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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押

鎖定
盧押(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又譯盧嘉,軍人出身,曾在印度阿富汗作戰,1885年參加尼羅河遠征,擔任旅長,因功被封為爵士,後擔任北尼日利亞的專員兼總司令。1907年7月,獲委任為第十四任港督。1912年2月15日任滿離港,轉任南、北尼日利亞總督,1914—1919年任全尼日利亞總督。後被英廷加封為終身貴族。1945年逝世。
中文名
盧押
外文名
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
國    籍
英國
出生日期
1858年
逝世日期
1945年

盧押任內大事記

盧押時期正是中國民族運動高漲時期,香港受孫中山革命活動影響,民眾思想也十分活躍。一是中英經過多次協商,終於達成協議,英國減少在港經營鴉片貿易;二是內地辛亥革命爆發;三是香港大學成立。1907年12月,盧押提出創辦香港大學,這是他的前任們從來沒做過的事。四是1908年11月香港發生首次排日運動。
改善衞生環境
盧押上任前一年,英國衞生部就香港衞生、建築物條例和衞生部官員的貪污事件完成了一份報告。他上任後即着手處理這一問題,改組衞生局,由政府委派一位職業行政官負責,取消衞生督察,並招募職員,修訂法例,還通過了一些新的法例。這樣,香港的衞生環境才見改善。
減少鴉片貿易
盧押當政時,曾掀起一場討論禁煙的風波。鴉片歷來是香港的一項重要税收,1906年鴉片税收高達200餘萬元。1908年,倫敦禁煙總會認為非禁煙不可,英國議會令盧押查明具報。後通過報紙徵詢市民意見,西籍人士無一人贊成禁煙。盧押亦同意緩禁。1909年3月1日,港府宣佈廢除熟泥出口的許可,同時關閉煙館26家,作為正式禁煙的初步措施。為彌補鴉片税收的損失,宣佈開徵煙草税、酒税和香水税。
設立香港大學
1907年,盧押在聖士提反中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説,提出創辦大學的建議。一位仰慕盧押的巴斯富商摩地首先捐款15萬元表示響應。他組成一個委員會進行籌辦工作,主張歸併已開辦的西醫書院和工學院,加設文學院,組成三院制的香港大學。他的建議得到海內外各方人士的響應,到1909年年底,收到捐款達127.9164萬元。1910年3月,大學大樓奠基,他擔任首任校長。
建設九龍水塘
1908年11月香港發生首次排日運動。日本輪船“二辰丸”運載軍火到廣州,被廣州當局查獲拘留。日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廣州當局鳴炮道歉,廣州市民對此極為憤慨。香港報紙報道了有關消息,於是香港中國居民掀起抵制日貨運動,並搗毀售賣日貨的商店。1909年,港督盧押向英政府建議:交還威海衞給中國,而以永遠割讓新界為交換條件。英國殖民地部同意在適當時候認真考慮。威海是1898年7月1日,經清廷慶親王奕劻、廖壽恆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簽訂“威海衞租借專條”租借給英國的。租期25年。1930年4月18日,中英在南京簽訂“收回威海衞協定”後收回。這一時期,九龍方面的公共建設進展很快,紅磡興建了一座發電廠並向九龍供電,九龍水塘亦建成,儲水量達3.5億加侖。其後,增修副塘,儲水量1.85億加侖。盧押任職期間,全港人口增至50萬人。 [1] 

盧押縱煙禁煙之爭

英國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聽命,簽訂了《南京條約》,取得香港的管轄權,便將香港視為基地,更加肆無忌憚地向中國輸入鴉片,而香港當局也以香港與九龍的華人吸食鴉片為依託,把鴉片經營作為主要的税收來源。1890年港府僅在港九地區收得鴉片牌照銀47.76萬元,而該年港府總税銀為199萬多元,鴉片税收佔到1/4。其後港府設立專賣局,港九地區領牌照開設煙館三十餘家,零售鴉片處不計其數,政府派有專職人員負責零售鴉片處的事宜。至於俱樂部、酒樓、妓院、銀行、米行、保險公司、南北行中,都設有鴉片煙牀。至於轉移至內地的,就更不用敍述了。
到了盧押時期,英國人自己關於禁煙產生了一場爭論。英國倫敦的禁煙總工會委員希利慈,是一個正直的英國人,他曾對鴉片在中國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調查,並於1908年在英國議院與下議院提出陳述。他説:我在遠東,曾晤見各領事教士,及各朋友,均謂鴉片流毒中國極慘,倘英國不禁止運煙入中國,則英國之罪將歷萬古而不磨,結果只有印度人獨收其利,則中國人獨受其害而已。我誠不明其何居心。我道經香港時曾晤見一著名之英商,與之討論禁煙問題,彼之持論謂,不應將中國人娛情逸樂之事禁絕之。我乃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煙癮,你之子若孫亦復如是,你亦願為是娛樂否?他答雲:如此又當別論。在己受害以為不可,在人受害則又以為可,存心如是,豈得謂平?我深知煙毒之害,不只可以傷身,並且可以亡國,殊不解在遠東的英人尚謂無害於中國也。以仁人的用心而論,不必問中國之禁與不禁,我英國亦應先行禁絕。
雖然英國倫敦禁煙總會委員希利慈在陳述中強調了如不禁煙,便“不只可以喪身,並且可以亡國”的核心問題,同時尖鋭指出“英國之罪將歷萬古而不磨”,表現了他對中國人民由鴉片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情。可是,當任總督卜力竟突出了兩點不可禁煙的理由:一為如若禁煙,鴉片公司每年將損失“40萬元”的利潤;一為如若禁煙,政府當局將失去主要的税收。而准許並慫恿鴉片商的公開經營,港府將獲得鉅額利益。
主張禁煙的主流派,出發點是人道主義,堅持不禁煙的反對派,動機卻是“税餉”與“財力”。這樣鮮明的對照,禁煙的主張理應得到熱烈的擁護,不禁煙的意見應當遭受激烈的抨擊。可是,連聲名顯赫的太平紳士如何啓、馮華川與劉鑄伯等華人,都加入到英國人不禁煙的行列裏,更何況英國人呢!
由於英商的一致極力反對禁煙,華人太平紳士也表示支持,香港商務局於1908年5月16日舉行會議,決議反對禁煙。香港總督盧押將下述內容轉達英國政府:香港公眾意見,不贊成立即禁絕,以貶損香港之權利,但若果假以時日,逐漸推行,則為眾人所讚許也。
這個決議在5月29日的定例局會議上,獲得議員士刁活的狂熱支持,華人太平紳士何啓也立即附和。
但是,與此同時,英國下院通過決議,要求盧押採取步驟,迅速廢除香港等地實行的鴉片煙館持照營業的制度。在殖民地部大臣的督促下,1909年盧押才明令禁止向禁止入口煙膏的國家出口煙膏,並將年煮煙的限額由1200箱降至900箱。

盧押一波三折

1907年7月28日,盧押到任。12月,到聖士提反中學主持頒獎禮,他致詞時説:香港已經成為一個大城市,但尚欠缺一間大學,實屬美中不足。希望熱心教育的人士,致力創辦一間大學,為社會培育人才,建設香港。他認為,香港已經具備了建大學的條件。
據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介紹,英國佔領香港以後,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活動中心,限於商業交易,對於教育事業的發展並不關心,所以有人稱港英政府是“商業政府”。香港最早的一間英文書院是1843年從馬六甲遷過來的,這所英華書院,由英國教會人士主辦。同年,另一所教會學校聖保羅書院在港島中環開辦。香港真正有一所官辦學院是1889年創立的中央書院,後來改名為皇仁書院。香港還有一所學校是中國人於1843年辦的九龍義學。到了1866年,全港只有16所學校,學生人數1870人,而且全是英文學校。後來,陸續又興辦了一些中小學校。1891年,華商劉伯鑄覺得華人佔絕大多數的香港,只有英文學校而沒有中文學校,“實屬不當”。便發起開設中文學校——育才書社。以教中文為主,英文其次。1906年,在彌敦任總督時曾舉辦過一所工程技術人員訓練班,翌年改為香港工學院。
盧押上任前的十年,即從1896年到1906年整整10年,教育處於衰退和停頓狀態,學校不但沒增加,反而減少了。1896年全港也只有學校120間,學生7301人。到1906年,學校只剩下85間,在這種情況下,盧押提出創辦大學,是難能可貴的。
盧押創辦香港大學的建議,英商麼地首先表示支持,願捐助15萬元作為建設大學經費,另捐3萬元作為大學基金。這是第一位響應盧押創辦大學的英國商人。
盧押估計,創建一間大學需要一百萬元作為基金,另外還要建築、設備費用,政府只可撥給土地,款項無法支付。所以,1908年3月18日,盧押邀請全港富商開會。即席組成一個籌款委員會,研究建校的全部計劃及開支。會上,選出籌備委員8人,主席一人,共9人。主席由遮打勳爵擔任,委員計有:律師兼醫生何啓(華人),總醫官愛建臣,工務司翟鹹,狀師普樂,皇仁中學監督胡禮,醫生譚臣,西方商人端納和保利氏。
香港大學籌備委員會經過半年的工作,於9月25日完成一份與盧押觀點相反的報告書,呈給盧押審閲。報告書説,全體委員認為,建立香港大學的條件尚不成熟,因為要建一所綜合大學經費龐大,無法籌集。
根據該報告書所提出的經費預算,即使香港大學只設醫科和工科,基金也要100萬英鎊才能維持,購置校內用具也需要1萬英鎊,而建築費用尚未計算在內。
在大學興建計劃告吹之際,何啓提議,香港大學如果設有中文科目,海外華僑及國內紳商和香港華人都會全力支持,經費是不必憂慮的。
根據何啓的意見,盧押提出,將華人西醫學堂與工業學校合併起來,就可成立一間大學。因為華人西醫學堂和工業學校都有正常經費,開支問題便可解決。麼地氏捐出18萬元,再加上其他捐款,就可興建校舍。以後慢慢再增設其他學科,一間具有規模的大學就可以逐漸成形了。
盧押命籌備委員會催收捐款,準備先建小規模的校舍。但是,原來答應捐款的英商麼地氏稱,籌委會曾經宣佈,籌款達到11萬英鎊時,才可收集捐款。所籌得的捐款,距離11萬英鎊尚遠,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
盧押本來打算收到麼地氏的捐款後,先興建兩座普通校舍,大學就可以開課,既然麼地氏不肯依期付款,那麼,建校的款項只有重新籌措了。
盧押邀請中西商界人士參加募款委員會,發動華人捐款開辦香港大學。答應文科、理科、醫科和工科全設。參加募款委員會的華人,計有何啓、劉鑄伯、吳履卿和鄭卓楷等。吳履卿和鄭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醫學堂的慈善家,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學開辦。不到半年,就募得款項近128萬元。各地華僑聽説香港大學設有中文科,可供華僑子弟入學就讀,紛紛寄款捐助,對於香港大學的興建立了大功。
麼地原以為自己捐出的18萬元是最大的一筆捐款,後來他獲知捐款最多的卻是兩廣總督張人駿的20萬元。麼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萬元,保持捐款首席。
團體方面,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捐出了四萬英鎊。所有捐款都於1909年12月13日繳交。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學在港島般含道校址舉行建校奠基禮,由盧押親自主持,並自任校長。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學正式成立。最初開辦醫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個學院。當時工學院學生有31人,醫學院學生21人,文學院學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學生。
香港大學興建時,各方面捐款源源而來,截至開幕日,共收到捐款147.7萬元。
香港大學創立初期,以英國曼徹斯特、列茲、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學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規定設置管理部門,有校董職員會成員41人,評議會成員17人,校務委員會成員則有副校長、助理副校長、教授、全職講師及教育司。英語為教學語言。
當時攻讀的中國學生每年交學費43元,遠較去英國攻讀的二百英鎊學費便宜。
為了紀念盧押為香港大學的創辦作出的貢獻,香港建成一條環繞太平山的道路,命名為盧押道。該道環山向西的一面,全屬峭壁,只好建立一條棧道,成為香港八景之一,名曰“天橋霧鎖”。香港大學教學樓“盧嘉樓”、宿舍中的“盧嘉舍”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盧押帶來生機

盧押任內,香港經濟比較活躍,華人企業迅速發展。華人企業在港主要是經營商業貿易和發展工業。香港的織染業一直為華人所壟斷,華資在這個行業中仍然佔主要地位。1908年利民興國織襪廠在港創辦。1911年紹興織造廠創立。1914年又有大興織造廠創建。在食品飲料方面,1906年設立的安樂汽水廠。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廠。這些中國人經營的工廠企業,規模雖然不大,資金也不是太多,但對於活躍香港市場,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卻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一時期香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很多,但是,盧押的前幾任通過戰爭,強逼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新界劃入香港,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新界的名稱,是指英國人新租借的領土,包括大嶼山等二百多個島嶼,面積約975.1平方公里,農田約四萬五千畝,佔新安縣全縣面積2/3,與南九龍連成一片,甚為可觀。這片寬廣的土地,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充分的人力資源。新界原為農業區,這就有了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數量的農副產品的基地。
第十三任總督彌敦認為,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業地帶。1907年,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鄭重告訴香港市民:香港的前途將繫於新界工業的發展。彌敦確實很有遠見,經過八十年的發展,新界已經出現了很多新的衞星城鎮,香港不少工廠設在新界。
這一時期經濟的發展,還由於中國內地一批資金、勞動力的流入。這時,中國內地民主革命運動蓬勃發展。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爆發,在全國範圍內衝擊着各個角落和各個領域,不久,廣東陷入軍閥混戰與割據的混亂局面,一批前清遺老,攜帶家產和親眷逃到香港,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於尋找一個安定的經營環境,攜資帶員流入香港,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注入了資金和技術力量。這一時期還有一批從北美、澳洲、南洋一帶歸國的華僑,在香港停留定居。他們帶來了資金、設備和管理經驗,也為香港經濟的繁榮發展增加了動力。

盧押種族歧視

盧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報紙上,圍繞種族歧視的問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辯論。當時有兩個美國人寫信給英文報紙《南華早報》。信件的大意説,香港政府治理地方辦法不恰當,公共場所充滿不潔淨的華人,西方人慾避之不可得。應當在電車及公園等公共場所,另設西方人座位,以分別中西界限,並可避免與不潔華人接近。《南華早報》發表了這封惡意的信函。
本來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香港,種族歧視已經十分嚴重,香港的中國人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後,全港中國人為之譁然,認為這是鼓吹種族歧視的謬論。一位名叫李惠霖的華商致函《南華早報》,痛斥美國人的荒謬言論。他的信函説:“貴報十九、二十兩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論荒謬已極,不得不辭而闢之。近日有一種外國人,初到中國未久,即忘其本來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當其未離祖國前,家中一切雜務,如刷鞋、掃地、洗滌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為賤役而不肯為。來到中國後,不及數月,則氣象頓更,妄自尊大。餘料投函貴報之美人殆其類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國毫無所益。此等西人,華人皆欲速去。請問此二君,假如盡屏華人於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蓋香港繁榮多賴華人之力也。彼若憎惡華人慾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圖他處以避之。本港建設進款多徵之於華人。此二君倡議禁華人入公園,劃分中西界限,直無異將華人自行出資購來的權益而剝奪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為此謬言也。再者,前者毀謗華人者,華人雖鄙之而緘默不言。近日中國民智日開,有毀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發表以後,有一個署名蘇格蘭人的,寫信在該報詭辯説:“閲李惠霖覆函,語近閃爍。查自開闢香港以來,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國人而言,非指個人而言。吾請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詞。英國商人開闢香港之功何等偉大,英國海陸軍對於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輸納之賦税,香港防備之費多半賴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國因運鴉片入中國戰勝而得香港,引以為恥,然而非此之戰,香港何得為英屬乎?因鴉片與中國決戰之事,以為可恥者,只英國國內一部分之人而已。”
蘇格蘭人的信件發表以後,李惠霖很快覆函駁斥,信函説:“蘇格蘭人之信,殊欠情理。蓋吾人各有意見,各可抒發自己意見。不能強人意見如是,他人未必如是,況亦與現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問題相離太遠。蘇格蘭人之意見雖如此,我華人之意見,未必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華人之功若何,此可聽之,吾人應置不理。華人的金錢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蘇格蘭人其亦思之乎?不有華人的工商及華人的資財,則英國商務又何能若是其發達。”
李惠霖信件中所闡述的觀點,反映了佔香港絕大多數中國居民反對種族歧視、維護民族尊嚴的心聲。明確“太平紳士”職責
有人稱,“太平紳士”是英國侵佔香港後出現的土特產。該名詞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譯而來,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員的意思。1843年,英國駐華全權代表兼香港總督璞鼎查組織了治安委員會,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員。當時翻譯把治安委員譯為“太平紳士”,這種譯法就一直沿用了下來。
香港最高的山峯叫香爐峯。一百多年前,“海盜”張保仔帶領人馬住在山上,在山下設立東西營盤,利用山峯作瞭望台,海上有商船經過時,就扯起旗號通知山下營寨,出動船隻去截攔,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爐峯叫做扯旗山。英國人佔領香港後,仍然利用山峯作為扯旗指示船隻進出港口,扯旗山名字繼續沿用。但是,香港人多半稱扯旗山為“太平山”,大概翻譯受山名影響,把治安委員譯做太平紳士。一百多年來,香港從未有過太平,叫作太平山,只是山下居民的一個祈望。
早年的太平紳士,是由港府英國官員兼任,稱為官守太平紳士;由英國商人擔任的太平紳士,稱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在非官守太平紳士中不少竟是武裝走私的鴉片商。開埠之初太平紳士的職責,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國其他地方的英國僑民。那時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在香港及內地,中國人民反抗英國侵略者的活動不斷髮生。太平紳士的職責實際上是協助英軍及警察維持殖民統治秩序,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
早年的太平紳士對香港政治有一定影響。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就是由太平紳士提名推薦的。到19世紀下半葉,太平紳士除了維持殖民統治秩序,還參與許多行政事務。
第九任港督寶雲於1886年頒佈的《維持治安條例》中,賦予太平紳士極大的權力。條例宣稱在發生擾亂治安的事件時,太平紳士有權命令在場及當地其他人協助維持秩序或拘捕擾亂者。拒絕協助者,要受一定程序審判處分,課五十元以下罰金或三個月以內監禁,而且,無論有無搜查證,太平紳士都有權自由進入民宅搜查嫌疑犯。
到了盧押在任期間,1908年2月發生了“二辰丸案”。一名姓柯的商人購買日本軍械,用日本輪船“二辰丸”運抵澳門海面,被清軍艦隻緝獲。日本人對清軍扣船事件提出抗議,兩廣總督張人駿懼怕日本人,竟賠償其所謂損失,並鳴炮謝罪。上海兩廣同鄉會、政聞社等團體致電廣東表示反對,併發起抵制日貨運動。香港同胞積極響應,組織了“振興國貨會”,大力抵制日貨。凡出售日貨的商人都受到了羣眾制裁。出售日貨的商店,櫥窗被石塊擊毀,囤集的日貨被搜出焚燒,有的店主與店員甚至受到割耳懲治。愛國同胞還組織了“敢死會”等組織。西環海旁有兩座貨倉,存放着大量日貨。“敢死會”將貨倉包圍,準備衝到裏面將貨倉搗毀。正在這時港府竟派出大隊警察趕到現場鎮壓羣眾,開槍打傷數人。香港總督盧押甚至調動陸軍進入市區協助警察鎮壓愛國民眾。但是,愛國同胞羣情激憤,“敢死會”依然四出活動。日本領事不斷找港英當局交涉,要求有效地鎮壓。根據日本人的無理要求,總督盧押依照1886年《維持治安條例》的有關規定,進一步明確太平紳士的職責,頒佈了以下限制中國人抵制日貨行動的規定:
(一)凡本港太平紳士見有擾亂之事出現,可飭令附近之人協同平亂,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無故而不允助力者,監禁三月。
(二)太平紳士見有聚眾擾亂之事須先曉以禁例,着其即行解散,不聽則拘之於禁,監禁三月。
(三)除日用手作器具外,凡一切軍械刀劍等類均不準攜帶收藏,倘有違犯者,監禁六月。
(四)滋擾治安攜藏軍械之人除處以別種刑罰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
(五)太平紳士可以自己或飭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並搜查軍械。
(六)倘有聯同罷市或禁嚇鋪户貿易阻礙搬運貨物,或阻人購買貨物,則拘控罰銀五十元,或監禁三月,或監禁罰款兼行。
(七)倘緝捕查出犯例擾亂治安之人,報由督憲會同議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將其遞解出境。
根據這些規定,太平紳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敵對面去了。後來,在香港大罷工期間,太平紳士曾再次站在廣大中國愛國居民的對立面,承擔過檢查郵電、報紙新聞等事務。不過到了後來,由於警力增強,“太平紳士”這個稱號與“太平”(維持治安)二字已經沒有什麼聯繫,僅僅是港英當局賜予的一種榮譽頭銜罷了。
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響
經過孫中山多次武裝起義和思想醖釀準備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先後宣佈獨立。清政府迅速解體。迅猛發展的革命形勢,在香港華人中也引起強烈反響,多數香港華人都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據當時香港《德臣西報》的消息,每100個香港華人中,有99個對革命運動表示同情,“75%是狂熱的、不顧一切的同情者”。
11月9日,廣東宣佈共和獨立,香港許多知名人士參加了廣東軍政府的領導工作。新政府剛剛成立,面臨財政困難,香港華商踴躍捐款支持。廣東政府財政司長李煜堂到港籌藉資金,很快籌藉資金近百萬元。
11月12日,香港華人關閉店鋪停業舉行慶祝活動,據報載,這次慶祝活動,光燃放鞭炮即花費10萬港元。港人由清政府的被推翻和革命的發展而激起的狂熱情緒,可以想見。
對於辛亥革命運動的發展,港府十分不安。面對香港廣大民眾對革命運動的同情和支持,總督盧押既不得不做出某些讓步,表示理解民眾的情緒,又對革命形勢的發展極度恐懼,因此,採取種種措施加以控制,防止中國內地革命運動的發展危及到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
港督盧押對辛亥革命及香港華人的表現所持的態度,餘繩武、劉蜀永先生主編的《20世紀的香港》一書有如下記述:
11月6日,香港華人為武昌起義成功舉行慶祝活動時,盧押即派出一支特別的警察巡邏隊在各個街道巡視,防止騷亂。他本人整個晚上守候在電話機旁,與警察保持聯繫。盧押準備,一旦發生騷亂,立即派巡邏隊前去制止。
當盧押獲悉香港華人準備舉行活動慶祝廣東宣告共和時,於11月11日將立法局的兩名華人議員何啓和韋玉請到督憲府詢問。韋玉解釋説:在香港,人們的感情很容易傾向共和派一邊,不可能制止舉行活動,而且這種活動僅限於燃放鞭炮兩小時和關閉店鋪。盧押當即表示反對舉行任何活動。他指出:不能正式承認共和國,其地位尚不穩定。同時,猜想北京易幟而自發舉行活動是可以原諒的,當局可以視而不見,但對違反法律的事情,不能再次視而不見。經過何啓和韋玉反覆解釋,港督最終決定,命令華民政務司就慶祝活動一事發布通知,允許11月12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燃放鞭炮,以慶祝廣州避免了流血。
香港政府對香港華人與廣東軍政府的緊密聯繫充滿猜忌和不滿。獲悉香港華人組織一個旨在恢復貿易的委員會的消息後,港督盧押藉機於11月19日召集香港華人領袖在督憲府開會,表明港府對與辛亥革命有關的種種問題之態度。
盧押表示,他注意到大多數負責和處於領導地位的華人同情革命運動,他們完全有權這樣做。如果他們認為這場運動有利於他們的國家和種族,他們同情它是正確的。盧押表示,他並不敵視這場運動,但是在這個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態度不容易忽視。華人領袖應事前將他們擬採取的行動通知港督,看是否超越了界限。
盧押説,他聽説過去數天成立了兩個與廣東事務有關的委員會,由於其目標為重建貿易聯繫和結束過去數週災難性的蕭條,他完全支持這些組織。但盧押又説,它們關心的是純粹的中國政治事務,目的是促進革命,它們不應該在香港落户。這種委員會的會議應該在廣州舉行,打算出席這些委員會的中國臣民應該在那裏去做。
盧押還説,一個英國殖民地應該與英國政府保持一致。只要與英國訂有條約的清政府仍在北京行使權力,而一個未被承認的新政府又已建立,就會使英國政府處於困難的地位。如果有人提出在香港人們公開支持革命黨是真的,不僅北京現存的政府會抱怨,日本、德國等列強也會有理由抱怨,而且強烈要求將此事作為在衝突中支持一方的理由,甚至會偏袒清帝國政府而反對新黨。
盧押強調説,他説的這些適用於以任何方式與香港政府有聯繫的任何華人,特別是立法局的華人議員。
盧押還強調,不應該允許放置標語,也不應該允許廣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來,或公開認捐支持革命。
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擬經香港回國,要求英國政府撤消對他的驅逐令。盧押在與何啓等華人領袖會晤中談到此事時説,我剛剛收到朱爾典爵士的電報説,孫中山要求撤消禁止他在香港登陸的命令。我不反對這樣做,但條件是,他不在這裏定居,亦不在這裏進行革命宣傳,因為他可以在廣州做這些事情。
1912年7月4日,梅含理抵港,就任第十五任香港總督。任職後期,患心臟病,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去加拿大温哥華休養,不料病情惡化,1919年1月27日電請提前退休,被批准,由輔政司史雲署理總督。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