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

清初，這裏只有少數幾户守王公墳塋的墳丁人户散居於此，大約在康乾時期已形成聚落，初名“黃桂窩鋪”；同治十二年（1873）刊刻的《陪都紀略》稱之為“皇姑屯”；這大約是見到的皇姑屯的最早記載。此後，隨着人户的增多形成大、小兩處皇姑屯；宣統二年（1910）出版的《承德縣誌書》及附錄《承德縣所屬輿圖》將“皇姑屯”寫成“大黃桂屯、小黃桂屯”，同時不見“皇姑屯”地名，宣統年出版的《承德縣警學畝捐收支款目徵信錄》也僅有“黃桂屯”之名，內有警地4977畝，學地829畝半。民國六年（1917年）編纂的《瀋陽縣誌》也如

《承德縣誌書》之制。表明“黃桂屯”只是“皇姑屯”的不同傳稱，兩者有時混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京奉鐵路已修到新民屯，光緒三十年修至奉天。這條鐵路從大小皇姑屯之間穿過，並在皇姑屯設站，據宣統二年出版的《京奉鐵路旅行指南》載，其站名為“瀋陽站”民國元年（1912年）改稱“皇姑屯站”。民國初年瀋陽縣設立區、鎮兩級行政組織，劃皇姑屯周邊村屯為“皇姑屯鎮”，屬第九區管轄。

1928年6月4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皇姑屯京奉鐵路與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將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炸死，釀成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從此，這個普通地名被載入史冊。

1938年隨着瀋陽城區的發展和擴大，將市區劃為“瀋河、大和、鐵西、大東、渾河、永信、於洪、皇姑、北陵、瀋海、東陵”十一個行政區，皇姑屯從此列為區級地名，1948年11月瀋陽市特別人民政府將原皇姑、北陵、塔灣三個區合併為皇姑區。皇姑區現今是瀋陽五大城區之一。

關於“皇姑屯”地名的來歷，不見正史記載，而民間卻有許許多多傳説。這些傳説大都稱皇姑屯來源於“皇姑墳”。但是，經“有關人員反覆考證，終無定論”。所以，地方誌書以及各種宣傳資料仍以民間傳説做為它的地名依據。筆者近年研究盛京八旗方位涉及皇姑屯地名來歷問題。為此，做了一點資料積累和考查工作。筆者的看法，“皇姑墳”並非是什麼真的“皇姑”，而是清初一名叫“芬古”的宗室老大將。所謂“皇姑墳”乃是“芬古墳”的諧音之誤。

一、關於“皇姑墳’”的傳説

在瀋陽地名傳説中，“皇姑墳”的傳説可以説是最多、最豐富多彩的。僅《瀋陽皇姑資料本》一書就錄有七篇。如，《罕王收女》、《大皇姑屯和小皇姑屯》、《皇姑墳》、《皇帝與於女兒》、《黃桂屯與親王墳》、《乾隆與皇姑屯》、《乾隆招女》。至於散見於其他報刊的傳説已很難統計了，至少比這個篇數要多。現僅以《瀋陽皇姑資料本》發表的七篇為例做一簡要分析。

1.《罕至收女》

此篇大意説，皇姑屯從前叫“桂花屯”。有一次老罕王（努爾哈赤）打獵到此向一位農婦討水喝。農婦對罕王十分熱情，供水、供飯。罕王見她“心地善良，説話乾淨利落”，把她收為“義女”。後來就將“桂花屯”叫為“皇姑屯”了。

2.《大皇姑屯和小皇姑屯》

此篇大意説：某位皇帝到此地春遊，認一名民女為乾女兒，將其帶回宮中撫養。不久，這位皇姑死了，皇上根據她生前的囑託將其葬在他原住的地方。後來，皇娘娘生了一個小皇姑，小皇姑死時要求把她葬在其乾姐姐墓旁。於是就出現了大、小兩“皇姑墳”。由此衍變為大、小兩座皇姑屯。

3.《皇姑墳》

此篇大意説：皇姑區西郊從前有座皇姑墳，佔地五畝，遍栽林木，墓高丈許，土堆圓頂前有石供桌，無石碑，無圍牆。相傳，努爾哈赤早年有一次打了敗仗，隻身逃到了這個地方，為避追兵，藏身到一產婦家。於是認這位產婦為“乾妹妹”。皇姑墳就是這位曾對努爾哈赤有過救命之恩的產婦墳。

4.《皇帝與乾女兒》

傳説大意：某位皇帝微服私訪來到這裏，向一户人家討吃食，這家父女以煎餅招待皇上，皇上見到這位姑娘相貌出眾，收她為乾女兒。後來，“皇姑”被當地一花花公子看中，欲行強娶。其父進宮找皇上。可時，皇兵到時皇姑已死。此後皇姑墳附近的村屯便被稱為皇姑屯。

5.《皇桂屯與親王墳》

傳説大意：皇姑屯從前叫黃桂屯。順治年間以後有位簡儀親王在此修墳，因為此處住有一户叫黃貴的人家，於是就將簡儀親王墳一帶叫成“黃桂屯”了。簡儀親王屬於鑲蘭旗，是簡親王濟度的後代，他們的祖父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簡儀親王墳在清末民初還有，“文革”被毀。

6.乾隆與皇姑屯

傳説大意：乾隆皇帝有一次到北陵祭祖之後來到城西觀景，因遇狂風大雨避於一户人家，這家母女以飯食招待。乾隆遂收其女為“義女”。後來，這位“義女”為其母親守孝三年後，憂思成疾故去。乾隆皇帝聽説，吟詩述懷日：“昔日雨傾盆，光臨蓬革門。漂母徵飯信，一飯值千金。生死已知己，存亡兩婦人，清史出忠烈，八德皇姑墳。”

7、《乾隆招女》

傳產大意：乾隆皇帝東巡，有一次他微服出訪來到城西一家小茶館飲茶。開茶館的父女見乾隆有福相，拿出好茶相待。乾隆皇帝並認此女為乾女兒。後來，此女嫁給李姓人家，此李姓乃李鴻章先人。女夫中舉人之後，嫌貧愛富，欲休其妻。於是，此女和父親入京找乾隆，乾隆封姑娘為皇姑，封其屯子為皇姑屯，還在皇姑屯修了駙馬府。

以上七件民間傳説，對皇姑屯地名來源以及皇帝、皇姑其人、輩分關係等問題説法不一。七件傳説形成四種互吱説法：一，“皇姑墳説”，以皇姑屯“皇姑墳”得名由。二，“桂花屯説”，以桂花屯出“皇姑”而得名，此説與皇姑墳説接近。三，“黃桂屯説”，以黃桂屯而皇姑屯，此説屬於諧音。四，皇帝敕封皇姑屯，以其地出“皇姑”而封。再如，傳説中的皇帝與皇姑其人及輩分也不一致。有的傳説以皇帝為“罕王”努爾哈赤，有的説是“乾隆”，有的不名其人；對“皇姑”與皇帝的輩分，有的説是“乾女兒”有的説是“乾妹妹”等等，相互矛盾很難做為信史。

當然歷史研究並不完全排斥民間傳説，恰恰相反，有些民間傳説含有某些真實歷史的“影子”，特別是一些耳聞目睹、未經過口頭文學家加工、再創造的“回憶錄”式口碑資料，歷來為史家所珍重，因為這些民間史料有的為官書正史所望塵莫及。而皇姑屯地名傳説也確有這類史料，並且在實際研究中起到證佐作用。

二、“皇姑墳”的位置問題

關於“皇姑墳”的具體位置，存在兩種説法：一説是壽泉地區，一説是光明街。壽泉地區位於京沈鐵路北側，光明街位於京沈鐵道南側。壽泉説出自民國十六年（1927年）東北大學地理系教授王華隆編的《遼寧省城市街全圖》又還有老人於龍的回憶。《遼寧省城市街全圖》所見，“皇姑墳”在京奉鐵路線之北，其西與皇姑屯為鄰，從地圖記載看墓地呈長方形，東西約長二百米，南北寬約百米，被一片樹覆蓋；另據家住于洪區的老人於龍回憶其小時在東北大學辦的民眾小學讀書時，有位姓王的地理系教師給他們講過皇姑墳的故事。於是，放學之後，於龍便和部分同學去皇姑墳觀看，只見墳四周都是盆口粗細的大樹，樹木交錯，枝幹交叉，要想進人墳地只能走墳前神道，墳是起旋的，墳前有石供桌，無碑石。老人於龍的説法與王華隆教授的《遼寧省城市街全圖》一致。然而，據宣統二年出版的《承德縣誌書》所附《承德所屬輿圖》瓦大黃桂屯（大皇姑屯）在京奉鐵道南，鐵道北為小黃桂屯（小皇姑屯），按照古代地名生成規律，凡大、小同一地名都是先有“大XX屯”後有“小XX屯”，兩者是派生關係。皇姑屯（黃桂屯）是因“皇姑墳”得名，此墳必然在大皇姑屯（大黃桂屯），即京奉鐵道南，所以王華隆教授以及老人於龍之言存在疑問。近年刊出的地方史資料地此提供了新的佐證。如，九十二歲（1988年）的趙文英老人回憶：“皇姑墳在今鐵西區光明街處，”是“他家的祖先墳地”，本是清“簡儀親王墳”。那麼，壽泉地區的“皇姑墳”又做如何解釋呢？為此，筆者訪問了皇姑區地方誌辦公室邵秉權老先生，據地名辦工作人員的深入調查得知，壽泉的“皇姑墳”乃是“薛家墳”之誤。相傳，薛家從前很窮，大約是乾隆年間老薛家在此處挖野菜時發現了八缸銀子。從此修了薛家墳和積善寺。積善寺又稱薛家大廟。薛家墳幾十年前已遷到了馬三家子。由此證實王華隆先生的《遼寧省市城街全圖》誤以“薛家墳”為“皇在墳”。“皇姑墳”的位置應在光明街。

三、“皇姑墳”的規模

關於光明街“皇姑墳”（簡儀親王墳）的規模，史料記載鮮少。1987年民間文學工作者肖玉城先生及地方誌編撰人員李實先生等深入走訪清簡儀親王后裔、時已九十一歲高齡的趙文英老先生。給我們“搶救”一份有關“皇姑墳”歷史面貌的珍貴資料。據趙老先生稱：

“簡儀親王墳（皇姑墳），修的年代較早，一直到清末民初還有。那時有廟，有套院，內有磚牆，外有土牆，大門外還有看墳人住的東西廂房。一條東西向的大道從門前過，門前是明堂（即空地），有兩根石頭旗杆，道兩頭擺有黑紅棒，門前不許走車。大門是起脊的三間門樓，並排的扇大門，門板上都釘着一排一排的黃銅釘，中間穿堂過。院裏是三間大殿，大殿裏有三個小廟，一個在中間，兩個對列左右，一座石碑在左手屋中間，碑首是二龍戲珠，碑身文字記載着親王的事蹟。大門外，原有東西廂房各六間，後來只各剩三間，東廂房三間，由看墳的索多福住；西廂房三間、放着祭器，大多是銅器、碗盤傢什和桌椅板凳，祭祀的時間是清明節、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每年三大祭。參加祭祀的人除了王府來人外，就是住在附近的王府各支親族，還有租種王府田莊地的索、李、何、段、寧、郭、張、田八大家。當時院內有月台，上擺供桌，桌上放着乾鮮果品，各種菜餚食品，還有整羊、香燭等祭物，祭祖時有祭酒官，滿語叫“都達利”，他在月台上專司祭酒，這個祭酒官一般都是由親王家的旁支家族來擔任。據傳，簡儀親王屬鑲蘭旗，系順治年間簡親王濟度的後代。他們的祖先是清太祖始爾哈赤之弟應親王舒爾哈齊。簡親王既是順治帝殿前的重臣，又是順治帝的叔伯哥哥，其地位之顯赫可想而知。但自民國以來，墳逐漸頹圮衰敗，石碑丟失不知去向。大殿裏三個小廟，在十年浩劫中被毀，曾挖出一個骨殖罈子，裏面骨殖上還蓋着黃錦緞，“這個罈子叫‘壽字雲龍青花瓷罐’（該物現藏於瀋陽故宮博物館——原注）。至於原來的建築，因年久失修，已蕩然無存。”

趙文英先生時年（1987年）91歲，系遼寧中醫院退休職工，大學文化，據本人稱其是清簡儀親王后裔。從其對簡親王墓如此瞭解，以及其姓“趙”（可能是“肇”的別寫），很可能是清代宗室後裔。其回憶錄中的看墳人“索多福”，據皇姑區地名辦邵秉權同志調查，光明街道仍有看墳人索齦裔在此居住。關於簡親王墓出土情況，《瀋陽市文物志》“瀋陽古墓葬一覽表，光明街墓”一條記載：“名稱：光明街墓：時代：清；地址：皇姑區光明街（實為鐵西區——筆者注）”；另據“文革”期間親自參予皇姑墳（即趙文英先生所言之簡親王墳）現場清理發掘工作的沈長吉同志十幾年前與筆者一次閒談時，言及他參加皇姑墳發掘經過時説：皇姑墳是一個土台子，在土台子裏清理出骨灰罐。筆者與沈長吉同志當時對“皇姑墳”的特殊葬式感到奇怪。結合趙文英先生對這座墓葬原貌的追憶得知，所謂的“土台子”是大殿裏三座小廟的三個基座之一，骨灰罐是被砌在基座裏的。其廟可能是那種前面帶有半圓形小門，三面牆封閉的普通小廟。由於小廟四周的磚被拆除，於是出現裏邊的封土台。這種葬法既是墳墓又是祭祀的神堂。

四、“皇姑墳”實為“芬古墳”的傳訛

長期流傳在瀋陽地區的所謂“皇姑墳”，實際是清初一位名叫“芬古”貝勒的墓葬，“皇姑墳”是“芬古墳”的諧音與傳訛。芬古曾被追封為“和碩簡親王”，所以稱它為“簡親王墳”也有一定道理。

芬古其人（又作“篇古”、“弗揚古”）是莊親王舒爾哈齊等八子。舒爾哈齊為太祖努爾哈赤的胞弟，號達爾漢巴圖魯。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因為分裂建州另去一方“自立”被努爾哈赤囚殺，舒爾哈齊有九子：長阿爾通阿、次阿敏，三子扎薩克圖、四子圖倫、五子寨桑古、六子濟爾哈朗、七諱穆岱、八子芬古。

芬古生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母為四娶福晉瓜爾佳氏。隸鑲藍旗，天聰五年（1631）三月授為鑲藍旗團山額真。崇德元年（1636）以其徵明破敵及徵朝鮮率兵登王城立功，晉為固山貝子。崇德四年“緣事革爵”，同年八月復封輔國公，崇德六年八月圍松山，明軍乘夜遁走，芬古“率軍破之”。崇德八年十月守錦州城，十二月卒於錦州前線，年三十九。歸葬盛京城西鑲藍旗旗地。同治十二年（1873）出版的《陪都紀略》載：“多羅貝勒芬古之墓，在城西十里皇姑屯，墳三、何同、蘇白玉照管。”

芬古子有七人，有爵者為尚善、傅喇塔、努賽。順治十年（1653）芬古被追封“貝勒”，溢曰：“靖定”。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被封為“和碩簡親王”。簡親王封號本是芬古之兄鄭親王濟爾哈朗子嗣的王號。濟爾哈朗是舒爾哈齊第六子，鑲藍旗旗主。崇德元年封為和碩鄭親王，崇德八年世祖福臨沖齡踐祚，濟爾哈朗與睿親王多爾袞攝政，順治十四年卒。有子十一人，有爵者為富爾敦、濟度、勒度、巴爾堪。以濟度襲親王爵。因濟度前已封為“多羅簡郡王”，遂改鄭親王為簡親王。順治十七年卒。濟度有爵之子為德塞、喇布、雅布。簡親王爵由德塞襲。康熙九年（1670）德塞卒，無嗣，改由其弟喇布襲王。康熙二十年喇布卒，二十二年由喇布之弟雅布襲爵。康熙四十年雅布卒，以其長子雅爾江阿襲簡親王。雍正四年（1726）“詔責雅爾江阿耽飲廢事”，被奪爵，改以雅布十四子神保住襲簡親王。乾隆十三年因神保住“恣意妄為，至兩目成眚”而奪爵。而將簡親王爵號轉封給貝勒芬古的曾孫德沛，以德沛“操履厚重”，同時又追封德沛曾祖父貝勒芬古、祖父貝子博喇塔、父存福三代為簡親王。乾隆十七年德沛卒，溢日：“儀”，稱為“簡儀親王。”從此，簡親王爵又重回歸濟爾哈朗子嗣，由其曾孫奇通阿襲，奇通阿之祖巴爾堪、父巴塞“追封簡親王”；乾隆二十八年奇通阿卒，由其子豐納亨襲。乾隆四十年豐納亨卒，由其子積哈納襲。乾隆四十三年以鄭親王系國初八大親王，有大勳勞，命其王爵世襲罔替，永不降封。積哈納遂由簡親王改號鄭親王。由此可見，簡親王號本是鄭親王號的續封，前後共有十人襲此爵，另外還有五人追封。貝勒芬古的簡親王亦屬追封。見《簡親王爵承襲表》正因為如此，以盛京芬古墳為簡親王墳或簡親王家（祖）墳之説只能算作貼切。

“芬古墳”所以被誤傳成“皇姑墳”，主要原因是“芬古”的滿語語音與“皇姑”二字的發音極為相似，至使其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被誤解。再一個原因是清朝入關之後，八旗官兵及其眷屬。奴僕大都“從龍”，盛京周邊已人煙稀少。直到順治後期到康熙之初，盛京人口始陸續增多。加之一般人普遍文化低下，難免使芬古其人其跡失真。而且滿族口頭文學比較豐富，文學想象力和創造力很強，善於根據一些“諧音”編創民間故事。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瀋陽城東四十里的“輝山”，因為“輝”與“悔”發音相近，滿族民間文學家們便發揮其聯想和想象將其編成一段名曰“悔山”的傳説。故事大意是説，老罕王努爾哈赤率軍退到渾河邊準備渡河，因為天氣突變，沒有渡船，便派大太子去渾河邊打探，看看河水是否結凍，大太子回去如實向父汗報稱渾河沒有結凍，老罕王不相信，以大太子謊報軍情，把他殺了。並下令將他葬在一處兩山夾一溝的寶地。可是後來老罕王知道錯殺了大太子，於是就把埋葬大太子的山叫“悔山”；再有，輝山附近的“滿堂溝”，也因為“滿堂”二字的發音與“埋頭”語音近似，又編出一段“埋頭溝”的傳説等等。其實，輝山層巒疊出，奇秀可觀，為諸山之冠。清代志書稱此山產白土可以“代灰”因稱之輝輝山或灰山。歷史上根本沒有“悔山”這個名字。再有，努爾哈赤的大太子褚英確為其父所殺，但是時間是萬曆四十三年，地點在赫圖阿拉（今新賓縣境），褚英初葬赫圖阿拉，天命九年移葬遼陽東京陵，今其墓保護依然完好。可見“悔山”、“埋頭溝”等傳説與歷史史實根本不附。“芬古墳”被傳為“皇姑墳”，也與“悔山”、“埋頭溝”等例一樣是以訛傳訛，不足憑信。

（本文摘自李鳳民著《盛京八旗方位之謎》東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張作霖雖出身綠林，沒有讀過書，可是深知國家民族大義，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張未能執行所謂“二十一條中有關南滿、東蒙古農工業的中日新約”部分。日本人雖在北京向袁世凱敲詐成功，但在東北，對張作霖曾多年交涉，終未能如所願。

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為中日交涉，曾向張作霖盛氣凌人地説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乃反唇相譏地答道：“怎麼説！你們有什麼好辦法，儘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着你好了！”説完話，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難堪。之後，由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出面，向張交涉，因為此時張已在北京就任“安國軍大元帥”之職了。 ^[1] 

1928年，國民政府軍北伐，奉系接戰不利，張作霖決心退出北京，日本對這種局面很不安，6月1日，據説芳澤曾秘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日本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如能接受則日方保護張氏經大連返瀋陽。這次會議時間很長，站在客廳外面的侍從人員曾聽到張氏大聲説：“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時，張作霖離北京，4日晨5時30分張作霖專車進入瀋陽皇姑屯，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路橋下，轟然一聲巨響，吊橋橋板塌下，剛好壓在第三、四、五節車廂上。吊橋橋板分為3節，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鋼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發揮如此巨大的破壞力，同時火車通過橋下，若非用電流計算時間，亦不可能如此準確。

火車被炸後，現場屍骸累累，慘不忍睹，張作霖重傷，其他車廂均系隨行人員，見張出事，乃迅速搶救，將交道口出事地點警戒，不準人接觸現場。並用汽車送張作霖返瀋陽。 ^[2] 

張因傷重，於上午10時去世，享年55歲。但這個消息被封鎖，外界完全不知。

根據日本投降後所泄露的各種資料，關於張作霖被暗殺經過，確實為日本關東軍所策劃及組織。 當時關東軍的司令官是村岡長太郎中將，關東軍的重要將領認為張作霖是日本控制東北的最大障礙，如果不除掉張作霖，則日本在東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岡乃親自主持暗殺張作霖。

日軍拍攝的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瞬間(13張)

最初村岡曾秘密派遣日本駐哈爾濱武官竹下義晴到北京去執行，但被河本大作參謀窺破，認為北京耳目眾多，暗殺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張作霖回返東北時發動，即由河本擔任行動總指揮，陰謀決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後，暗殺地點本擬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橋，後因這一地區中國軍警監視甚嚴，沒有從容佈置的機會，因此河本才選定皇姑屯南滿路的吊橋為下手場所。 ^[3] 

河本還想好了掩飾責任的辦法，先由浪人安達隆盛覓得中國失業軍人劉戴明，再由他找到售賣嗎啡的3名乞丐偽冒兇手，於6月3日深夜帶往南滿路附屬地一風呂浴室洗澡換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橋下用刺刀殺死。

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時乘機逃脱，張作霖被炸後，該王姓乞丐即向奉軍報告，説出日方所指兩具兇手死屍即兩華丐屍體，一風呂浴室主人曾往看屍體，亦向瀋陽日本憲兵隊證實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劉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後則不認賬。日本政界元老西園寺深恐劉戴明被張學良逮捕，泄露了這幕醜事，所以將劉戴明送至大連，助其開設煙館。

在北京的張學良聞訊後，化裝成一個伙伕，搭乘火車由北京回瀋陽，在他尚未返抵瀋陽時，奉方只發表公報宣佈張大元帥重傷，不公佈死訊。把張的頭部以繃帶包紮起來，僅露眼、鼻、口，躺在牀上，照樣擺了鴉片爐具和水果。日本人來訪者請其在卧室外遙望，使日本人信以為真。

張作霖的遺囑，簽名則由張學良代簽，因少帥能摹仿老帥簽名，可以亂真。張學良根據這道“偽造文書”，就任奉軍代理統帥，然後調嫡系部隊星夜返沈，使關東軍再無可乘之機。

關東軍謀殺張作霖後，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關東軍既然殺死了張作霖，等於逼迫整個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強佔東北外，已無他路可走。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前後拖了一年多，卻屈於少壯軍人的恐嚇，最後以“張案經過周密的調查，發現關東軍並未牽涉在內”的含糊語句結案。

政府對軍隊控制的失敗，反而使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