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修

古代多把這類人或職位叫做“監修”，現在多叫做“監製”，在部分行業仍然有監修這一職位。在日本，ACG業界把提供專業意見的專業人士叫做“監修”，出版業把主編叫做“監修”。

1.監督修造。《魏書·樂志》：“ 正光 中，侍中、 安豐王 延明 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 宋 司馬光 《言永昭陵建寺札子》：“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為名。” 明 陸採 《明珠記·橋會》：“今日本縣差人修橋，官人及早趕上，站在 渭橋 邊，只做監修橋的官府。”《清會典·工部一·尚書侍郎職掌》：“巡幸則飭守土官以治道，凡京工之歸部者，得旨則監修。”

2.指對書籍修纂工作的監督。《舊唐書·李吉甫傳》：“時 吉甫 監修國史。” 明 朱國禎 《湧幢小品·不列監修官》：“ 宋太祖 晏駕， 若水 監修《實録》。” 章炳麟 《中國通史略例》：“設局修史，始自 唐 代，繇 宋 逮 明 ，監修分纂，汗漫無紀。”

3.監督編修書籍之官。《宋史·沉倫傳》：“史官 李昉 、 扈蒙 撰《太祖實録》五十卷， 倫 為監修以獻。”《宋史·錢若水傳》：“ 呂端 雖為監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 ^[1]  ”

監修國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官員。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司徒崔浩就曾“監秘書事”、“綜理史務”（注：《魏書》卷35，《崔浩傳》。）。這裏的“監秘書事”實際就是監修國史（注：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紀北朝官修制度的變化與風氣》，台灣學生書局1990版，第413頁。）。北齊修撰國史，監修人員徑稱“監國史”，當時重臣如高隆之、趙彥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職。北周無“監國史”之名，但大臣趙善曾“監著作”（注：《周書》卷34，《趙善傳》。），實即監修國史。

唐朝設監修國史，就目前史料來看，肇始於貞觀時期房玄齡擔任此職，具體時間各書記載則稍有歧異，如《貞觀政要》卷2《任賢》説是“（貞觀）三年，（房玄齡）拜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舊唐書》卷66《房玄齡傳》則雲：“（貞觀）三年……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 ”據此， 房玄齡之出任監修的時間一説為貞觀三年（629）一説為四年（630）。

但按《舊唐書》卷2《太宗紀上》， 房升任尚書左僕射在貞觀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 因此《舊唐書·房玄齡傳》的記載應有誤，監修國史之設當依《貞觀政要》，在貞觀三年（629）。貞觀三年（629）之後，監修國史的設置遂形成定製，直至唐朝滅亡。

監修國史制度，作為唐代史學的一項重要制度，旨在加強當局對國史修撰的控制。對這項制度，各種史學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語焉不詳，或有錯誤。茲謹掇拾有關史料試做考述，以期有助於對這一制度的認識。

監修國史，作為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其具體職責史無明文，但從有關記載來看，大體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奉詔引進史館修撰人員。

高宗咸亨年間，大臣許敬宗曾主持編纂國史，為高宗所不滿，於是便由監修國史劉仁軌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進行刊改；中宗景龍年間，名史家劉知幾曾進入國家修史機構——史館工作，據他自己説，是奉監修國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時》。）。《唐會要》卷64《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有如下一段記載：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遺樊紳、右拾遺韋處厚、太常博士林寶，並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員外郎獨孤鬱充史館修撰，兼判館事，又以兵部尚書裴為太子賓客。以疾罷相，拜兵部尚書，久未任朝謝。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復監修國史，與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貞元實錄》上進，故史官皆罷，亦更移散秩。

據此，史館原史官的罷免、新史官的任命都決定於監修國史。按《舊唐書》卷14《憲宗紀上》、《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和《冊府元龜》卷556《國史部· 採撰二》，《德宗實錄》已於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 而且修史諸人各已受賞進秩，因此，此條記載所記李吉甫之事未必屬實，但聯繫李仁實、劉知幾修史、入館的經過，其所反映的由監修國史決定史官任免的情況則應是可信的。劉知幾曾對大臣監修國史有所批評，説他們“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幹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職》。），這也從反面説明史館修撰人員的引進升降是由監修國史負責的。

第二，負責史書編修工作。

中宗景龍二年（708）四月， 大臣韋巨源等五人同時擔任監修國史，時為史官的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憤然“求罷史職”（注：《唐會要》卷64，《史館下·史館雜錄下》。），並對此提出嚴厲批評：“頃史官註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雲必須直書，宗尚書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敍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

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倘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雲‘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雲‘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注：《史通》卷20，《忤時》。）從劉知幾的這幾段話來看，對修史原則做出具體的斟酌決斷，對修史人員做出適當的分工安排，對修史過程實行有效的監督管理，都在監修國史的職責範圍之內，只是景龍年間，監修過多，沒有較好地履行上述職責，才招致劉知幾的強烈不滿和嚴辭批評。

第三，裁斷疑難。

唐朝曾在宮禁之中設立史館，作為修撰國史的場所，目的是“重其職而秘其事”。但玄宗開元年間，卻屢有犯禁，“張説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院撰錄”，使“國之大典，散在數處”。針對這種情況，開元十五年（727）， 宰相李元瀾ㄒ欏巴?賬檔染褪飯?參詳撰錄”（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在外修史》。又，李元撈岢黿ㄒ櫚氖奔洌?短蘋嵋?紛鰲岸??迥輟保?涫崩鈐?早已作古，顯誤。）。兩《唐書·李元來》肪?叢仄湓?渭嘈薰?罰?淮又釷?看，從開元十五年（727）監修國史張説致仕至十七年（729）宰相蕭嵩出任監修國史，其間缺乏監修國史的人選記載，而此時恰為李元澇紫?任期，承乏者當即李元潰?岢鏨鮮黿ㄒ樵蚴撬?×思嘈薰?返鬧霸稹?永貞年間，“史臣所有修撰，皆於私家紀錄，其本不在館中”。

為了糾正這種“乖闕”，監修國史韋執誼建議“自今已後，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曆，凡至月終，即於館中都會，詳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鎖。除已成實錄撰進宣下者，其餘見修日曆，並不得私家置本”。（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又，韋執誼提出建議的時間，《唐會要》作“貞元元年”，韋執誼之任相在永貞元年（805 ），《唐會要》誤。）館外修史雖為監修國史們一再反對，但由於史官均系兼職，為保證修史的連續性，有時又不得不採取變通措施。這也由監修國史提出解決辦法，如長慶三年（823）， 史官沈傳師出任湖南觀察使，他所負責的一部分史稿，就由監修國史杜元穎上書皇上，“伏望勒就湖南修畢”（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在外修史》。）

第四，審正史稿。

史書修成之後，在奏呈皇帝以前，都要先經由監修國史審正。如憲宗元和年間，史官韋處厚撰成《順宗實錄》三卷，但監修國史李吉甫認為“未周悉”，又令史官韓愈重修。韓愈與其他史官沈傳師、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尋檢詔敕”，終於修成五卷本新《順宗實錄》。韓愈本人對此書評價甚高，認為“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

即使這樣，李吉甫仍然“慎重其事”，將《順宗實錄》帶回家中，“欲更研討”。（注：《韓昌黎文集》卷8，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除以上數點外，監修國史有時還親操刀筆參與修史工作，高宗時，許敬宗任監修國史，為國史寫了“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注：《史通》卷12，《古今正史》。）憲宗時，裴任監修國史，參與了《德宗實錄》的寫作，《舊唐書》卷120《郭子儀傳》後的史論就出自他的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