和資本結構。以區境內企業為母體的上海異型鋼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槍集團有限公司等相繼設立。中英合資的斯米克金剛石工模具有限公司的成功經驗被譽稱“斯米克現象”。江南造船廠的“中國江南型”散裝貨輪在國際市場亮牌，三槍牌針織內衣、安字牌抽芯鉚釘、飛人牌縫紉機、雙工牌工業縫紉機、船牌牀單、飛輪牌滌綸線等名牌產品持續保持市場聲譽。同時，按照中心商業區規劃要求，關停並轉遷一批污染嚴重、場地狹小的造紙、化工、染織等工廠，或實行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換，如上海電解錳廠、紅光造紙廠、上海碳酸鈣廠等。1993年末，境內有市（部）屬企業138家，工業總產值62.68億元，利税總額5.29億元。

區屬工業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產品結構調整中，形成服裝縫紉、紙製品、印刷、文體用品、食品加工、機械、電子及通訊設備、家用電器、儀器儀表等工業門類。開發桑塔納轎車座椅頭枕總成、199細胞培養基等一批為支柱產業配套的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為大工業配套、出口創匯和自產自銷的產品結構比重分別佔19%、15%和66%。1993年，有工廠252家，工業總產值83567.95萬元，利潤6864.59萬元，其中年利税總額100萬元以上企業12家。外貿出口加工企業17家，完成出口產值14880萬元。三資企業39家，私營企業15家。石龍路和浦東顧路工業小區的建設，為區屬工業提供新的產業空間。

1993年，區境內共有工廠390家，職工11.2萬人，工業總產值71.04億元。江南造船廠、三槍集團有限公司、飛人機械總公司和區屬企業上海篷墊廠等13家企業進入市工業企業銷售收入500強行列。 ^[7] 

2010年實現區增加值122.46億元，比上年增長10.6%。其中，第二產業區增加值6.85億元，增長8.2%

區境內古代商業主要佈於城廂邊的斜橋、萬生橋和高昌廟一帶，淡井廟、晏公廟間有廟會集市。清中葉，日暉港旁形成柴草市場。清同治、光緒年間，伴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遷入和發展，高昌廟市、內日暉市、外日暉市，萬生橋花市相繼形成，近代商業於此起步。

20世紀初，區境北部先後闢為法租界，隨着道路的闢建和人口增多，八仙橋、南陽橋一帶漸成商市，並自八仙橋沿寶昌路（今淮海中路）由東而西發展。民國初年，今重慶路太倉路處，形成打鐵浜市。民國6年（1917年），建成太平橋室內菜場，環周出現糧油食品、煙雜、理髮各類店鋪。20年代起，俄國僑民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設店經營，華商與他國商人接踵而至。30年代中期，霞飛路已成為滬上僅次於南京路的第二商業街，並沿支路輻射，連接原來的商業街市，形成霞飛路、太平橋、南陽橋、八仙橋、斜橋、打浦橋的“一街五橋”商業局面。民國26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大批商店因避戰而遷入區境北部，商業進一步發展，又形成敏體尼蔭路（今西藏南路）、奧利和路（今瀏河口路）的棉布集市，平濟利路（今濟南路）舊銅錫器、紅白木傢俱為主的舊貨市場，愛來格路（今桃源路）一帶零布攤販集市。但南部高昌廟、內外日暉港各市，被侵華日軍炮火破壞殆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僑商店大多停業或轉盤，霞飛路西段商店驟減。民國31年日偽政權實行糧食配給，月配量不足10日之需。次年8月，強徵棉布棉紗，形成米店無米、布店無佈局面。抗戰勝利後，以美貨為主的外貨大量傾銷，西藥、百貨、拍賣、舊貨等業興旺一時。民國37年8月，國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限制物價，市場掀起搶購風潮，至限價解禁，物價暴漲，商店損失慘重，倒閉甚多。上海解放前夕，區境內共有商店5000餘家。主要分佈於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太平橋、南陽橋、八仙橋、鉅鹿路、打浦橋等處，佈局呈北重南輕的狀況。除林森路上商店稍有規模外，家庭型商店佔相當比重，以糧食、油醬、燃料、煙雜、百貨等行業為主，飲食點心和服務行業居次。

解放初，先後開設國營糧油零售商店9家、消費合作社糧油門市部8家，煤球店5家，以控制物價上漲，保證人民生活。1951年4月，開設上海市百貨公司第二門市部（今上海市第二百貨商店）。1954年5月，開設國營淮海舊貨商店。同年，實行糧、油、棉、煤統購統銷，開設國營八仙橋棉布商店、打浦橋棉布商店和上海市棉布第四批發部，對50餘傢俬營布店、88傢俬營糧店、217家油醬店、76家煤球店全面實行代銷、經銷。1956年初，對138個行業4793家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1958年，未納入公私合營企業的小商小販，按行業組建合作小組或合作商店。同時，全面調整商業網點，於區境南部形成魯班路商業街市，發展斜橋、瞿溪路等地段的商業網點，初步改變北重南輕的格局。三年困難時期，大力開展以賣帶修業務，闢建成都南路修配一條街。1961年，於老松順、大同、綠野、遠香居、紅房子、寶大、復興等7家中西餐館供應高價中西菜餚，滄浪亭點心店、長春食品店、哈爾濱食品廠、鳳凰食品廠等商店敞開供應高價糕點、糖果，以平衡消費需要。“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批店名被更改，特色商店、特色商品、特色服務被視為“為資產階級服務”而取消，商業管理機構遭破壞，企業規章制度被廢除，計劃供應商品的範圍擴大，“吃飯難、住宿難、做衣難”加劇，供需矛盾突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商業日趨活躍繁榮。1979年起，進一步調整網點，組建大中型商店擴大經營規模；調整經營結構，恢復發展特色經營、特色服務，恢復發展老店、名店經營特色，形成一批工藝精湛、服務優質、服務獨特的專業特色商店。80年代以來，獲市、區名特商店稱號有57家，獲國內貿易部命名的中華老字號30家，被評為上海市優質產品34種，被國家商業部評為優質產品24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優質產品稱號1種。90年代初，結合市政工程、舊區改造等城市建設項目，加強商業改造改建力度，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結合地鐵一號線工程，淮海中路進行全面改造。又運用土地使用權有限期有償轉讓，引進外資，加快商業改造步伐。至1993年，已新建成富麗華大酒家、益民商廈、瑞興百貨公司、雪豹商廈、光明村大酒家、國際購物中心、新歌商廈等現代化多功能大型企業。全國文明商業街——淮海中路商業街展現出文明、高雅的商業文化氛圍。打浦橋商業副中心和建國東路建築裝潢街市已初具規模。商業形成行業配套齊全，商品花式新穎，種類繁多的新局面。

80年代，開設柳林路、長樂路兩處以服裝為主的小商品市場，交易興旺。瀏河路工藝品市場、斜徐路魯班路舊貨市場、永嘉路花卉夜市以及成都路、自忠路、南昌路、永年路、瞿溪路、蒙自路、打浦橋等7處農副產品貿易市場，都佔有較大的市場份額。1991年，滬港合資開設南希慶豐速食企業。爾後，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簡稱三資）商業企業相繼開設。

區境的錦江飯店，是解放後上海接待來訪外國元首的重要賓館。80年代，又建成新錦江大酒店、花園飯店（上海）和城市酒店，瑞金賓館也對外營業。每年接待大批國際友人、僑港澳台同胞和外省市來滬者，對區境，特別是淮海中路西段商業、服務業產生巨大的推動和影響。

1993年，共有商店4901家，其中區商委系統1102家，社會商業823家，三資企業11家，私營商店37家，個體商業户有2928家。該年商業銷售總額653581萬元，其中區屬商業銷售額400715萬元；盧灣區商業利潤總額15484.2萬元，其中區屬商業利潤額6145.1萬元。 ^[8] 

2010年商業零售業實現區增加值20.87億元，比上年增長10.8%。

2010年實現商品銷售總額1627.66億元。限額以上商業企業實現商品銷售總額1246.50億元，比上年增長26.2%。其中，批發業銷售額1121.46億元，增長25.9%。至年末，盧灣區共有商品交易市場12個，全年成交額5.68億元。

2010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7.45億元，比上年增長12.1%。限額以上商業企業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16.61億元，比上年增長27.2%。分行業看，批發零售貿易業實現零售額88.20億元；比上年增長26.0%；住宿餐飲業實現零售額28.42億元，增長31.2%。

民國十年（1921年），區境內開設首家典當。民國十六年，區境內首家銀行開業。其後，多類金融機構競相設立。銀行多分佈於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典當散設於煙窟、賭場及勞動人民聚居處。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初，數十家銀行、典當從戰區遷入區境北部。民國36年，區境內有典當71家，銀行22家，證券號2家。

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資本金融機構，195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設第二十三辦事處於延安中路349號。1952年6月，成立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盧灣區辦事處。1952年，對私營銀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典當業公私合營，組建小額質押貸款處，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基本建立。在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管理體制下，金融業發展曲折，於集中財力，維護、鞏固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特有職能和對經濟的推進作用，並未充分發揮。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組建以中國人民銀行為領導，中國工商銀行等專業銀行為主體，各類金融機構並存，業務相互補充的金融體系。1985年初，成立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盧灣區辦事處，1992年，改為盧灣支行，承擔工商信貸、結算和儲蓄等業務。1980～1993年，淨回籠現金1070137萬元，1993年底，存款餘額326367萬元，貸款餘額125053萬元，特別是外幣存款餘額摺合美元9747萬元，列全市工商銀行各區縣支行之首。

1984年，日本三菱銀行在區境設上海辦事處，1993年6月改為分行。

1993年，區境內有各類金融機構45家，其中銀行6家，城市信用合作社8家，保險公司1家，證券營業部20家，信託投資公司1家，郵政儲蓄營業處9家。 ^[9] 

南盧灣最具規模的醫院是位於瑞金二路上的瑞金醫院。除此之外，還有東南醫院、瑞金醫院分部，距紅房子醫院、第九人民醫院也比較近，居民就醫較為便利。

北盧灣板塊內中、小學及幼兒園較多，包括瑞一幼兒園、大同幼兒園、七色花小學、淮海路小學、嚮明中學、東風中學、比樂高中等，給市民子女上學提供了極大便利。而高等教育資源多為職教、成教，相對與初中等教育實力略顯不足。 ^[10] 

解放後，區境內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文化廣場、國泰、淮海、長城、嵩山、建國、大眾、大慶、大華、雅廬等影院、劇場、書場，屢經改建，特別是文化廣場曾為市級大型政治、文化活動中心。創辦區圖書館、文化館、區工人俱樂部以及歡樂宮等一批街道文化中心，形成市、區、街道三級文化網絡。新建盧灣電影院，改變南北文化設施不均局面。在建設文化事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區級文化陣地發揮了主力軍作用：有被評為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先進集體和連續6次獲得市文明單位稱號的國泰電影院，有被國家文化部授予文明圖書館稱號的區圖書館，有弘揚民族文化，年演評彈超千場的雅廬書場。羣眾文化活動方面，在全市首創廣場文化和家庭讀書活動，組織藝術節和多種形式的羣眾自娛自樂，湧現“老媽媽合唱隊”等一批羣眾文藝隊伍，五里橋文化站被評為全國先進文化站。 ^[11] 

50年代，區境內科技協作、技術革新、新產品研製等廣泛開展，區屬企事業單位普遍建有科技組織，時由區委宣傳部統管。1958年，區科技協會成立，設有紡織、化工、機械、電子、醫藥衞生、數學、物理、化學等學會、學組，開展學術、科普、交流活動和直接服務生產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活動，建立業餘科技進修學校，為各行各業培養科技人才。“文化大革命”中，科協活動被迫中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恢復區科技協會、並建立區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區科委），制定區科技發展規劃，開展科學普及、科技協作，改革科技體制，扶植民營科技企業，開辦科技市場，發展科技產業，走科技興區之路，在科技興貿及發展地區工業等方面取得顯著成績。80年代以來，區境內科技成果迭出，區屬企業1989～1994年星火計劃立有64項，其中開發新產品54項，瑞金二路街道經濟、社會、科技綜合發展示範點和科技興貿研究課題取得階段性成果。 ^[12] 

盧灣區境內近代教育始於清末。清同治九年（1870年）上海廣方言館遷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內。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美國教會安息浸禮會在斜橋西創辦惠中學塾。光緒二十二~三十年，鍾天緯的三等公學，經元善的經正女學和史量才的上海女子蠶桑學堂先後創設於高昌廟桂墅裏。光緒三十二年中等商業學堂設於打鐵浜；次年泉漳公學創立。光緒三十四年，馬相伯所創震旦學院暨附中遷呂班路。同年，水木業公所董事楊斯盛創通惠小學（今馬當路小學）於打鐵浜。清宣統元年（1909年），曾鑄在局門路創辦上海貧兒院，進行半工半讀教育。

民國以來，區境北部法租界人口增多，教會、法租界公董局、社會團體與熱心教育者陸續創辦各類學校。僅大專院校就有20餘所。民國11年（1922年），劉海粟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於斜橋南設第三院，之後本部遷菜市路（今順昌路）。民國13年，徐謙創辦上海法政學院；民國15年，徐朗西創辦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民國17年，顧執中創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等。中小學有同義中學、博文女中、薩坡賽小學、喇格納小學等。民國19年，中華職業教育社遷華龍路（今雁蕩路）新所，民國21年設中華職業補習學校。較著名的衞生職業學校有人和高級助產士學校和高級護士學校、生生高級助產士學校、廣慈醫院護士學校等。民國20年遷境的大同幼稚園，由中共地下組織創辦，專門收容革命烈士和中共領導人子女。

八一三事變後，難民大量湧入租界，區境北部人口驟增，新本、曉光、勵志等中小學大量興辦；上海中學、務本小學、啓秀女中、民立女中、明德女中等一批學校伴隨遷區境。抗戰勝利後，比樂初級中學、常州旅滬中學、法電工人子弟小學等中小學相繼創設。

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影響下，泉漳、中華女子初級職業補習學校、華東、啓秀、新本女中、務本小學、鄞光中小學等校開展抗日救亡活動，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探索實踐新教育，在全市頗有影響。此外，薩坡賽路小學以管理嚴格、教學質量高而名揚全市。黃炎培、孫起孟於民國35年創辦比樂初級中學，以升學教學與職業訓練兼顧為特色，曾施行職業指導實驗嘗試。

上海解放時，區境內有附設幼稚園（班）50所，小學83所，學生22055人，教職員工1048人；中學18所，學生6677人，教職員工532人；大學6所。大多分佈區境北部。至1951年，區境南部尚有私塾14所，塾師14人，學生456人。

1949年6月，市軍管會派員接管公立學校，並陸續對私立學校進行整頓。50年代，致力於掃盲和業餘教育，青壯年脱盲率居全市前列。1953年起，區境南部陸續新建盧灣中學、魯班中學、斜二小學等校。經1956年和1959年區劃調整，先後有10所中學、52所小學、3所幼兒園併入。1956年，私立中小學及附設幼兒園均改為公辦。次年，興辦麗園、勤奮等6所民辦中學，日暉等28所民辦小學，形成公立學校為主體，民辦學校為補充的格局，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1958年，組織學生勤工儉學，參加社會實踐，發動師生改革教材教法、自編教材，因未遵循教育規律，一度造成教學秩序混亂，旋即糾正。60年代起，認真貫徹中小學工作有關條例，開展學雷鋒活動，中小學生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教育工作漸趨健康發展。

“文化大革命”湖間，教師、幹部受到嚴重迫害，1147人被立案審查，35人致死，12人致傷致殘。學校組織癱瘓、設備破壞，又恣意改變學制，改變課程、教材，改變招生、畢業、升留級制度，教學秩序極其混亂，教育質量大幅度下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撥亂反正，教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80年代起，改革普通教育體制結構，恢復並大力發展職業學校，普通中學附設職業班，形成多門類，多層次，結構合理的教育體系。在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加強初中、辦好小學的同時，發展職業教育。至1986年，開辦10所職業學校，有4所普通中學附設職業班。並開展教育科學研究，改革教學目標、內容和考試方法，使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在辦好傳統體育項目學校外，創辦並形成聞裕順幼兒園、七色花小學、區教育學院附中的從幼兒到中學的系列藝術教育。此外，第四聾啞學校、輔讀學校和工讀學校的特殊教育，取得較好成績。1992年，區教育局與區職業教育中心都被評為市職業教育先進集體。成人教育繼職工文化補課後，重點逐漸轉入職工技術教育和崗位培訓。社會辦學日趨增多，1993年，成人業餘學校達56所。1993年，盧灣區被國家教委、國家民政部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評為全國特殊教育先進區。

在開展社區教育基礎上，發動全社會關心教育。學校教育經費有較大增加，教育設備不斷添置更新，辦學條件逐年改善。1993年，區境內共有幼兒園93所，幼兒14022人；小學47所，學生33066人；預備班學生5998人；中學24所，學生15893人；有大學2所、中專2所、技工學校11所，職業中學7所。區教育局屬中、小、幼、職教職員工6235人，其中特級教師15人，高級職稱教師337人，中級職稱教師2715人。校舍佔地290635平方米，建築面積277968平方米。 ^[13] 

20世紀90年代初，生育高峯帶來的入學高峯逐步向初中、高中移動，給教育的校舍、場地、師資、設備帶來了巨大壓力。為此，區政府實施了“84422工程”（“8”把原有的100多所中小學合併擴大成80所；“4”建成4個教育小區；“4”培養400名中青年教育教學骨幹；“2”建造兩幢教工住宅大樓，改善教工住房條件；“2”籌集2000萬教育獎勵基金），逐步解決了入學高峯。90年代中期開始，隨着生源下降和市政建設帶來的人口動遷，區境內學生人數明顯下降，區內拆並了許多條件較差的學校，高標準、高質量地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的任務。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各類學校通過改善辦學條件，創設名師工作室等積極措施，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和諧發展，個性特長得到培養，不少學生取得諸多國際級、國家級獎勵。到2003年，區內有各類學校53所，學生33863人，中小幼專任教師3543人。 ^[14] 

解放後，區境南部闢建多條公交線路，設立麗園路郵電支局、安裝了大批傳呼電話。至1993年底，區境共有公共交通線23條，計無軌電車6條，各種公共汽車線路17條，其中越江線路2條，還有市郊長途客運線路3條，過江輪渡站2處，以及出租汽車等，組成區境內城市公共交通網絡；設有水陸貨運企業180餘家，汽車貨運能力3400車噸；闢設郵電支局4所，長途電話代辦點38個，電報收報代辦點4個。60～80年代，還曾建立上海市第一所自動化設備的盧灣區郵電局。90年代以來，電話發展甚快，有夜間應急電話116處，私人電話擁有量劇增，兩座分別擁有6萬門和8萬門容量的電話分局正在興建。

由於經濟發展迅速，人口流量劇增，因車流量與道路設施矛盾引起的公共交通擁擠的問題比較突出，雖已採取各種方法努力緩解，但還需在城區改造、市政和公用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中予以解決。 ^[15] 

盧灣區具有深厚的歷史人文底藴，擁有豐富的歷史人文史蹟。區內有歷史遺蹟100餘處，中共“一大會址”、“《新青年》編輯部”、周公館、中山故居、韜奮紀念館及郭沫若故居等，聞名海內外。區域內還有一批近代優秀保護建築。

盧灣區(2張)

盧灣區是上海最能體現東西方文化相融、交流的區域之一。無論是三十年代號稱東方香榭麗舍大街的霞飛路（今淮海路），還是散落在區內的18幢歐式優秀保護建築和藍天白雲下綠樹掩隱着的幢幢小洋房。這裏曾經吸引了巴金、梅蘭芳、柳亞子、郭沫若、許廣平、徐志摩、郁達夫、劉海粟、豐子愷等近代幾十位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文化人、藝術家在此生活、工作。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