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新華

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學畢業後赴農村插隊務農，1972年應徵入伍，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文匯報》記者。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

1978年，24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因發表《傷痕》而一舉成名，“傷痕”一詞之後成為追溯文革記憶的文學思潮的名稱。大學畢業後不久盧新華就下海經商，隨後赴美，事業上幾起幾落，曾在紐約的賭場以發牌為生。

他2004年推出的新作《紫禁女》講述的是一個生理殘疾的女子和三個男人的情感故事。作者坦言：“儘管自己早已遠離文壇，在美國辦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輪都和文學沒有絲毫關係，但內心從未對文學忘懷。”

1978年在文匯報上刊登的《傷痕》1978年8月11日，上海的《文匯報》破例以整版篇幅，登出他的那篇讓“全中國的讀者淚流成河”的短篇小説《傷痕》。這個年僅24歲的復旦中文系學生，一夜成名。而由此發端的“傷痕文學”也成為此後一個時期中國文壇的主流。流着淚寫完《傷痕》。30年前初春的那個深夜，當年輕的盧新華在未婚妻家小小的閣樓上熬夜寫作自己的小説處女作《傷痕》時，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的命運會從此發生鉅變。時針指向次日凌晨兩點，那篇不到萬字的小説大功告成。

“流着淚寫完的瞬間，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我深信羅曼·羅蘭的話：只有出自內心的才能進入內心。”這是一個與親情和愛情有關的故事:女青年王曉華，在“文革”中和被打成“叛徒”的母親決裂，離家出走，多年來對母親心存怨恨。為了改造自己，也為了能夠脱離“叛徒”母親，她選擇了上山下鄉，到渤海灣畔的一個農村紮下了根。在她的自我改造過程中，儘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始終不能融合到主流的“上進”行列。戀人又由於自己的家庭問題而不能上大學，被迫中止往來。8年後，重病的母親獲得平反，渴望見女兒一面。當在農村插隊的王曉華終於趕回家時，母親已經離開了人世。“我並沒有王曉華的經歷。但我相信，現實中的王曉華們很難有勇氣寫這樣的東西。因為《傷痕》發表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文革”尚未被否定，“黑五類”的子女仍似驚弓之鳥，不可能去主動惹火燒身。另一方面，我在現實中確實也看到或聽到過大量發生在王曉華們身上的故事。可以説，‘傷痕’一詞是‘文革’留在我心靈中最深刻的印記。”盧新華如此闡釋《傷痕》的創作初衷。

1986年春天，浙江文藝出版社編輯汪逸芳徵得社領導的同意，破例為一名作者預支了1000多元錢的稿費，即將出版的讀物是長篇小説《森林之夢》 。汪逸芳並不知道作者為何急等錢用，更沒想到自己與作者從此斷了音信。對於《森林之夢》這本長篇小説來説，汪逸芳是責任編輯，她的理解是：該書為作者的生平傳記。儘管當時作者還屬於青年梯隊。這個青年作者叫盧新華。事實上，他是那個時期的中國著名作家。當他還在大學的課堂坐着聽課的時候，中國文學史便已經把他的名字刻上了汗青。

因為有了盧新華，中國文學史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傷痕文學。其實，這僅僅是一篇短篇小説，變成鉛字鋪在《文匯報》上，只有一個版面。小説的題目是《傷痕》。現在的年輕人大多被時尚的作家們吸引，的確，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個充滿生機、令人歡樂的美好時代。很少有人談起當年的盧新華了，甚至沒有多少年輕人知道盧新華和他文學成就。

2004年底，盧新華帶着他的新作《紫禁女》重新浮出水面的時候，人們開始想起了他，許多人這才知道了他。1977年底，盧新華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的學生。那時正是“文革”之後恢復高考不久，大多學生都有或工或農或兵的實踐經驗。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從山東曲阜某部五連偵察班退役，分配到江蘇南通柴油機廠做油漆工時，盧新華就喜歡讀哲學書籍和寫新詩，並經常向報刊投稿了。當他考入復旦大學後，決定將興趣轉向小説創作。大學正規的教育開啓了盧新華的心智。那是撥亂反正的年代，他和大家一起反思：過去的十年“文革”，摧殘了一個時代，但更具悲劇的是它對這個時代中的人們精神上的傷害。盧新華突然來了靈感，奮筆疾書。於是，小説《傷痕》誕生了。1978年8月11日， 《文匯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盧新華的這篇小説，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一時間，盧新華成為紅得發紫的人物。這個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一夜成名，成為“文革”後首批中國作協會員、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上海市青聯常委、第四屆全國文代會代表……1982年2月，盧新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與他有着深厚淵源的《文匯報》社工作。誰都沒想到的是，他不久便辭職離開了工作條件優越的報社，到深圳創辦了一家實業有限公司。儘管此前已經有了文人“下海”的先例，但是，鑑於盧新華的名氣，一些媒體還是把“中國文人下海第一人”的稱號賦予了盧新華。盧新華説，自己永遠喜歡文學創作。所以，“下海”的他依然惦記着小説，沒有賺到什麼錢的他居然在商業活動中寫出了第一部長篇小説《森林之夢》。盧新華揣着從浙江文藝出版社預支的稿費，趕緊去上海外國語大學念託福，這時他很需要錢。他決定赴美國留學。

新華一直記得剛進大學時看過的美國電影《阿波羅登月飛行》 ，他當時特別好奇，想知道資本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同時，也想從一個新的視角閲讀中國文化。當盧新華湊足了500多美元，便於1986年9月飛到了大洋彼岸。同後來出現的一些出國題材小説所描寫的情節相似，盧新華在美國機場未能見到原來答應接機的同學。好在飛行途中，盧新華結識了一位杭州小夥子。小夥子領着盧新華住到自己親友家，這一住就是一個月。

在杭州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説，在美國又得到杭州小夥子的幫助。盧新華覺得自己同杭州市頗為有緣。在過去的近20年裏，盧新華數次回國辦事，雖然時間緊張，他都會抽時間到杭州看一看，到西湖走一走。實在是因為來去匆匆，盧新華沒有打擾這裏的朋友們。盧新華認為，人傑地靈的西湖是不能不瞻仰的地方，這裏給了他無數精神上的滌盪和靈感的支持。盧新華甚至多次一個人坐在蘇堤上與古人“對話”，他在這裏將大自然、將聖賢當成了毫無拘束的老友。1996年秋天，盧新華悄悄地漫步西子湖畔，感懷之下，隨手寫了一首十分通俗的小詩：“瑤池秋日霧蒸騰，恍入芬蘭浴室門；挹塵最數堤柳好，西湖絕妙洗澡盆。”

到美國的頭一個月，白吃白住在杭州小夥子親戚家的盧新華很不好意思，他下決心搬到學校附近去住，這樣也好有時間打工。身上的500元美金即將用盡之時，盧新華當上了“駱駝祥子”，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踩三輪車。盧新華所讀學校附近有個小鎮叫西木村，人稱“小巴黎”，那裏有十幾家電影院，遊客如織。正在無比沮喪和絕望的時候，他聽到有人朝他大聲喊叫。盧新華明白生意來了，他興高采烈地把車騎到馬路對面去。後來，客人給了他25美元車費，另加20美元小費。盧新華笑了。盧新華踩三輪車時通常喜歡再加一個拖斗，最多時可以坐12個小孩子，當三輪車從斜坡上滑衝下去時，有時，盧新華會撒開把兒，高舉起雙手，做出百米衝刺的姿態，於是引逗得滿車的孩子一陣驚呼……當然，當他躬着腰吃力地踩着車子時，孩子們也會商量着從車斗裏一起跳下來，一下子作鳥獸散，分文不給……只留下盧新華停在當地，一臉的茫然，繼而是苦笑。一些來自中國的學生有時趕到西木村，好奇地打量踩三輪車的盧新華。盧新華早就習慣了這些目光，此時的他已經放下作家的“架子“，卸下身上所有的光環，以一個自然人的身份生活着。

“儘管傷痕文學對當時民眾造成的精神創傷給予了控訴，並使文學回到了人學的正常軌道，但由於作家與時代的侷限性，‘傷痕文學’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後便壽終正寢。”在京舉行的新書《紫禁女》媒體見面會上，盧新華在重審二十餘年前曾經繁榮的“傷痕文學”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1978年，盧新華因發表短篇小説《傷痕》轟動文壇，並由此掀起“傷痕文學”思潮。盧新華説，“傷痕文學”實際上是對極左政治思想運動給一個普通家庭造成的傷害的深刻揭露，儘管它使當代文學重新回到“人學”的正常軌道，並擺脱了“假、大、空”的浮泛創作風氣，從而備受推崇，但由於它過於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滿了悲情主義色彩，再加上特定時期的社會現實，“傷痕文學必然是短命的。

作者在文匯報上談他寫這篇小説的體會時，説了這樣一段話：“魯迅在《祝福》中説，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這句話引起我的深思。我腦子裏湧現起無數個受‘四人幫’精神上毒害的青年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被‘四人幫’路線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形象，逐漸凝結成四人幫給我們社會留下的最深的傷痕，還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靈上。當我構思到曉華離家九年，而回家見到母親已離開人間的時候，淚水打濕了我的被頭，我被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悲劇感動了。”（見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文匯報）粉碎“四人幫”後，復旦校園的空氣開始活躍起來，盧新華的這篇習作，是張貼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級同學辦的《百花》牆報上。它是眾多作品中吸引讀者最多的一篇，轟動了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