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泰愚

1932年12月4日 ^[2]  （一説陰曆七月十六日，即8月17日 ^[5]  ），盧泰愚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慶尚北道達城郡（今屬韓國大邱廣域市）八公山麓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盧秉壽擔任本鄉（公山面）書記，一家人衣食無憂。盧泰愚7歲那年，盧秉壽出車禍身亡，盧泰愚遂由母親金泰香撫養成人。 ^[6-7]  母親叮囑盧泰愚“不能讓別人説你是沒有爸爸的渾小子”，因此盧泰愚處事慎重，知道降低姿態、謙虛為人的“屈居人下處事術”。受這種家庭環境的影響，盧泰愚從小話就少，大家都説他穩重老成。 ^[6] 

1939年，盧泰愚入讀公山小學。1945年畢業後，盧泰愚想當飛行員，於是報考大邱工業學校的航空專業。不久，日本投降，朝鮮半島解放，為日本侵略服務的航空專業也被改成電器專業，於是盧泰愚又想當醫生，便在三年級時（1948年）轉學到慶北中學，打算以後考大學、學醫科。 ^[7]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盧泰愚自願加入了學生義勇軍，但沒有直接參加戰鬥。1951年3月中學畢業，進入大邱憲兵學校。 ^{[5]  [8]}  在3個月的學習中，盧泰愚成績優異，得到了該校副校長兼教務長的賞識，9月結業後留校任二等中士銜的助教。同年在那個教務長的勸説下報考韓國陸軍士官學校，成為陸士11期的學員。 ^[7] 

在陸軍士官學校期間，盧泰愚結識了同一個內務班的全斗煥。全斗煥直爽熱情、敢作敢當，盧泰愚温和沉着、甘當第二，兩人性格互補，過從甚密。此前盧泰愚雖然與全斗煥在同一學校（大邱工業學校），但盧泰愚高一年級，又轉過學，所以並不相識。 ^[7]  盧泰愚在陸士不僅結識了全斗煥，還交了金復東、崔性澤、白雲澤等同鄉同學，成立了一個叫“五星會”的小團體，全斗煥叫“勇星”，盧泰愚叫“冠星”，金復東叫“黎星”，崔性澤叫“彗星”，白雲澤叫“雄星”，後來發展為“一心會”。 ^[9] 

1955年9月，盧泰愚從陸士畢業，獲授陸軍少尉軍銜。1956年被分配到中部戰線的第5步兵師團擔任小隊長。當時第5師團長就是後來的韓國總統朴正熙，不過盧泰愚當時和朴正熙並無特別的交往。兩年後，盧泰愚調任光州陸軍步兵學校，任教育聯隊區隊長，升中尉，不久又入讀大邱的戰略情報學校語言學習班，學了一年英語，並順利通過了選拔赴美留學人員的英語考試。在此期間，盧泰愚與同窗好友金復東之妹、慶北大學師範學院的女大學生金玉淑戀愛，到1959年5月31日正式結婚。三天後，盧泰愚即赴美國接受軍事培訓，與之同行的還有老友全斗煥。 ^[7] 

盧泰愚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軍事基地學了6個月的心理戰和特種戰，於1960年初回國，任軍事情報隊英語翻譯將校，晉升大尉。1961年與全斗煥一起出任首爾大學ROTC（預備役軍官訓練隊）教官。同年朴正熙發動5·16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之際，他與全斗煥一起動員陸士學員參與支持軍事政變的遊行。事後，盧泰愚調任防諜部隊情報將校。任職期間，他曾接替全斗煥擔任北極星會（陸士11期以後的同學會）會長，並與全斗煥一起發起秘密組織“一心會”。 ^[7]  1963年夏，他與朴正熙的專屬副官、老同學孫永吉一起秘密向中央情報部長官金在春提議發動政變，清洗腐敗分子（針對金鐘泌一派），被金在春拒絕。此事為朴正熙所得知，於是命陸軍參謀總長閔耭植和防諜部隊長鄭升和緊急展開調查，然後召見金在春，命令逮捕盧泰愚等人，金在春反對，並表達辭職之意，於是朴正熙同意放過盧泰愚等一馬，並批准金在春辭職。 ^[10]  1966年升任防諜部防諜課長。 ^[2] 

1967年，盧泰愚升中領（中校），任猛虎師團（首都機械化步兵師團）在求大隊（1聯隊3大隊）長，配合美軍參加越南戰爭。1968年回國，獲授乙支武功勳章。同年進入韓國陸軍大學進修，結業後任首都警備師團大隊長。1970年晉升大領（大校），在全斗煥的推薦下任陸軍參謀總長首席副官，輔佐參謀總長徐鍾喆。1971年任步兵聯隊長。1974年晉升陸軍准將，任空輸特戰旅團旅團長。1976年任總統警護室行政次長助理。1978年1月在全斗煥的推薦下接任總統警護室作戰室長助理，晉升陸軍少將。1979年1月調任白馬部隊（大韓民國第9步兵師）師團長。 ^[11] 

1978年朴正熙為自己警護部隊授勳儀式上的盧泰愚(2張)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時任韓國國軍保安司令官的全斗煥利用調查朴正熙遇刺事件之機，權力迅速膨脹，萌生“下克上”的野心。12月7日，他將盧泰愚從三八線上召回，提出了發動兵變的計劃。盧泰愚贊成，並建議在負責保護青瓦台總統府外圍的第30警備團團部設置臨時指揮部。12月12日，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政變期間盧泰愚擅自調動白馬部隊的一個聯隊（29聯隊）進入首爾，支援全斗煥，自己則坐鎮第30警備團的臨時指揮部裏，與團長張世東等“一心會”同黨觀察動態，隨時待命。政變成功後，盧泰愚出任首都警備司令官。 ^[12] 

1980年5月17日，全斗煥發動5·17緊急戒嚴事件，盧泰愚調動麾下600名官兵和4輛裝甲車，包圍中央廳，迫使總統崔圭夏和國務總理申鉉碻等官員同意擴大戒嚴，為全斗煥登上總統寶座鋪平道路。 ^[13]  5月31日，全斗煥成立“國家保衞非常對策委員會”（簡稱國保委），自任委員長，盧泰愚是25名委員之一。8月22日，全斗煥退役，盧泰愚接任國軍保安司令官，升陸軍中將。全斗煥當選第11、12屆總統、開創第五共和國後，盧泰愚於1981年7月11日晉升陸軍大將，7月15日退役，開始在政界活動。 ^[14] 

1981年7月至1982年3月，盧泰愚任政務第二長官，負責外交和安保工作，出訪多個國家。1982年3月，全斗煥政府設立體育部，盧泰愚任首任長官。一個月後調任內務部長官。1983年至1986年任首爾（舊譯漢城）奧運會組織委員長，1984年-1985年兼任大韓體育會會長、1984年兼任大韓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長、1984年-1986年兼任首爾亞運會組織委員長。1985年2月作為執政黨民主正義黨黨員，在第12屆國會選舉中當選議員。1985年至1987年任民主正義黨代表委員，地位僅次於總裁全斗煥。 ^[15] 

1985年以來，隨着支持民主化的新韓民主黨成為國會第一大在野黨，在野民主勢力與全斗煥政權的交鋒日趨白熱化，焦點在於改憲問題。全斗煥政權主張責任內閣制，以便執政黨民主正義黨能繼續執政，而在野民主勢力則主張總統直選制，要求全民普選總統。1987年1月，首爾大學學生樸鍾哲被警方拷打致死的事件導致民眾反對全斗煥政權的情緒不斷髮酵。全斗煥在4月13日宣佈任內維持現行憲法（4·13護憲措施），又引發軒然大波。在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全斗煥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此前民正黨內部傳言國務總理盧信永是全斗煥接班人，也有人説安企部長張世東是全斗煥接班人，但實際上全斗煥並未考慮過接班人問題。隨着1987年政治危機的來臨，全斗煥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盧泰愚一直對他畢恭畢敬，加上盧泰愚的親信樸哲彥（也是盧泰愚的內表弟）為首的一派人馬（被稱為“盧泰愚師團”）多方勸説，全斗煥終於在1987年6月2日指定盧泰愚為接班人。當時盧泰愚説：“害怕得手足無措了。閣下，請您領導到底吧！” ^[16-17] 

6月10日，民主正義黨在蠶室綜合運動場象徵性地舉行了投票選舉盧泰愚為下屆總統候選人的大會，盧泰愚當選後表示將在完成“兩件國家大事（總統大選、奧運會）”後實行改憲。恰巧在這一天，首爾爆發了要求實行總統直選制的大規模抗議示威，人們高呼“廢除護憲”、“打倒獨裁”的口號，拉開“六月民主抗爭”的序幕。慶祝盧泰愚成為下屆總統候選人的宴會舉辦地點希爾頓酒店就是示威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警方發射的催淚彈的氣味傳到宴會場，包括盧泰愚在內的所有參會人員都聞到了，以致當晚盧泰愚陷入苦惱之中而睡不着覺。 ^[18]  其後，示威愈演愈烈，席捲全韓，全斗煥無能為力。6月17日晚，全斗煥在祝賀盧泰愚成為民正黨總統候選人的酒席上表示，將以盧泰愚為中心，準備收拾時局的方案。6月19日上午，全斗煥在青瓦台召見軍方官員，作出了部署軍隊、實施緊急措施的決定。下午2點，盧泰愚、李春九、安武赫、樸哲彥等民正黨主要幹部召開黨政會議，討論結果是不宜出動軍隊、政治解決優先，全斗煥隨即在下午4點保留了部署軍隊的決定。6月22日，盧泰愚向全斗煥提出了朝野對話的收拾時局方案。全斗煥予以採納，於是在6月24日與統一民主黨總裁金泳三、新韓民主黨總裁李敏雨、韓國國民黨總裁李萬燮對話。其中與金泳三的對話不歡而散，但李萬燮向全斗煥獻計接受總統直選制，以退為進，這樣可以讓反對派內鬥，從而坐收漁翁之利，全斗煥聽從李萬燮的建議。當晚，全斗煥和盧泰愚商量後就確立了“接受總統直選制”和“金大中赦免復權”兩個方針。 ^[19-20] 

6月25日，盧泰愚招來樸哲彥，提出要草擬一個包括實施直選制改憲在內的民主化宣言。6月26日，就爆發了席捲全韓33個城市、130多萬人參與的“國民和平大遊行”。迫於壓力，全斗煥於6月27日上午9點20分召見秘書李鐘律、金聲翊，要求他們擬就一篇談話稿，等盧泰愚發表宣言後他會發表該談話來表態接受。另一方面，盧泰愚和樸哲彥從當天下午5點15分開始，修改了5個多小時的宣言，討論了各種細節。6月28日晚，盧泰愚在家裏和樸哲彥進行對宣言的最後敲定。 ^[20]  6月29日上午9點，盧泰愚在民正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了“為了收拾時局的特別宣言”，即“6·29宣言”，內容有八點，分別是：

發表結束後，盧泰愚先前往銅雀山國立墓地參拜，然後驅車前往牙山的顯忠祠祭告李舜臣。7月1日，全斗煥發表特別談話，表示全部接受6·29宣言。一時間韓國充滿了節日的氛圍。盧泰愚發表6·29宣言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韓國的軍部獨裁統治壽終正寢，民主化轉型之門由此開啓。 ^{[3]  [22]} 

1987年7月10日，全斗煥辭去民主正義黨總裁之職，盧泰愚接任，並依據直選制改憲後的新憲法與總統選舉法與在野勢力在全民普選中角逐第13屆總統寶座。與盧泰愚競爭的主要是統一民主黨總裁金泳三、新民主共和黨總裁金鐘泌。其後統一民主黨顧問金大中也宣佈參選，並另立和平民主黨，於是形成了“一盧三金”的格局。由於在野勢力一分為三，局勢對盧泰愚非常有利，再加上11月29日發生了朝鮮特工製造的大韓航空飛機爆炸案，盧泰愚趁機喊出了“偉大的普通人，相信我”的口號，拉了不少保守選民的選票。全斗煥政府也想方設法為盧泰愚保駕護航，以免其落選，甚至考慮過篡改選票的手段。 ^[23]  最終在12月16日舉行的相對公平、公開、公正的總統大選中，盧泰愚得到8,282,738票，以36.64%的微弱優勢當選韓國首任真正意義上的民選總統。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得票加在一起的話，將超過盧泰愚416萬票。所以時人戲稱把盧泰愚送進青瓦台的是“五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鐘泌以及製造空難的兩個朝鮮特工金賢姬和金勝一）。 ^{[3]  [24]} 

1988年2月25日，盧泰愚宣誓就職大韓民國總統，發表題為《普通人的偉大時代》的就職演説，宣佈了“民族自尊、民主和合、均衡發展、統一繁榮”的施政方針，開啓了第六共和國。 ^[25]  1988年2月，盧泰愚宣佈了新內閣的組成，其中有7位是第五共和國的高官，令韓國民眾大失所望，有記者諷刺盧泰愚的第六共和國實際上是“第5.5共和國”。 ^[26]  還有人戲稱盧泰愚為“戴假髮的全斗煥”。 ^[27]  同年4月，舉行第13屆國會選舉，執政黨民主正義黨雖然獲得全部299議席中的125席，保持了國會第一大黨的位置，但未能取得過半數的席位；金大中的和平民主黨獲得70席，成為第一在野黨，統一民主黨獲59席，它們與獲35席的新民主共和黨組成共同交涉團體，從而出現了在野三黨攜手控制國會的“朝小野大”的局面。 ^[28]  在此情況下，在野三黨聯手向盧泰愚和民正黨施壓，展開“五共清算”，盧泰愚被迫同意，但提出不得對全斗煥本人進行政治報復。另一方面勸説全斗煥於1988年11月23日發表道歉聲明，全斗煥隨即隱居雪嶽山百潭寺，由此他幾乎與盧泰愚反目成仇，變得水火不容，並後悔讓盧泰愚當接班人。 ^{[8]  [29]} 

當初盧泰愚競選總統時，許諾如果當選，將在任滿一年後舉行“中間評估”，讓公民投票決定他是否可以繼續擔任總統。1989年3月，盧泰愚宣稱他將推遲舉行公投。6月正式宣佈取消公投，理由是這樣的公投會引起憲政秩序的混亂和國力的浪費，還會激化地區衝突和勞工抗爭。此舉取得了金大中和金鐘泌的支持。兩金相信，如果盧泰愚經受住公投的考驗，那他的地位就會大大提高，影響到在野黨的勢力；如果通不過，由於時間過於倉促，重新大選對兩金自己也不利。 ^[26]  其後，盧泰愚考慮讓民主正義黨與在野黨聯合，以解決“朝小野大”的局面，和平民主黨總裁金大中認為這會讓民主倒退而加以拒絕，統一民主黨總裁金泳三與新民主共和黨總裁金鐘泌則同意與民主正義黨合併。1990年1月22日，三黨決議合併為民主自由黨，5月該黨實行總裁制後，盧泰愚就任總裁。於是“朝小野大”的局面結束，執政黨獲得了國會控制權，隨着政府活動空間的擴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國家的施政能力，使得盧泰愚能夠從容應付各種危機，比較順利地完成任期。另一方面，保守三黨內反對合並的派系組成了民主黨，1991年與金大中的平等民主黨合併為“民主黨”，韓國由此初步形成了兩黨體制格局。 ^[28] 

1992年3月24日，第14屆國會大選舉行，執政黨獲得149席，未能達到半數以上，其餘席位由民主黨及鄭周永等財閥組成的國民黨瓜分。作為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一部分，盧泰愚決定放棄以往總裁享有的“指定接班人”特權，以“中立”的立場面對黨內競選者，完全由黨員代表民主選舉產生總統候選人。1992年5月19目的民自黨全黨大會上，金泳三戰勝軍政界頗有影響的李鍾贊，當選下屆總統候選人。8月25日，盧泰愚將民自黨總裁位置讓給金泳三，9月18日宣佈退出民自黨，並順應民意組建中立政府來管理大選。12月，金泳三戰勝金大中、鄭周永，成功當選大韓民國第14屆總統。1993年2月25日，盧泰愚卸任總統，任大韓民國憲政會元老諮問會議委員。 ^[28] 

金泳三上台後，雖然認為前政權為“軍事政權”，但無意定罪。1994年10月29日，檢察方面就12.12訴訟案認定“按軍事刑法是軍事叛亂事件”，並認為全斗煥、盧泰愚等有叛亂罪，但怕引發國家混亂決定緩期起訴。7月19日，檢察方面就5.18事件相關被告人作出了“無起訴權”的決定。即認為“成功的軍事政變無法進行判罰”。 ^[30] 

盧泰愚卸任後，將自己任內從企業界人士那裏收取的5000億韓元政治獻金中還剩餘的1700億韓元（約合2.2億美元）分散保存在銀行的假名帳户（假借他人名義來保存）中。1993年8月，金泳三政府推行金融實名制，假名賬户被視為非法。1995年8月，金泳三政府決定從下一年開始實施金融所得徵税制度，存款利息在4000萬韓元以上的賬户所有者都須繳税。其中一個被輾轉找來存盧泰愚秘密資金的新韓銀行首爾西小門支行賬户所有者河鍾旭（不知道存款原主是盧泰愚）向他的高中同學、民主黨籍國會議員樸啓東抱怨金融新規定給他造成的麻煩。而此前不久，韓國社會就有盧泰愚鉅額秘密資金的傳聞，檢方曾立案調查，但查無實據。樸啓東聽到河鍾旭的抱怨後，聯繫到盧泰愚秘密資金的傳聞，判斷這就是盧泰愚存秘密資金的假名賬户，便找河鍾旭要了存款證明資料。1995年10月19日，在韓國國會的一次例會上，樸啓東突然出示了前任總統盧泰愚在新韓銀行利用假名帳户存有100億韓元秘密資金的部分證據。樸啓東進一步表示這100億韓元僅僅是盧泰愚掌握的政治資金的一小部分，據他粗略估算，盧泰愚控制的政治資金總額可達4000億～5000億韓元。 ^[31-32] 

樸啓東的曝光震動了韓國朝野各界，引起軒然大波。迫於反對黨和人民的雙重壓力，10月22日，韓國總理李洪九在國會接受質詢時宣佈，政府將指派國家大檢察廳所屬的中央搜查部對此事進行調查。初步的調查結果表明，盧泰愚在任內確實接受了鉅額的政治資金並加以隱匿，而且用假名將這些資金分散存入數家銀行。結果剛一公佈，社會輿論譁然。盧泰愚被迫於10月27日在自己的家中含淚向全體國民發表“謝罪演説”，承認在任內收取過鉅額政治獻金，並説主要是用於他自己的政治活動，其中包括對政黨運作的支持。他表示願意承擔這一問題所帶來的全部責任，願意接受國家的任何審判。 ^[31] 

隨着調查的逐漸深入，韓國大檢察廳已得出初步結論：盧泰愚5000億韓元秘密資金中沒有政治資金名義的全部屬於受賄，將以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上的受賄嫌疑對盧泰愚進行司法處理。11月16日晚，韓國大檢察廳以違反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涉嫌受賄罪，將盧泰愚逮捕歸案，並將其送往首爾郊外的拘留所。隨着盧泰愚落網，呼籲追究雙十二政變與光州事件的聲音也重新高漲起來。11月24日，金泳三指示制定有關重新調查該事件的特別法。12月，全斗煥也被捕。兩位前總統一起被送上法庭，接受“匡正歷史”的“世紀大審判”。 ^[30-31] 

經過了無數次台前幕後的激烈較量，1996年8月5日，首爾地方法院在第27輪公審中對全、盧作出初步量刑，判全斗煥犯有發動軍事叛亂、內亂主謀罪，同時全斗煥在任內受賄金額2259億韓元，處以死刑，並追繳罰金2223億韓元。盧泰愚因犯有主動參與軍事叛亂和內亂罪、謀殺上司未遂罪和貪污受賄罪而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追繳罰金2838億韓元。8月26日正式作出一審判決，全斗煥死刑，盧泰愚22年6個月有期徒刑。全、盧提出上訴，12月16日首爾地方法院作出二審判決，改判全斗煥無期徒刑，盧泰愚17年有期徒刑，追繳罰金亦分別減為2205億韓元和2628.96億韓元。1997年4月17日，大法院對全斗煥、盧泰愚等案作出終審，維持二審判決。 ^{[31]  [33]} 

1997年12月20日，時任總統金泳三與候任總統金大中協商後，決定特赦全斗煥和盧泰愚，理由是實現國民和解與團結，以及消弭全羅、慶尚兩地地域偏差的後遺症。 ^[34]  12月22日，全斗煥、盧泰愚出獄。盧泰愚出獄後，住在首爾延禧洞，十分低調。跟全斗煥拖延繳納罰金不同，盧泰愚一直定期繳納罰金，至2013年9月全部繳清。 ^{[4]  [30]} 

盧泰愚健康狀況不佳。2002年進行前列腺癌手術。此後幾乎每天都接受針灸治療，2011年4月在肺部發現針灸用針，被首爾大學醫院做手術摘除。 ^[35-36]  同年8月和9月及2012年2月、2015年12月又相繼因哮喘、咳嗽、高燒等症狀住院。 ^[37]  2014年4月9日，全斗煥前往盧家，探望卧病在牀的盧泰愚，問他是否還認識自己，盧泰愚只是眨了眨眼。 ^[38] 

2019年8月23日，盧泰愚之子盧載憲代表病重的父親參拜光州5·18烈士陵墓並謝罪，這是新軍部領導人及其直系家屬首次參拜該陵墓。10月，盧泰愚又一次因病住院，韓國網絡流傳其死訊，但他在21日坐輪椅出院。 ^[37] 

2020年8月19日，中國駐韓大使邢海明前往延禧洞探望盧泰愚，讚賞他對中韓建交的貢獻。盧泰愚因為年事已高，加上卧病在牀，不方便活動，但在邢海明的邀請下同意了這次會面。 ^[39] 

2021年10月26日，盧泰愚在首爾國立大學醫院重症監護室去世 ^[87]  ，終年88歲 ^[82-83]  。同天，盧泰愚的遺屬對外公開故人遺言。盧泰愚在遺言中表示，希望國民對自己的不足之處及過錯予以寬恕。盧泰愚在遺言稱，可以為偉大的祖國和國民服務，我感到十分榮幸和感激，將虛心接受自己的命運，希望平生未能實現的韓朝統一夢想可以在下一代手中實現。 ^[84] 

2021年10月30日，盧泰愚的遺體告別儀式在首爾市松坡區的奧林匹克公園和平廣場以國葬形式舉行。韓國總理金富謙現場致悼詞稱，應反省歷史並走向和解。儀式過後，盧泰愚的遺體將被運往首爾追慕公園火化，而後安葬於京畿道坡州市的黔丹寺。 ^[88] 

2021年11月29日，據韓聯社報道，盧泰愚的骨灰將被安葬在京畿道坡州市統一園區內的同和敬慕公園，該公園靠近朝韓邊境。 ^[89] 

盧泰愚以“普通人”自居，上台後對威權時代的總統相關禮儀進行改革，與威權時代劃清界限，主要措施有：

所有這一切舉措，目的都是為了塑造總統是“普通人”的形象，兑現盧泰愚在競選時向選民許諾的“創建一個普通人的國家”。這一系列禮儀改革在儒家傳統深厚的韓國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 ^[40] 

在1987年底總統選舉中，盧泰愚向選民承諾，要“清算權威主義”。新內閣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的第1個議案就是赦免1300名政治犯。盧泰愚政府專門設置了“五共非理特別搜查部”，對多達30餘萬件的“非理問題”進行調查。

1988年4月國會選舉後，出現了“朝小野大”的格局。三個在野黨的總裁（金泳三、金大中、金鐘泌）都是全斗煥威權統治的受害者，強烈要求法辦全斗煥及其親威。他們在國會推動成立調查委員會，召開聽證會，要求傳訊全斗煥及其相關人士（其中有不少是盧泰愚政府的官員）。這使盧泰愚的處境十分尷尬。經過長期辯論，1989年12月，盧泰愚與三個在野黨總裁經過就“五共清算”問題達成共識，發表了“11點聲明”，其要點就是同意傳喚全斗煥和崔圭夏出席國會舉行的關於光州事件和五共政府醜聞的聽證會以及迫使全斗煥親信鄭鎬溶辭去一切公職，等等。在此期間，盧泰愚政府同在野勢力圍繞光州事件和全斗煥本人的處置問題也展開了博弈。對於光州事件，盧泰愚政府基本接受“民主和諧推進委員會”的建議，承認光州人民的鬥爭為民主化運動的組成部分，恢復了事件參與者的名譽。同時對死者的遺族和傷者，由國庫支付給“生活安定資金”。對於全斗煥本人，盧泰愚則主張以全斗煥“落鄉”（朝鮮王朝時代官員被罷黜離開朝廷回鄉過退隱生活）、交出財產（139億韓元）和道歉以及許下加速推行民主政治的承諾，作為收拾有關事件的“和解”方案，從而代替法辦全斗煥。

盧泰愚統治時期，“五共清算”是不徹底的，特別是沒有將全斗煥繩之以法，更是讓在野黨耿耿於懷。時人認為只有清算三大神聖領域——“聖域”總統、“禁域”情報機構、“秘域”軍部。才能徹底清除權威主義、實現“普通人”的民主政治。 ^[40] 

為了推進民主化進程，盧泰愚政府制定了234件“民主立法”，修改或放棄了850餘件“總統令”。同時，還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體現在：

盧泰愚政府時期，隨着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國際金融以極高的速度推進自由化。韓國金融不得不進行改革，以適應國際經濟發展的趨勢。金融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此前近三十年間，韓國經濟雖然實現高速發展，但城鄉間、區域間的發展很不均衡，因此盧泰愚上任時就以“均衡發展”為四大國政目標之一。盧泰愚政府把“經濟民主化”作為政策方向，重點之一就是解決在分配中被忽視的階層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地區，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制定了開發西海岸的計劃。1987年，韓國西海岸地區有893萬人口，佔全國人口的21%，是韓國經濟最落後的地區。盧泰愚當政後立刻組建了以國務總理為首的“西海岸開發推進委員會”，把開發西海岸作為自己任內的重要政策課題。西海岸開發計劃要求到2001年綜合開發程度達到韓國全國平均水平，使它成為迎接21世紀西太平洋時代的橋頭堡。其具體目標是：

西海岸的開發不僅在空間結構上使韓國產業佈局更趨合理，而且還將促進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但是，西海岸開發計劃在盧泰愚任內進展緩慢。所以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西南地區基礎設施仍然不足，經濟發展嚴重滯後。 ^[40]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止，韓國的福利制度很落後。盧泰愚政府開始重視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大力增加了福利部門預算投資。其措施主要有：

但是，韓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還處於初創階段，相比西方發達國家差距不小。 ^[42] 

1990年1月，盧泰愚政府將文教部分成了文化部和教育部，文化部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得到了政府的認同。同年6月，文化部制定了《文化發展十年計劃》，準備用十年時間建立起國家文化發展的四大基礎，即所謂的福祉文化基礎、緩和社會矛盾的和解文化基礎、適應後產業時代發展需要的開放文化基礎和為南北合作時代做準備的統一文化基礎。根據這個計劃，盧泰愚政府和文化部門在提高文化的創造力、發揮文化媒介的機能、擴大國民的文化享受機會，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帶來了傳統文化、大眾文化和創作文化的全面繁榮，韓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的趨勢也日益加強。

在《文化發展十年計劃》的指導下，1991年，盧泰愚政府頒佈了《博物館、美術館振興法》和《圖書館振興法》。從此,個人、學校和企業開設小規模的美術館和博物館在韓國成為可能。這促使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高潮。這一時期韓國的公共圖書館由原來的176個很快增加到了267個。政府還給全國80餘個文化院、鄉村文庫鄉村會館提供了2億韓元的財政支持，以幫助它們建立小型圖書館。 ^[43] 

1988年5月30日，盧泰愚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審議會”。作為教育部長官的審議諮詢機構，該審議會有6個分委員會，由60名委員和7名專門研究人員組成，先後提出和審議了“禁止課外補習措施改善案”、“高中教育正常化方案”、“大學入學考試製度改革方案”等有關教育政策的方案。1989年2月，盧泰愚政府決定將原“教育政策諮問會議”直接隸屬總統管轄，並將成員由15名擴大到20名，直接承擔向總統提供教育政策建議和接受總統有關教育諮詢的作用。“教育政策諮問會議”的升格增加了教育政策制定過程的透明度。

根據教育政策諮問會議和中央教育審議會的建議，盧泰愚政府於1991年4月出台了《大學入學考試製度改革方案》，規定大學選拔學生應參考考生的高中學習成績、大學修學能力考試（高考）成績和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三個部分，其中考生的高中學習成績屬必備資料，其餘兩部分成績為重新考核學生的依據。直到金泳三政府時期的1994年，這一方案才得以具體實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44]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韓軍提出過70-80個改革方案，但是最終得到實施的只有盧泰愚執政時期的“8·18計劃”。盧泰愚上任後就提出以“建立陸、海、空三軍並立型指揮結構”為主要內容的國防改革意向。為此，韓軍於1988年5月16日組建“8·18研究委員會”，並着手研究具體的改革方案。1990年8月20日。其改革方案正式獲得盧泰愚批准。該方案主要參照以色列合成軍體制和德國聯合軍體制，決定在韓軍作為聯合軍事體制的指揮機構建立指揮控制韓軍實際作戰的聯合參謀本部。1990年10月1日，《國軍組織法》修訂法案生效，規定將陸、海、空三軍並立體制改為聯合體制，大韓民國聯合參謀本部由原來的國防部諮詢機構升格為陸、海、空三軍最高作戰指揮機構，統轄陸、海、空三軍主要作戰部隊，此一體制維持至今。 ^[45] 

朝鮮戰爭以來，韓軍的作戰指揮權一直掌握在美國手中。盧泰愚首次提出了收回韓軍作戰指揮權的目標，在韓軍歷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 ^[46]  他任內實現了空軍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改由韓國軍官擔任、任命韓國軍官為地面軍聯合司令部司令官、解散韓美聯合野戰軍司令部、1993-1995年間收回非戰時作戰指揮權、軍事停戰委員會“聯合國軍”首席代表由韓國軍官擔任等。但戰時作戰指揮權的問題則長期未能解決。 ^[47] 

盧泰愚任內正處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時期，但朝鮮的“威脅”還在，因此美韓同盟依然存在並繼續鞏固。盧泰愚任內與美國羅納德·里根、喬治·布什政府舉行7次首腦會談。1991年2月1日，韓美兩國修改了《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的部分附件，駐韓美軍歸還其所佔的不必要的設施和土地，改善美軍駐地韓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擴大了韓國政府行使對駐韓美軍刑事裁判的管轄權的主權範圍和關税檢查。作為交換條件，韓國政府答應逐漸增大對駐韓美軍防禦費用的“分擔”。

對於全斗煥時代以來的韓美貿易摩擦，盧泰愚政府繼續協商和改革，使韓國免於美國被指定為超級301條款的重點觀察國家，並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由“重點觀察”對象國變成“一般觀察”對象國。 ^[47] 

盧泰愚執政時期的韓日關係進一步深化。1990年盧泰愚訪日期間，新天皇明仁對他表示：“想到我國造成不幸的那個時期，使貴國人民遭受痛苦，本人內心不禁痛惜。”輿論認為這個談話較之前昭和天皇對全斗煥的道歉有所前進。 ^[48]  但也有人認為缺乏誠意，後來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就認為“措辭模糊”而要求天皇再次道歉。 ^[49] 

盧泰愚政府一改軍政府時期對慰安婦問題的迴避態度，順應民意，在該問題上採取積極方針，1992年訪韓的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正式就慰安婦問題向盧泰愚謝罪，並與盧泰愚政府聯手展開對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為1993年河野談話的出爐埋下伏筆。 ^[50] 

盧泰愚上台時，宣佈將開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稱之為“北方政策”。“北方政策”得到了美國的支持。以第24屆夏季奧運會的舉辦為契機，韓國與社會主義國家展開頻繁接觸。第一個同韓國建交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於1988年10月建立領事級關係，1989年2月1日建立大使級關係。其後兩年間，波蘭等東歐國家陸續與韓國建交。韓蘇關係也取得突破性進展，1989年11月決定建立領事級關係，1990年6月盧泰愚與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美國舊金山會談，就兩國關係正常化達成共識，9月30日正式建立大使級關係，12月盧泰愚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翌年4月戈爾巴喬夫訪問韓國濟州島。 ^[51]  與此同時，韓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1990年3月26日）、越南（1992年12月22日）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也建立了外交關係。 ^[52-53] 

盧泰愚訪華(5張)

“北方政策”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中韓建交。盧泰愚對於中韓建交採取堅決的態度，一部分原因與他所推進的“西海岸開發計劃”有關，希望與中國共建黃海經濟圈。盧泰愚一方面加強在經貿上與中國的聯繫，另一方面對北京發生的事件持冷靜態度。1991年春，中韓互設商務代表處。同年11月，中國外長錢其琛赴韓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盧泰愚單獨會見錢其琛，正式提出了建交問題，希望在任內實現中韓關係正常化。1992年5月，中韓建交的談判工作正式啓動，錢其琛與韓國外長李相玉舉行了三輪秘密的建交談判，6月底就結束了工作。在錢其琛前往平壤向朝鮮方面通報後，中韓外長於1992年8月24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正式簽署了中韓建交公報。此前兩天，台灣當局與韓國斷交。9月27—30日，盧泰愚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簽署了《中韓貿易協定》、《中韓投資保障協定》、《中韓經濟、貿易和技術聯合委員會協定》和《中韓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等4項協定。 ^[54-56] 

在盧泰愚政府時期，韓國與45個國家建交，其人口有17億多。在這種和解的氣氛中，1991年9月18日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了聯合國。 ^[57] 

盧泰愚在總統就職演説中重申朝鮮半島問題將由朝韓雙方“通過民主方式和平解決”的原則，並呼籲“讓我們順應民族自尊的新時代，以對話與共存、共存與合作，在停戰分界線上創造和解的春天吧！” ^[25]  1988年7月7日，盧泰愚在經過朝野四黨的協商後，發表了《爭取民族自尊和統一繁榮的特別宣言》。這是韓國政府在解決民族問題而提出的第一個對朝鮮的柔和政策。它正式宣佈朝鮮不再是敵對的對象，而是和平統一問題上的夥伴。該宣言提出了“自主、和平、民主、福利”的四大統一原則和六項具體政策。1989年9月，盧泰愚進一步提出“韓民族共同統一方案”。方案指出，南北的統一要經過南北聯合的階段成立單一的國家，而不是聯邦制，統一後的國家應該實行自由民主制度。該方案的中心內容是憑藉韓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通過實施“北方政策”，逐漸對朝鮮施加影響，促進朝鮮的內外政策發生變化，待條件成熟後，以和平手段實現朝鮮半島統一。雖然金日成、盧泰愚的統一方案均強調自主、和平統一之原則，但兩個方案迥然不同之處在於朝鮮主張保存南北各自獨立政權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而盧泰愚主張通過經濟競賽，最終將朝鮮和平統一於韓國。雙方南轅北轍的統一方案，自然不被對方接受。另一方面，1990年以後，由於韓蘇建交、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一連串事件的衝擊，朝鮮失去了蘇聯的核保護傘，決心自主研發核武器，朝鮮核設施被美國衞星發現，朝核問題浮上水面。朝韓雙方起初通過對話來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58] 

20世紀90年代初，朝韓雙方進行兩個高級會談。一是南北國會會談。南北雙方國會會談的預備性接觸始於1988年8月，至1990年1月，已進行10次。預定於1990年2月進行第11次準備性接觸，但其後因韓美進行軍事演習，朝鮮宣佈中斷第11次預備性接觸。從而使南北國會會談胎死腹中。另一是南北總理會談。南北總理會談始於1990年9月，至1992年9月，共舉行8次會談。朝鮮總理延亨默和韓國總理姜英勳先後在首爾、平壤參加南北總理會談。

南北總理會談取得很大成果。其一，1991年12月，雙方總理簽署《關於實現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的協議書》（共4章25條，通稱“南北基本協議書”）。其二，由於美國宣佈撤出在韓國的所有核武器，故朝鮮接受朝鮮半島無核化，雙方總理於1992年1月簽署《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聯合宣言》。這兩份重要文件的簽署，對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成為打開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局面的劃時代事件。

兩份文件簽署後，盧泰愚政府宣佈暫停韓美年度軍演（“協作精神”），朝鮮也先後4次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然而由於朝鮮拒絕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寧邊核電站附近的兩處軍事設施，朝韓雙方矛盾升級。1992年10月，韓國宣佈1993年恢復與美國的聯合軍演，朝鮮隨之宣佈中止預定於1992年12月21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的南北總理會談第九次會談。至此，南北高級會談全部結束，朝韓關係再次轉入緊張。 ^[58-59] 

盧泰愚是在他的父母結婚8年後才得到的兒子。相傳盧泰愚的母親在懷上這個得之不易的孩子時，曾做過一個胎夢，夢見一條巨大的蟒蛇纏身，頗有些漢學知識的盧泰愚祖父盧永洙認為那個巨蟒實際上是一條青龍，遂給孫子起名“泰龍”，其中“泰”字是盧家字輩，“龍”就是指盧母胎夢中的那條巨蟒。可是盧泰愚的祖父又覺得“泰龍”之名總有點過分張揚的意思，就根據“大智若愚”之意而重新起名為“泰愚”。 ^[7] 

盧泰愚上小學時，總是笑眯眯的，所以他當時的綽號是“微笑（스마일/smile）”。 ^[11]  他從政以後，因被詬病為人軟弱而優柔寡斷，人稱“水泰愚”（물태우）。不過，在盧泰愚當了總統後，曾表示他對“水總統”、“水泰愚”這種綽號滿意。他引用蘇格拉底的話，説水雖然寬容，但又吝嗇而可怕，不像母親那樣温柔，因此像水一樣的人是作為領導人的最理想人選。同時他對外界認為他軟弱不以為然，反問道：“不論外面怎麼看，總統心中就沒有強大的意志嗎？” ^[60] 

盧泰愚受父親影響，從小熱愛音樂。他幼年時常擺弄父親留下來的短簫和小提琴，唱起歌來也頗為動聽，還學會了作曲。後來他做了白馬部隊的師團長，還親自作詞作曲《白馬之魂》作為師團歌，讓屬下官兵學唱。每當懷念父親的時候，盧泰愚就會吹起短簫來抒發自己的思念之情。他也善於吹口哨，據説吹口哨的聲音跟簫聲極像，甚至到了亂真的地步。 ^{[7]  [61]}  奧運會成功舉辦後，一次開會慶功時，突然會場響起口哨聲，大家不免吃驚，但一看原來是盧泰愚吹的口哨，而且吹得很好，大家高興得鼓起掌來。 ^[62] 

此外，盧泰愚還喜歡朗誦詩歌，特別喜歡世界知名的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常常提起他的作品《德米安》。 ^[62] 

盧泰愚網球打得很好，而且多次勸身邊的人打網球，加強身體鍛鍊。1992年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訪韓時，曾和盧泰愚一起打網球。 ^[62] 

1981年，韓國首都首爾申奧成功，盧泰愚負責第24屆夏季奧運會的籌辦。可到了1984年，由於全斗煥的獨裁統治導致韓國政局混亂及各種醜聞，國際上出現了將1988年奧運會的地點由首爾改在某個中立國舉辦或者推遲8年舉辦的強烈呼聲。盧泰愚聽説後立即飛往瑞士洛桑，並放言學習70多年前的李儁烈士，不成功便成仁。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允許他發表演講，盧泰愚説：

“為了東西方的瞭解，為了緩和緊張局勢，為了世界和平，也為了證明奧運會不是發達國家的壟斷物，全世界都支持韓國在首爾舉辦奧運會，韓國國民也都為此歡欣鼓舞，正在全力以赴地進行準備，以保證要運會成功。奧運會比賽場地、運動員村和其它設施的工程已經進行了50%。我們正在建設許多龐大的工程，為此投入了大量資金。如果改變舉辦地點，誰來賠償這一巨大損失？如果你們堅持改變舉辦地點，大韓民國4000萬國民是不會容忍的。我們將會牢牢記住是誰毀滅了我國的經濟和理想。各位可能已經見過首爾奧運會美麗的主體育會場。如果易地舉行，我們將把主體育場變成一座巨型的歷史公墓，並在球場草坪中央建立薩馬蘭奇的墳墓，樹起墓碑、並在它的旁邊豎起執行委員會各位委員名字的花崗石墓碑，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記住在今天的恥辱！” ^[63] 

盧泰愚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薩馬蘭奇不久後表示，決不會傷害韓國人民的感情，將敦促韓國政府儘快穩定局勢，以保證奧運會的順利舉辦。在盧泰愚的努力下，1988年夏季奧運會如期在首爾舉行。 ^[63] 

1995年10月，卸任後的盧泰愚發表了“比起文化大革命而言，光州事件什麼也不是”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被韓國輿論指為“妄言”。面對韓國國民的公憤，盧泰愚被迫表態：“我也記不得當初説過這種話，但最終聽了錄音後連我自己都驚訝怎麼會説出這種話來。”迫於各界壓力，盧泰愚在1995年10月13日正式就“妄言”向光州事件受害者家屬道歉。 ^[64-65] 

盧泰愚出身交河盧氏。盧泰愚自幼知曉家譜，盧氏源於姜姓，為姜姓的分支，是姜太公的後裔。盧氏的始祖為姜太公的第11代孫，落户山東盧縣，以邑為氏。後又過千餘年，盧氏之後移居與中國一海之隔的韓國全羅南道光州，始祖盧恕，曾任高麗王朝時期監門衞大將軍。交河盧氏的歷史使盧泰愚長期以來對中國懷有特殊的情感，在中韓建交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到韓國西海岸，隔海眺望中國，企盼兩國關係的改善。

盧泰愚的最大心願是與中國建交併訪華，終於在1992年9月27日至30日實現，他偕夫人和女兒到達北京。由於訪問日程十分緊張，不可能安排他去山東尋根。他表示卸任後時間比較充裕，將再來中國。1995年，盧泰愚曾計劃訪華，但因身陷牢獄之災而未能成行。

2000年6月，盧泰愚終於再次訪華，他先來到北京，除了會見朋友、看看中國的發展外，更重要的是去山東尋根，實現多年的夙願。在訪問北京、重慶、桂林、西安之後，盧泰愚偕夫人、女兒來到山東省長清盧莊村（濟南），這個盧氏先祖最初落户的地方。

盧泰愚在盧莊村祭掃了盧王墓（盧國國君墓），植下了紀念樹，在赴青島途中又參拜了姜太公廟及衣冠冢，並在長清成立了成立了世界盧氏宗親創立大會。2013年，盧泰愚之子盧載憲亦來中國尋根。 ^[66-67] 

盧泰愚一生中最重要的功績就是發表“6·29宣言”，接受民眾對於總統直選制的訴求，從而開啓韓國民主化之門。不過，全斗煥在1992年出版《全斗煥口述證言》，自稱他早在6月14日就讓盧泰愚接受直選制，“6·29宣言”的發表也是出自他的授意。換言之，全斗煥才是“6·29宣言”的真正主角。 ^[78]  因此全斗煥夫人李順子才説被認為是盧泰愚的政治傑作的“6·29宣言”實際上是自己丈夫一手導演的產物，盧泰愚不過是在自己丈夫指揮下登台表演的演員。 ^[79] 

盧泰愚當時並沒有立即迴應。2007年，盧泰愚出版《盧泰愚口述回憶錄》。據他回憶，全斗煥在6月20日或22日之前都是拒絕直選制的，並表明自己才是“6·29宣言”的主角。2011年的《盧泰愚回憶錄》中不僅重複了他此前的觀點，而且進一步提出他早在6月17日就對親信樸哲彥表示只能接受直選制。 ^[78] 

有學者認為，盧泰愚的説法比全斗煥的説法更接近事實。但盧泰愚説自己6月17日就已經接受直選制則不可信。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