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宗石

1887年8月23日出生於長沙東鄉福臨鋪西衝皮家大屋一個農民家庭。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長沙讀書，次年考取湖南官費，以實習生名義赴日本留學。先讀中學，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皮宗石當時在東京，第二年（1912年）回國。這時國民黨決定在漢口辦一個機關報，定名為《民國日報》。黃興親自點名幾個湖南籍留日學生楊端六、任凱南、皮宗石、周鯁生、李劍農等籌建，由支持革命的湖南都督譚延闓出資並題寫報頭。 ^[1] 

1912年與周鯁生、楊端六、任凱南等創辦《漢口民國日報》。《漢口民國日報》創刊不久，因反對袁世凱稱帝，即被查封。後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經濟學。

1919年，當巴黎和會訂立包括山東問題在內的對德和約時，皮宗石與王世傑、李四光、周鯁生、楊端六等，從英國渡海到達巴黎與留歐中國留學生、華工等一同包圍了中國出席巴黎和會首席代表陸徵祥的寓所，使陸徵祥無法出席會議簽字。 ^[1] 

（圖中人物：前排左一是楊端六，前排中是皮宗石。後排座椅是任凱南，後排右一是李毓堯，後排右二是周鯁生。） ^[1] 

1919~1924年 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1920年，皮宗石回到長沙，受蔡元培的思想影響，“把興辦和發展教育事業、培養人才看成是救國的根本”。他選擇了教育界，到湖南法政專門學校（湖南大學前身）任教。其時湖南在督軍譚延闓和繼任者省長趙恆惕的同意和支持下，成立了湖南省憲法起草委員會，皮宗石與李劍農、王正廷、蔣百里、黃士衡等十三人被聘為省憲起草委員，李劍農為委員長。

1924年孫中山為籌建廣東大學，邀請了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同盟會會員皮宗石、王世傑、王星拱、周鯁生等到廣州商量，都被聘為國立廣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並分別擔任法科、理科委員會委員；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3月19日孫中山靈柩由協和醫院先移至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安靈在社稷大殿，那天有十餘萬人隨護靈柩，約有二百人執紼送殯，紼長約數十丈，皮宗石與王世傑、周鯁生等為執紼人；

1927年，蔡元培從北大調南京國民政府任大學院院長，皮宗石與王世傑、周鯁生、王星拱等也先後離開北京，隨同一起到南京工作。皮宗石到南京後，先受聘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國民政府並任命他為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不久蔡元培要他到大學院工作，任大學院教育行政組主任；

1928-1929年 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1929-？年 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 ，皮宗石在武大工作九年，除講授財政學等課程外，先後兼任社會科學院院長、法學院長、教務長、圖書館長等職，並協助王世傑、王星拱兩任校長；

1936年冬，省立湖南大學校長黃士衡提出辭職，湖南省在研究繼任人選時，提出由時任國立武漢大學教務長的皮宗石來繼任；

1936年3月，皮宗石接任省立湖南大學校長。在當時湖南大學長沙市內犁頭街辦事處，由黃士衡辦交接儀式，將湖大的關防交給皮宗石；

1936年7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學改為國立湖南大學。行政院簡任皮宗石為國立湖南大學第一任校長。皮宗石在國立湖南大學完全執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方針，容納各種學術和思想流派，讓其互相爭鳴，自由發展，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就應該讓他們並存，使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1939年，薛嶽繼張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戰時省會搬到耒陽。薛嶽上任不久，電邀皮宗石會面，薛嶽以第九戰區沒有一所大學為由，要湖南大學再遷往耒陽附近的酃縣，皮宗石當即婉言拒絕了。薛嶽不再提湖南大學搬家之事，只提出來，希望湖大的畢業生，多輸送一些給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戰區，皮宗石滿口答應了。

1944年5月，日軍大舉南侵，長沙很快淪陷，皮宗石一家避難貴陽。抗戰勝利後，皮宗石回長沙居住。他被聘為湖南省銀行董事，董事長是時任湖南省主席程潛。解放軍節節勝利，他不少老朋友來到長沙，邀他一同去台灣，他説，都是中國人，我又沒有幹過壞事，我為什麼要走。

1954年中南大區撤銷，皮宗石被聘為湖北省政府參事，並擔任湖北省政協駐會常委，後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

1956年列席全國政協會議；

1957年，黨中央號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邀請高級民主人士，在東湖座談。皮宗石在被邀之列，誰知這是“引蛇出洞”的圈套，不久皮宗石被定為右派分子。

1967年12月，因腦溢血去世，享年八十歲。十年後，夫人楊淑君也去世。

1979年，湖北省委統戰部開會，湖北的右派分子全部獲得改正，皮宗石沒有等到這一天。

（參考資料 ^[1]  ）

皮宗石的夫人楊淑君，兒子皮公亮先生退休前是長江日報資深記者。

1934年春，五月的鮮花開遍了整個珞珈校園。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國民軍訓處處長潘佑強來校檢閲學生軍訓時，負責軍訓的熊教官因為緊張慌亂之中喊錯了口令，致使隊形散亂而遭到潘處長的嚴厲訓斥，同學們一時情緒激動欲衝上台與其理論。面對這種場面，潘處長措手不及。

而負責接待的皮宗石教務長走到他身後，拍拍他的肩膀説：“潘處長，同學們年輕，難免容易激動，你不要介意，你也夠辛苦了。好吧，隨我到辦公室去休息吧！”潘處長這才找到“台階”，跟在教務長後面安全撤退。

這是武大校友回憶錄中，有關皮宗石教務長的一段故事。

皮宗石，字皓白，別號海環，15歲時進省城長沙求學，次年考取湖南官費，以實業生名義於1903年到日本，先讀中學，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經濟。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大會在東京召開，皮宗石正式加入該組織。1912年底，從日本留學回國的皮宗石與楊端六、周鯁生和張秉文等人共同籌辦了漢口《民國日報》，投入了討伐袁世凱的鬥爭，它不僅成為討袁的輿論陣地，也是革命黨人在漢口的聯絡地點。由於計劃武裝反擊袁世凱的機密被泄露，報社很快被查封，楊端六、周鯁生等人因此被捕入獄，而皮宗石因為前往九江去領取武裝革命黨人需要的炸藥，得以倖免。

後來，時年26歲的皮宗石和其他報人在黃興的資助下從上海轉道英國留學。在巴黎，他們也參加了阻撓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的鬥爭，以高昂的愛國激情匯入到“五四”運動的洪流中去。

革命活動將皮宗石與蔡元培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928年8月，辭去教育部長職務的蔡元培攜眷出京，定居上海。離開之際，他力邀皮宗石、王世傑、王星拱、周鯁生等人一同前往湖北，共同籌建國立武漢大學。皮宗石最先來到武大，作為校務委員會委員的他，鞠躬盡瘁地為武大的建設發展出謀劃策。他在武大的九年，除講授財政學等課外，先後兼任社會科學院院長、法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職。並先後協助王世傑、王星拱兩任校長把武大辦成全國著名學府，與北大、清華、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浙江大學齊名。武大所取得的成就，是與皮宗石、王世傑、王星拱、周鯁生等一批教育家所作的貢獻息息相關的。

1936年8月，皮宗石到日本休假，這期間省立湖南大學代理校長黃士衡辭職，校長一職空缺。綜合各方因素，湖南各界認為皮宗石為最佳人選。同年7月，省立湖南大學改為國立湖南大學，皮宗石擔任第一任校長，從此離開了武大。

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在皮宗石並不知情的情況下開會決定，讓其與西北聯合大學校長鬍庶華對調，並催其早日上任。這顯然是陳立夫有意排擠，而性格耿直的皮宗石不屈從惡勢力，加上CC對校務的強加干涉，他深深感到已無教育可言，於是堅決辭職離開了教育界。儘管如此，皮宗石社會名望仍在，他隨即參加了國民參政會，成為了一名參政員。

武漢大學珞珈山十八棟有着皮宗石一家居住過的幾棟舊樓。皮宗石和夫人楊淑君，是通過包辦婚姻而結合的。面對一個大自己四歲的“小腳”女人、一箇舊中國的文盲，皮宗石沒有嫌棄，每次出席各種社交活動，都會帶上她，即便外事場合也一樣。皮宗石留學回國後，楊淑君一直跟隨丈夫，履行了一個賢惠家庭婦女應有的職責。直至抗戰，由於逃難，夫婦二人不得已才在1944年短暫分離。皮宗石從長沙逃至桂林輾轉到重慶。由於各方面因素，只得將夫人暫時安頓在自己學生家，並對其獨子皮公亮説：“我不得不把你丟下來。”抗戰勝利後，皮宗石一家終於得以團聚，一同遷往漢口洞庭村定居。

國立大學，直屬國民政府教育部，校長由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經費主要由國民政府財政部撥給。因為經費有保障，學校的實驗設備較齊全，圖書資料較為充足，教職員工待遇較高，能聘請一批有真才實學、知名度較高的教授任教，教學質量有保證。畢業出來的學生，在社會上反映較好。特別是抗日戰爭以前，全國國立大學不足十所，都是名牌大學。

省立大學，由學校所在省領導，校長由省政府聘任，經費一般不充裕，校舍一般較陳舊，因受地域限制，發展受到一定影響，難得有一所有名氣的省立大學。

私立大學，顧名思義為私人所辦，校長為校董事會聘請，其中有一些教會辦的大學，它的經費較充足，校舍也較好，也有一些辦得較好的大學，如北京的燕京、輔仁、協和醫學院；上海的聖約翰；南京的金陵；廣州的嶺南；長沙的湘雅醫學院等等。不是教會辦的，天津南開大學，也是辦得很好的。

省立湖南大學，成立於一九二六年，地址在長沙嶽麓山的嶽麓書院舊址。嶽麓書院是長沙嶽麓山的一處重要史蹟，它不僅反映了我國悠久的文化歷史，而且對湖南的教育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自北宋創建嶽麓書院千餘年以來，多少天災人禍，使書院屢遭破壞，仍不斷重建，始終在此興學不絕，這裏一直是湖南高等教育的基地。湖南大學繼承了這個優良傳統，成為我國較早的、辦得較好的省立大學之一。

但省立湖南大學，畢竟受地域限制，較為閉塞，經費不太充裕，教職員工待遇較低，發展前途受到一定的限制。湖南大學師生早就想改成國立大學，併成立了“湖南大學國立運動促進會”，到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請過願，還敦請湘籍知名人士支持。但省立大學改國立大學不是很簡單的。國家要考慮與地方的關係，省裏願不願意放棄自己管的大學，有的省立大學基礎較差，國家也不想接收。國家還要考慮財政預算等問題。所以在抗日戰爭前，省立改國立的大學幾乎沒有。

一九三六年冬，省立湖南大學校長黃士衡提出辭職，湖南省在研究繼任人選中，提出由時任國立武漢大學教務長的皮宗石來繼任。湖南各界公推當時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長陳長簇給皮宗石寫信，勸其來接任湖南大學校長。陳長簇與皮宗石在清政府時，是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學的，在日本一同參加同盟會，私交很好。陳長族的信寄到武漢大學時，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皮宗石的夫人拆看信後，因不贊成其夫到湖南工作，信被扣留下來。過了一段時期，陳長簇對老朋友不回信大為不滿，再來信很不客氣的質問，為何不回信。皮宗石夫人這時才連同前信，寄我國駐日本大使館轉皮宗石。

皮宗石原計劃在日本休假一年，到達日本後，發現日本軍國主義者，積極準備擴大侵華，局勢較為緊張，加上湖南大學之事要回來面商，所以提前半年於一九三六年底回國了。皮宗石回國後先到南京見他的老朋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王世傑，關於湖南大學之事，徵求王的意見。王世傑與皮宗石同在英國留學，回國後，先後被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共事多年。蔡元培離開北大到南京政府工作，王世傑與皮宗石又一同到南京。蔡元培要他們一同籌建國立武漢大學，王世傑任首任校長，皮宗石任法學院長又共事幾年，成為摯友。

王世傑贊成皮宗石去湖南大學。皮宗石則提出，湖南大學如能改成國立大學就去，否則不去。王世傑説，這個問題，不是那方面説了算的，湖大師生雖然為國立事來南京請願過，但湖南省政府是否願意交出這所大學。還有人事問題，省立改國立，校長人選難得一致，省裏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決定的人省裏不一定接受。現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會同意你任校長。人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你到湖南去看看，我們再商量。

皮宗石從南京回到武漢稍作逗留，即到長沙瞭解情況。當時省主席是何鍵，皮宗石過去也認識。湖南省教育廳長朱經農，是老熟人。教育界許多有影響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經各方面瞭解商談，為湖南大學今後的發展，都贊成改國立大學。湖南省政府也願意將省立湖大交出來，只是過去沒有與南京方面溝通。皮宗石得到這個承諾，立即再去南京與王世傑商談，談得很順利。王世傑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學校長，暑假期間改為國立大學。

皮宗石按照王世傑的意見，於一九三七年二月，接任省立湖南大學校長。在當時長沙犁頭街，湖南大學市內辦事處，由黃士衡辦交接儀式，將湖大的關防交給皮宗石。

同年七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學改為國立湖南大學。行政院簡任皮宗石為國立湖南大學第一任校長。湖南大學是抗戰前第一所由省立改為國立的大學。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後，特別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繼淪陷後，國民政府決定從南京遷到重慶。中國的文化重心，迅速發生了南遷和西移的變化。作為抗戰戰略後方基地的湖南，也就一度成為抗戰文化運動的重心。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都遷到長沙，合併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長沙一時成為後方重要的城市。

但好景不長，國民黨的節節敗退，武漢失守，湖南由戰略後方變為正面戰場的前哨陣地。長沙也不是安穩的地方了，日寇飛機也經常轟炸長沙，長沙臨時大學又西遷昆明，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湖南大學也要考慮搬遷了。北方及沿海一帶的大學，大都遷往川、黔、滇、陝等省，湖南大學是否也往這些地方遷？當時校領導經過研究，認為不需遷那麼遠，湖南西部地勢險峻，日寇也許到不了那裏。決定遷往湖南西部最遠、與貴州省相鄰的一個專區——芷江（當時沒有懷化，懷化僅是一個小鎮叫榆樹灣，屬芷江）。這裏有一所新辦的私立弘毅中學，校長姓劉，系北京大學畢業生，是湖大皮宗石校長在北大任教時的學生，是湖大當時文學院長李壽雍的北大同學。由李壽雍與這位劉校長協商好，湖南大學遷芷江，並依託在弘毅中學內。

由於戰事的發展，湖南大學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早就着手遷校的準備，圖書、儀器能裝箱打包的，都先行裝箱打包。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機轟炸湖南大學，圖書館付之一炬，只留下一個軀殼。但圖書損失並不慘重，因事先已將館藏珍本、善本書籍裝箱移置愛晚亭邊的山坳裏。

八月初，校長皮宗石的夫人及兒子皮公亮、文學院長李壽雍的家屬等先行從長沙搬家到芷江。可是情況很快發生變化。國民黨決定在芷江修建一個大型飛機場，作為空軍基地，並已開始動工，芷江成了軍事重地。日寇飛機也開始不斷轟炸芷江。湖南大學不得不考慮另外選擇地方。湖南大學圖書、儀器等早已陸續從水路運往沅陵，所以另選遷校地址，首先考慮還是要在湘西。這時，當時校長皮宗石、教務長任凱南遇到了多年同在日本留學，一同參加同盟會，曾任私立漢口明德大學校長的向紹軒，向是辰溪人，他建議湖大遷辰溪縣。辰溪在芷江與沅陵之間，屬沅陵專區，是一個很小的縣，連一所中學都沒有。在這種緊急情況下，經過考察，選址在辰溪縣城對河的隴頭腦。隴頭腦為一個小山包，什麼房子也沒有，教務長任凱南作為遷校負責人，採取了他們在日本留學時住過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塊多的優勢，就地取材，以石塊作房屋基腳，所有辦公室、教室、學生宿舍等，都採取魚磷板的形式，很快房子都在這小山包上蓋好開學上課了。這個小山包下，就是沅水，水清見底，飲水也沒有問題，夏天學生在河裏游泳，作為戰時大學的校址是很理想的。

一九三九年，薛嶽繼張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戰時省會搬到耒陽。當時戰區的劃分，粵漢鐵路以東屬第九戰區，辰溪的行政區劃雖屬湖南省，但不歸第九戰區，而歸第六戰區。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是湖北省主席陳誠兼任。

薛嶽上任不久，電邀皮宗石到長沙會面，皮宗石過去與薛嶽不認識，而薛嶽當時也可能不知道國立湖南大學不歸湖南省領導。他們見面後，薛嶽以第九戰區沒有一所大學為由，要湖南大學再遷往耒陽附近的酃縣，皮宗石當即婉言拒絕了。皮宗石説，大學不像部隊，軍隊接到命令，可立即開拔。大學有教職員工家屬，有圖書、儀器、設備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難的；湖大是國立大學，重大問題還要請示重慶教育部。

最後皮宗石談到他與陳誠的交情。抗日戰爭前，皮宗石在武漢大學工作期間，陳誠一度擔任武漢行營主任。陳誠經常拜訪包括皮宗石在內的武大一批國民黨元老。陳誠夫人是譚延闓的二女兒譚祥，皮宗石與譚延闓又有舊交，為此，皮宗石夫人與陳誠夫人也有交往。皮宗石還委託薛嶽有機會見到陳誠時，代為致意。薛嶽曾是陳誠部下，聽了皮宗石所談此關係後，不再提起湖南大學搬家之事，只希望今後湖大的畢業生，多輸送一些給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戰區，皮宗石滿口答應了。

一九四四年元月，日寇發動強烈攻勢，打通粵漢鐵路、湘桂鐵路，湘南地區全部淪為敵手，耒陽、酃縣當然也不例外。而湘西地區，是日寇一直沒有佔領的地方。國立湖南大學在辰溪平安的渡過了抗日戰爭的幾年，保存了實力。如按薛嶽意見，再遷到酃縣，其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