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愛頤

盛愛頤（1900年——1983年）是近代上海灘最大的資本家盛宣懷的七小姐。她與宋子文曾有過一段夭折的情緣。

1916年盛宣懷去世，盛愛頤只有16歲。她見多識廣，不僅能詩會繡，還寫得一手好字。那時宋子文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了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恩頤（七小姐的四哥）的英文秘書。常常出入盛府，認識了盛愛頤。宋子文為了追求盛愛頤，主動擔任了其英文教師，經常向她講述大洋彼岸的風光和風土人情。很快這位博學的英語教師便贏得了七小姐的傾心。

1923年2月，廣州陳炯明兵變被平定後，孫中山從上海前往廣州重建革命政權，他一封電報催促宋子文南下廣州，參與革命政權的工作。宋子文欣喜萬分，但他放不下七小姐，就勸其跟他同赴廣州。但七小姐拿不出勇氣，臨別時，她送給他一把金葉，並表示會等他回來。此後，宋子文在廣州順利步入政壇，他協助孫中山籌辦中央銀行，並出任行長。後來又擔任了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廳長，中央黨部商業部長。

1927年9月莊夫人因病去世，盛家的三位公子盛恩頤、盛重頤、盛升頤將義莊的財產歸自己所有，把尚在閨閣裏的七小姐八小姐排除在外。七小姐是個現代女性，她依據民國法律關於男女平等的條款提起公訴，最後在宋家姐妹（宋藹齡、宋慶齡）的支持下，終於打贏了這場轟動一時的爭取遺產的官司。

1930年，宋子文再次返滬，已經娶了大家閨秀張樂怡。七小姐為此傷心透頂，大病了一場。直到32歲才嫁給了莊夫人的內侄莊鑄九。她從自己所得的遺產中撥出60萬兩白銀。建成了上海被外界贊為“遠東第一樂府”的百樂門舞廳。後經營不善，出售轉讓。

上海灘有兩個很出名的七小姐，其中之一就是盛宣懷的七小姐盛愛頤。 ^[2] 

盛愛頤是盛府的當家人莊夫人的親生女兒，其父去世時她才16歲，已經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頤)時任漢冶萍公司的總經理，在上海灘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愛頤則是媽媽的心肝寶貝，朝夕陪伴在側。莊夫人若是有什麼個人私密的事情，多半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20歲就見多識廣，伶牙俐齒，以“盛七”聞名於上海灘。

當時宋子文剛從美國留學回來不久，由其大姐宋靄齡引薦，當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書，因為宋靄齡原先當過盛家五小姐盛關頤的家庭教師，與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動繁多，住在老公館時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牀，而宋子文的作風是西洋一套，按着鐘點來盛府彙報工作，見主人遲遲未起身，只得在客廳裏等候。莊夫人和七小姐看不過去，時而出來招呼一下，這就使他有機會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長得一表人才，舉止談吐儒雅得體，辦事雷厲風行從不誤事，很快贏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僅主動擔任了七小姐的英語教師，還經常向她講述大洋彼岸的異國風光及風土人情，儘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學和才識。七小姐未出過國，經不住他的“唬”，那顆高傲的心，漸漸向他靠攏了。

可是事情並非像宋子文想的那麼羅曼蒂克，七小姐的母親莊夫人硬是不同意這門婚事。起初她覺得小夥子人長得不錯，又是留洋回來，兩個年輕人似很投緣，也就頗有些心動，但對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於是請家中大管家李樸臣去打聽。李樸臣回來稟報説：“宋家是廣東人，他父親是教堂里拉琴的。七小姐怎麼可以嫁給這樣的人家?”莊夫人有數了，門不當户不對的，不能答應他!

好在大權捏在盛老四手裏，盛老四一個命令就把這個小秘書給踢開了，把他調到武漢，當個漢冶萍公司漢陽鐵廠的會計處科長。宋子文明知是調虎離山計，礙於體面，還是前去幹了幾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脾氣很犟，莊夫人越是阻撓他越來勁。有時在大街上，他看見前面是七小姐的車子，就一踩油門加足馬力追上去，把車子往七小姐的車前一橫，硬要與之對話。1923年2月，廣州陳炯明兵變被平定後，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重建革命政權，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二姐宋慶齡引薦，被孫中山起用，從而步入政壇。當時孫中山先生一封封電報催其南下，宋子文認為是個人發展的好機會，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於是力勸一起赴廣州。

七小姐內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願惹母親傷心，但是內心深處對婚姻自主也充滿了嚮往。然而宋子文要她離家出走，離開母親，這對一個從小生活優裕，從未離開過高牆深院的千金小姐來説，也是一道難題。

她猶猶豫豫的，宋子文卻沒有時間容她猶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錢塘江看潮的時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裏捏着3張開往廣州的船票，勸兩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廣州，説革命一定會成功，年輕人應當闖天下。

七小姐心裏很難受，思前想後，她還是離不開母親，離不開盛公館這個超級大宅門。最後掏出一把金葉子(金質的樹葉造型的禮金)交給宋子文。金葉子是當時上流社會送人的禮金，比直接送人鈔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沒有錢，是送他作路費的。

她對宋子文説：“還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來。”

宋子文很失望，其實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他握着金葉子感激地説：“我真心感謝您，這些就算是借給我的吧。”

1930年當他再次回到上海時，已是“使君有婦”，帶着夫人張樂怡出入公開場合了。

盛七小姐沒想到事情竟會是這樣，山盟海誓竟是一場空，整日悶悶不樂，鬧了一場大病。她一直到32歲才與莊夫人的內侄莊鑄九結婚。有一天七小姐接到電話，來到盛老五的花園喝茶，想不到走近客廳，宋子文也在場。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過想與七小姐見面的願望，盛家兄嫂就熱心地安排了這次活動，因為擔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來，事先並未告知實情。看到七小姐走進來，宋子文主動上前搭話。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們“講和”。

可是七小姐一臉冰霜，絲毫不肯給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説，大家都勸她留下來共進晚餐，但七小姐不幹，站起來冷冷地説：“不行!我丈夫還在等我呢!”説完拂袖而去。

事後每當有人問起這件事，七小姐總是説：“他正高官厚祿，春風得意，我何必去巴結他呢?但話也得説回來，他那把金葉子還沒還我呢!”

七小姐的心高氣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測之風雲，盛家在後來的日子中屢遭麻煩，在緊要關頭，有時還不得不求助於這個宋大部長。

一次，盛老四的兒子盛毓度被關進了監獄。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團團轉，能動的腦筋都動了，能託的人也都託遍了，可是就是不見放人。最後，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給宋子文打個電話，請這位宋大院長出面幫幫忙。因為宋子文的權勢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盛毓度的元配夫人葉元嬋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長跪不起，幾乎是逼着七小姐打電話——你不打，我就不起來。

七小姐被逼得沒辦法，只好答應。她心裏好窩囊，當初不屑於理睬的宋子文，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這天底下還真有過不去的橋!但是想想盛毓度畢竟是自己的親侄子，還是自己親手抱回來的，不能見死不救。於是答應葉元嬋：電話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頭十分痛快，一口答應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辭，光聽你空口説説不行，必須講好具體時間，於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飯。”電話那頭一聲“OK!”：“我一定讓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飯。”放下電話，滿屋子的人一陣狂喜，還是大人物有力道，一個電話問題就解決了。而七小姐卻覺得一陣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裏還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來了。

在後來的日子裏，宋子文一直沒有忘記七小姐，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間，宋慶齡曾叫她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專程從北京來探望她，大概也與宋子文有關。

盛宣懷舊宅

1927年秋天，老太太莊夫人去世，盛公館一時方寸大亂。在遺產清理時倒有新收穫，估計是莊夫人的“頤養費”的剩餘部分。按照盛氏愚齋義莊的規矩，應當一分為二——一半歸盛家五房子孫分析，另一半歸盛氏義莊。這樣分下來，盛氏愚齋義莊實得一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二兩七錢四分九釐，加上原先在盛宣懷去世時已經歸入義莊的五百餘萬兩，合計共有公有產為七百二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兩九錢四分三釐。按説，大家按章辦事，相安無事，天下太平，皆大歡喜。可是盛老四又節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義莊的一個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狀向上海臨時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將早已歸入愚齋義莊的屬於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來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懷的三個兒子盛老四盛恩頤、盛老五盛重頤、盛老七盛升頤，以及大房的孫子盛毓常、三房的孫子盛毓郵)分掉，這就在家族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氣，這筆基金已歸入公產怎麼還可以討回?如果可以討回的話，那麼按照民國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繼承權，那麼就應該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應有權分到一份。於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萬銀元出洋留學。

誰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錢都不夠花，何來心思顧及其他!

七小姐雖是高牆深院裏的大家閨秀，但更是上海灘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運動給她以很大的啓發，她決定嘗試着維護自己的權益。你不給，那就法庭上見!

1928年6月，盛愛頤把他三個哥哥(恩頤、重頤、升頤)及兩個侄子(毓常、毓郵)告上了法庭。

她敢於在全國第一個打起關於女權的官司，則充分説明了她的膽識和氣概。

此案在報界一經曝光，即刻引起極大反響。因為按照中國傳統的大家族析產的辦法，女子的確是沒有財產繼承權的。民國後講男女平等，雖然在政府法律條文上已經明確女子也有繼承權，但真正實行起來困難頗多，得有人帶頭才行。所以盛愛頤打的這個官司，是民國以來第一例女權案，其社會意義就遠遠超出了盛氏家族內部的矛盾，成為一個社會公眾所關注的傳統制度的改革問題，因而頗有轟動效應。這是盛老四等人萬萬沒想到的。

1928年9月5日開庭之日果真盛況空前，不僅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還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視，因而到庭旁聽的人極多，七小姐的律師陳述案情後，盛老四的律師繼起反駁，主要理由是：盛宣懷是1916年去世的，從那時起，就有了繼承權的問題，就有了財產分配的問題，然而那時並沒有關於男女平等的法律條文，所以，盛愛頤不應具有分得遺產的權利等等。

一個月後，法院的判決書下來了，宣告盛七小姐勝訴，應當可以分得先人的遺產五十萬元。

七小姐打勝了這場官司，拿到了自己應有的份額，儘管付出了高昂律師費。但這畢竟是一場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官司，從此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問題就有榜樣了。 ^[3] 

1949年上海解放，盛愛頤選擇了留在上海。她住在市中心的一處聯體花園別墅區，獨立門户，樓高三層，樓下有一方花園，業餘她練練筆，她寫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筆字，朋友中常有人來討她的墨寶。1956年公私合營以後，雖然固定資產沒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適。

面對三年自然災害，又經丈夫病逝，七小姐總能表現得異常冷靜。每當她抽雪茄煙的時候，就拖一隻小椅子，優雅地坐到門口來，從層層煙霧中，觀看路上的人來人往。

那時路邊有一個馬路菜場，買菜的、賣菜的人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並不認識她的人從她門口走過，從她手持雪茄煙的坐姿和那芳鬱的雪茄香味判斷，這定是哪個豪門望族的小姐。當一位朋友告知他，這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七小姐活到83歲，臨終的時候，她依舊乾乾淨淨，一臉鎮靜，非常體面，非常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