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漢雲南起義

1949年初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2月12日，昆明發生中央銀行昆明分行將香港印刷的大額金圓券作為偽鈔拒收，激起羣眾義憤搗毀中央銀行分行辦公用具、表冊等，有300餘人遭軍、警包圍逮捕，盧漢當場槍殺21名無辜羣眾。為此，新華社發表短評《警告殺人犯》，中共中央把盧漢列入第二批戰犯名單，促使盧漢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自己的選擇。

2月下旬，盧漢指派曾與中共有過聯繫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為代表，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遞交盧漢致毛主席、朱總司令的信件，盧漢在信中表示了反蔣的政治態度。4月，國民黨政府拒絕簽訂國內和平協定，毛主席、朱總司令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約法八章)，人民解放軍勝利渡過長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向長江以南大舉進軍。同月，盧漢再次派宋一痕為代表到華南分局聯繫，並同時派人與滇桂黔邊縱隊副司令員朱家璧聯繫。根據桂滇邊工委向中央的報告，5月中共中央指出“可以和盧漢建立聯繫，配合消滅蔣軍，但不可受任何約束，不可存幻想；關於雲南局部和平問題，則要盧漢派全權代表到中央談判。”

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葉劍英和軍情部長李克農，委派參加北平起義的原國民黨北平警備總司令周體仁(雲南籍，傣族)返回雲南策動盧漢起義。周於6月離開北平，8月抵達昆明，10月初第一次會見盧漢，向盧介紹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説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消除盧漢的顧慮。

1949年7月毛澤東給周恩來的信中説：“盧漢如能於我軍入滇時舉行起義，宣佈反帝、反封建、反蔣、桂立場，則雲南問題可以和平方式解決。”表明了中央爭取盧漢起義的方針。這時宋一痕經華南分局介紹到北平，代表盧漢向中共中央表示願意反蔣起義，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央表示歡迎，並指示盧漢應在解放軍逼近雲南時舉行起義，以免遭失敗。

8月26日中共中央以統戰部長李維漢和解放軍軍情部長李克農的名義電示邊區黨委派人到昆明通過宋一痕轉達中共中央對盧漢的五點要求：(1)要讓雲南人民遊擊武裝發展，並支援武器彈藥錢糧；(2)發動省參議會、羣眾團體拒絕蔣桂軍隊入滇；(3)地方保安部隊集中應變；(4)控制特務；(5)盧漢部隊要嚴明紀律，保護國家資財。

10月中旬，盧漢約見周體仁表示願意起義。“九九整肅”後，盧與中共中央的聯繫中斷。周體仁經過考察確信盧漢有起義的誠意，才向盧表明他是受人民解放軍總部委派返滇商談雲南局部和平問題的，並轉達中共中央意見：“雲南起義的最好時機是解放軍殲滅白崇禧、胡宗南兩個集團軍後向雲南進軍之時”，同盧漢商談了起義的準備和部署。11月人民解放軍向西南進軍，15日解放貴陽，30日解放重慶，12月4日解放南寧。在雲南地下黨的領導下，到1949年冬，游擊戰爭遍及全省90多個縣，解放縣城41座，滇桂黔邊縱隊發展到3萬餘人，民兵、游擊隊10萬餘人，基本上形成農村包圍城市局面。中共昆明地下黨組織，經過一系列經濟、政治鬥爭和城市愛國民主運動的鍛鍊，在鬥爭中發展壯大了進步力量，擴大了黨的組織，到昆明解放前夕，全市有黨員1500人，黨的秘密外圍組織5000餘人。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建立了黨的組織，發展了反蔣愛國統一戰線。

“九九整肅”後蔣介石加緊控制雲南步伐，駐雲南蔣系中央軍由1萬人增加到4萬人以上。中共昆明市委根據形勢發展作出配合解放軍解放昆明和配合盧漢集團起義的兩手準備。12月4日宋一痕寫信給昆明市委，內附“衷念”6條，大意如下：要求省府以下全體軍政人員除特務罪犯外應該給予生活職業和教育的機會；應絕對保障其生命財產安全；因起義行動而調動保安團，請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和人民團體應予諒解與協助；要求釋放在東北被俘的滇軍將領等。盧漢表示：“9月時我錯了，今天要補前愆，我不希望有功，但求無過。”盧漢起義前也有扣留李彌、餘程萬的準備，並通過楊青田告昆明市委準備起義。市委書記陳盛年同副書記賴衞民商量後決定同意配合盧漢起義，並向在昆養病的邊區黨委委員李雨楓作了彙報，請他12月4日左右將這個情況和意見向華南分局報告並和區黨委取得聯繫。

12月8日周體仁受盧漢委託經香港到達廣州向華南分局葉劍英同志報告盧漢將於20日以前起義，要求人民解放軍野戰軍支援，並指定起義以後的指揮機構和負責人；同時提出要求將起義部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權；對起義軍政人員不咎既往，保障生命財產安全；釋放被俘滇籍將領等。華南分局當夜電報中共中央，中央隨即通報二野戰軍前委。．

12月7日張羣(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奉蔣介石之命到昆明誘迫盧漢讓蔣中央機構國防部等遷入昆明，將省政府和綏靖公署遷往滇西。盧漢提出種種困難，表示很難照辦。張羣奉命8日偕龍澤匯、李彌、餘程萬3軍長飛成都見蔣介石。形勢十分緊迫，盧漢當機立斷決定起義，並向中共昆明地下黨組織作了通報。昆明市委於8日晚派人攜信趕赴滇中向鄭伯克報告，並進一步作了應付事變的部署。 ^[2] 

12 月 1日 ，盧漢下令成立昆明警備司令部，以佴曉清為警備司令、許義浚為副司令、楊肇驤為參謀長，負責維持社會秩序，加強治安管理，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12月 2日，昆明警備司令部發布實行戒嚴的佈告，規定每晚 10點到翌晨 6時止為戒嚴時間。在戒嚴時間內，斷絕市內外交通，禁止行人往來，並設立交通檢查站，嚴密檢查出入人員，實行航空旅客審查，藉以瞭解和控制軍政特務人員的行動。

自 12月 1日起，盧漢為了集中精力，策劃起義事宜，正式宣佈請病假兩星期，並指定楊文清代理省主席職務，在家閉門謝客，實際上是召集各部隊主官，面授機宜，安排起義行動。

1949 年 12月 9日 下午 5時左右，張羣、餘程萬、李彌等的專機先後飛抵昆明，盧漢派楊適生去迎接張羣，招待在盧漢新公館內。隨即以張羣蒞昆為由，邀請國民黨中央駐滇軍事首腦開緊急會議。時間訂為當天晚上 9時，地點在盧公館，被邀參加開會的有第 8軍軍長李彌、第 26軍軍長餘程萬和師長石補天、空軍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憲兵副司令李楚藩、保密局（軍統改組後的名稱）滇站站長沈醉。賓客到齊後，綏署警衞營營長龍雲青按照盧漢的事前指示，把招待在外會客室裏的李、餘等人的副官、衞士和司機全部繳械扣留，並將李彌、餘程萬等扣押在五華山光復樓三樓。與此同時，住在盧漢新公館的張羣也被扣留在住所裏。

9 點 50分盧漢驅車上五華山。 10時正，通信兵已將各機關部隊的電話接到總機上，盧漢將軍站在光復樓的主席辦公室裏，率領全省軍政人員，向各機關部隊發佈命令：“我現在宣佈，雲南起義了。昆明全市實行緊急戒嚴，各單位按照原定計劃開始行動。”緊接着向全省軍民發表了廣播講話：“茲為保全全省 1200萬人民之生命財產，實現真正和平和民主統一起見，特自本日起脱離國民黨反動中央政府，宣佈雲南全境解放。發佈命令如下：第一，國民黨駐滇的中央各部隊應明白大義，停止抵抗，一律駐在原地，聽候中央人民政府改編；第二，駐滇人民解放軍或民間義勇自衞軍，應駐紮原地維持地方秩序，聽候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處理；第三，各專員、縣長應堅守崗位，照舊維持地方秩序，聽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眾應各安生業。倘有不遵命令，乘機擾亂破壞，損害人民利益者，定予嚴懲，決不寬貸！”起義後，按原定計劃，立即實行緊急戒嚴。 ^[3] 

盧漢起義後，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方法，中共昆明市委派楊青田以中共聯絡員身分與盧漢建立正式聯繫，協商處理各種重大問題，以促使中共中央和劉、鄧的指示得到貫徹執行。黨組織估計到蔣軍要對昆明進行反撲，與盧漢商定，雙方立即進行保衞昆明的準備，並對盧漢起義後未向中共中央和劉、鄧報告而擅自放走張羣的錯誤作法作了批評。

盧漢扣押了第八軍軍長李彌和第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曾希望通過他們爭取這兩支部隊起義。劉、鄧也指示儘可能爭取他們投向人民。但這兩個軍和幾個憲兵團以及陸軍總部一部分直屬部隊拒不起義，接受蔣介石的命令，向昆明進攻。土2月16日，昆明保衞戰全面展開。

昆明保衞戰開始後，“邊縱”各部隊積極主動在昆明外圍攻擊敵軍側後，遲滯和牽制敵軍的進攻；起義部隊在人民羣眾的支援下，英勇作戰；昆明地下黨組織領導全市人民羣眾從各個方面全力支持起義部隊保衞昆明，調集武裝羣眾3000多人，成立“昆明義勇自衞總隊”參加對敵作戰；劉、鄧命令駐貴州的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四十九師疾進雲南策應起義，進抵滇東曲靖地區。敵軍攻昆明不下，又懼怕被解放軍圍殲，於12月21、22日先後撤退，昆明保衞戰勝利結束。

昆明保衞戰勝利結束後，昆明市委組織領導成立了昆明市人民團體聯合會，進行了迎接解放軍入滇全面接管的各項工作。1950年2月6日，新的中共雲南省委在貴州安龍成立，宋任窮、陳賡任第一、第二書記。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陳賡司令員、宋任窮政委率部進入昆明，雲南的歷史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