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

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也叫翻譯運動（Harakah al—Tarjamah）（阿拉伯語：حركة الترجمة ），中世紀阿拉伯帝國開展翻譯介紹古希臘和東方科學文化典籍的大規模、有組織的學術活動。從8世紀中葉起，阿拔斯王朝哈里發實施博採諸家、兼容幷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導和贊助將古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等國的學術典籍譯為阿拉伯語，吸取先進文化遺產。翻譯活動初始自伍麥葉王朝，哈里發哈立德和阿卜杜·阿齊茲命令宮廷學者將一些希臘語和科普特語的鍊金術、占星術和醫學書籍譯成阿拉伯語。翻譯運動的鼎盛時期在阿拔斯王朝。當時翻譯活動的特點是以零散的個人譯述為主，缺乏統一的規劃和領導。

由於阿拔斯帝國哈里發（如曼蘇爾、拉希德、麥蒙等）重視伊斯蘭教法、財政制度、文化事業的創制與完善，倡導、鼓勵學術活動，實行寬鬆的政治文化政策，吸收容納帝國境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文化和學術成果，這些作品被學者們翻譯、介紹和註釋，或由波斯文、古敍利亞文、或由希臘文，譯成阿拉伯文。

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因為文本的失傳，不得不把一些翻譯成阿拉伯文的古典文本從阿拉伯文又重新譯成拉丁文。

阿拉伯文化源遠流長，時間可追溯至公元前數世紀的中古時期，空間上跨越了亞、非、歐三大洲，內容涵蓋語言、文學、星象學、宗教學、哲學、歷史、藝術、政治學、法律、數學、醫學、天文、自然科學等各門學問。我們所説的阿拉伯文化，論其實際內涵就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它由三個部分組成或者説是由三種文化源流匯合而成：

一、伊斯蘭教產生以前阿拉伯半島上的阿拉伯人所固有的文化（中古期—公元7世紀）。據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考證，一些古蹟、古錢幣及銘文表明在也門曾出現過輝煌燦爛的阿拉伯古文化，而在伊斯蘭以前的麥加也有較高水平的文化，並且由於興盛的商業往來，麥加的古萊氏商人通過與鄰近地區居民的接觸，將較發達的東方古國的文化（如伊拉克、敍利亞等地）逐漸帶回半島內部，成為最早的文化交流的使者，為古代阿拉伯文化注入了新鮮的養分。這一時期文化的內容包括阿拉伯語言、詩歌、諺語、故事、星象等，在古代詩歌中出現了早期阿拉伯有關宇宙的哲學思想的萌芽。

二、伊斯蘭教文化，可以説它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主體，自公元7世紀中期伊斯蘭教產生至今，在阿拉伯文化的各個領域，尤其是語言學、哲學、文學、藝術、宗教學、政治學、法學方面都受到伊斯蘭教的深遠影響。伊斯蘭教文化包括《古蘭經》經注學，聖訓教義，教法學等。

三、由穆罕默德逝世後的四大哈里發執政時期至阿拉伯帝國的形成期間，阿拉伯人的鐵騎所到之處正是人類文化的先驅所在。通過吸收和發展各地區各民族所創造的文化成果，如：拜占庭、波斯文化、巴比倫文化，古埃及文化，希臘、羅馬和中國文化，形成延續至今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浩如煙海、繁若星斗的學術文化作品，出現了蓋世不朽的阿拉伯—伊斯蘭思想家、藝術家。他們具有獨創性的理論體系，對歐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據阿拉伯史料記載，倭馬亞王朝期間出現早期的文化譯介活動，但未形成規模。直到阿拔斯帝國，特別是在阿拔斯朝代中期的公元830年至930年左右，在哈里發的大力資助和倡導下，大規模、有組織的譯介活動，以巴格達為中心的學術研究，形成了巴格達學派。它取代了早期的亞歷山大學派，並引發了西班牙的科爾多瓦文化中心和埃及的開羅文化中心，共同構成了輝煌絢麗的“五百年文化黃金時代”。文化史學家艾哈邁德·愛敏用三個階段來勾勒這場文化譯介活動：

起自曼蘇爾哈里發，止於拉希德時代，即從伊斯蘭教歷136年至193年。這期間翻譯的著作有：波斯文的《卡里萊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等。這個時期最著名的翻譯家有：伊本·穆加發，他的作品成為文化融合的典範，本文稍後將有簡略介紹。在這個時期，伊斯蘭教義學派穆阿台及勒派的元老如奈扎木已經瞭解到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閲讀了他的一些哲學著名，該派具有崇尚理性的傾向，這派的教義學者們已經在運用"飛躍"、"本質"和"現象"等哲學範疇來討論宗教問題。

起自麥蒙時代（813～833在位），即伊斯蘭教歷198年，止於300年。麥蒙在首都巴格達創建了國家級的綜合性學術機構“智慧館”，由翻譯局、科學院和圖書館組成，統一組織和集中領導全國的翻譯和學術研究活動，從此，翻譯活動進入新的高潮。智慧館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學者和翻譯家，如伊本·穆卡法、艾布·葉海亞、葉海亞·伊本·馬賽維、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薩比特·伊本·古賴、白塔尼、花剌子密、伊本·麥台爾、葉海亞·伊本·阿迪、肯迪等。他們集體從事譯述、研究活動，將用重金從各地所蒐集的一百多種各學科古籍進行了整理、校勘、譯述，並對早期已譯出的有關著作進行了校訂、修改和重譯工作。在譯述過程中，將翻譯和研究緊密結合，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這一時期翻譯了希臘各個學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譯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譯了畢達哥斯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第與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篇》。這些著作都是由候奈因·本 ·易司哈格及其學人翻譯的，其中大部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兒子易斯哈格翻譯的。此外，最著名的翻譯家還有：約翰·伯特里格（哈里發麥蒙的釋奴），他的哲學造詣很深，超過他的醫術，他翻譯了很多亞里士多德的著作。

約公元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中葉（伊歷300年-400年）翻譯的主要作品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和《物理學》及其註釋。著名的翻譯家有麥泰·本·優努斯、薩比特·本·古賴等。

公元八世紀中葉，阿拔斯王朝建立後，隨着政治統治的牢固，文化生活出現了繁榮景象。至第七代哈里發買萊時代，與拜占庭關係得到緩和，他派遣候奈因（大翻譯家，被指定主持"智慧宮" ，把大量希臘古籍譯為阿拉伯語和敍利亞語，亞里士多德的幾十部著作，幾乎全是他一手翻譯），組織學術訪問君士坦丁堡求書，帶回大批稀世珍本，從而掀起了希臘古籍的百年"翻譯運動"。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大多附註自己的見解，這種譯評，不少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百年翻譯運動”的歷史時期被確定為“起自買蒙時代，即伊斯蘭教歷198年，止於300年”（約公元830年至930年）。這個時期翻譯了希臘各個學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譯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譯了畢達哥拉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第與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篇》。這些著作都是由候奈因·本·易司哈格及其學人翻譯的，其中大部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兒子易斯哈格翻譯的。

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結束時，古希臘科學典籍中的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較次要的著作，都已譯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論天》、《論生滅》、《氣象學》、《幼物志》、《論靈魂》、《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問題篇》、等等；柏拉圖的《政治家篇》、《法律篇》、《國家篇》、《智者篇》、《辯解篇》、《蒂邁歐篇》、《斐多篇》、《高爾吉亞篇》、《普羅泰戈拉斯篇》、《斐德羅篇》、《斐利布篇》、《泰阿泰德篇》、《巴門尼德篇》等；玻菲利的《亞里士多德〈範疇篇〉導論》，畢達哥拉斯的《金色格言》及有關音樂的論文，此外還有醫學、天文學、數學方面的各篇譯作。格林（蓋倫）的《解剖學》（7卷）、《小技》等全部醫學著作；希波克拉底和保羅的大部分醫學著作：獲奧斯科裏的《藥物學》、《醫典》；托勒密的《天文大集》、《四部集》、《地理學》、《光學》等；阿波羅尼羅斯的《圓錐曲線》、《比例截割》、《有限極數》等；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數據》、《現象》、《光學》、《論音樂》等；阿基米德的《論球和圓柱》、《圓的測定》、《論平面板的平衡》、《論浮體》、《定律》等等。這一時期，著名的翻譯家有：約翰·伯特里格，他翻譯了很多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庫法的書商哈加吉·本·優素福·本·麥脱爾·巴爾萊拜克的蓋斯塔·布·魯高、侯奈因·本·易司哈格、薩比特·本·古賴（薩比教徒）等等。他們精通希臘語、波斯語、古敍利亞和阿拉伯語，這種奇特的語言能力，是歷史與文化遺留下的產物。

由於在亞洲、波斯和希臘的征服與統治是交替進行的，因而兩種文化要素給這一地區造成很大影響，語言上的多樣性可以説是混然天成的。在宗教信仰上，儘管在阿拔斯-阿拉伯時代，學者們也並不都是穆斯林，他們有的是基督教的宗教徒，有的是薩比教徒。侯奈因·本·易司哈格（公元809-877年）是阿拉伯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翻譯家和著名學者。他是景教徒，精通希臘語、波斯語、古敍利亞語和阿拉伯語，尤其擅長將希臘語譯為古敍利亞語和阿拉伯語。哈里發麥蒙命他主持"智慧宮"的工作，他翻譯並指導別人翻譯了大批希臘典籍，將格林的全部著作翻譯成了古敍利亞文，又將其中的39部譯成了阿拉伯文，還翻譯了多部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著作。他的譯文準確、練達，理解深刻，註釋祥盡，在醫學及哲學術語方面，大大地豐富了阿拉伯語的語彙，增強了阿拉伯語的表達能力，提高了阿拉伯語表達的準確性，侯奈因以極其嚴謹、認真的態度，用充滿智慧及想像力的思維，創造出了一批與之相對應的醫學、哲學、動、植物名稱及天文學名詞的阿拉伯語彙，為使阿拉伯語成為中世紀的學術語言作出了令人欽佩的貢獻。

生活在阿拔斯王朝哈里發麥蒙和穆耳台綏木時代的鏗迭被阿拉伯及西方學術界一致認為是第一位阿拉伯哲學家，他不僅提倡理性思維之於信仰的重要性，而且將阿拉伯理性思維帶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他一方面受到伊斯蘭教義學派穆阿台及賴派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亞里士多德、新柏拉圖主義與新畢達哥拉斯哲學的影響，他提出世界無始與神創問題。他以伊斯蘭教基本教義為出發點，修正了亞里士多德有關宇宙無始生成的理論，強調萬物有源理論，認為宇宙之第一源就是安拉，安拉是世界的創造者，顯示出鏗迭哲學思想的折衷性和神學色彩，這種基調在他的其它理論如：精神世界，物質世界構成的理論（他在承認安拉意志決定萬物生靈存在的同時，又強調自然現象--太陽、月亮對地球上生命繁衍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以及"理性四分類"理論（第一類作用理性即安拉；第二類人類靈魂中的能力；第三類人類的才能；第四類人類靈魂驅使下的屬於人類自己的行為）。阿拉伯學者穆罕默德·哲百爾博士認為，可以説鏗迭是一位阿拉伯文化哲學家，他的著述幾乎涉及當時各門學科（宗教、邏輯、哲學、星相學、醫學、音樂、物理學、幾何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等），且都為該學科的發展留下了重要的影響。

鏗迭與當時的侯奈因·本·易司哈格（公元809-873年）、撒比特·本 ·古賴（約公元836-901年）、歐麥爾·本·塔巴里並稱四大翻譯家，還被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哲學家卡爾丹（Gardan）譽為世界12位天才之一。他在譯介古希臘哲學著作過程中，對一些哲學術語和範疇做了重新的闡釋的界定，如"理性"（阿嘎勒），他解釋為：能夠理解事物真諦的純粹本質；"自然界 "（陶必阿）：它是運動的開始，也是運動的靜止，它是靈魂的第一力量；它有"創造"：從"無"中生出"有"；"象"：顯現其自身的物；"認識知識"：事物的本質存在；"運動"：交換主體的狀態 。將這些範疇的內容與鏗迭之後的哲學概念相比較，可以看到哲學思想演進的過程。

如果説鏗迭是阿拉伯伊斯蘭哲學的第一座里程，那麼緊接其後的法拉比（Abu Nasr al-Farabi 約870-950年）不僅被稱為最偉大的穆斯林哲學家，更被譽為亞里士多德之後的"第二位導師"法拉比曾師從於基督教教師約翰難（Yohanna ibn Hailan），通曉土耳其語、波斯語，並用阿拉伯文寫作。他大量註釋、彙編了亞里士多德著作，並在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政治學、自然科學、數學和音樂理論方面皆有專論。在哲學上，他受新柏拉圖主義思想影響，力圖調和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哲學。他的重要著作《兩智者的結合》（或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一書重在闡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觀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書的前言中他講到：很多人認為在一些邏輯、倫理、文化方面的問題上；在世界的起源和發展；對第一創造者的肯定和證實；……這些問題上觀點有分歧。而我則要在這裏收集、闡述兩位賢哲的言論，以此來説明他們在某些觀點上的一致，消除他們的著述在人們心中所產生的疑惑並闡明他們的見解以及兩位賢哲文章中容易引人疑惑的地方。作者最後説：這是本書的目的所在，也是試圖解釋、説明兩位賢哲思想、見解的關鍵。在書中法拉比將人們認為兩位哲人有分歧的問題歸納為十三個，其中包括：行為；書籍的編寫；邏輯；自然科學；倫理學；形而上之學等領域的問題。在談到"決策"這個題目時，有些人認為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處理方式不同。法拉比則説：事實上，柏拉圖只是做着記錄與矯正的工作：評定公正的行為；文明的內部交往，並分析其益處，指出其腐化，促使內部協調、合作。在這一點上，亞里士多德正走在與柏拉圖非常相似的路上，從他那裏你可以感覺到力量、熱情、扶助之手、寬容與耐心。基於這些情況，法拉比認為兩者之間在意見和看法上不存在矛盾 。

在書籍編寫上，法拉比説兩者貌似差異的原因在於撰寫的背景、方式不同，內容上不存在根本分歧。如在本質的含義問題上，柏拉圖在他眾多的著述中分析説最正確、最古老的説法是：所謂本質意味着最接近心靈、頭腦即理性而遠離感覺和自然存在物。在亞里士多德的書中他是這樣解釋的：第一本質：即人。瞭解了這些言論我們就不會再認為兩位哲人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分歧的了。

在倫理學方面，亞里士多德認為品性即習慣。柏拉圖説天性能克服習慣。法拉比認為這只是字面上的差異。因為在亞氏的一部眾所周知的著作裏，他曾這樣寫道：倫理秩序和法律條文永遠不會是絕對和完善無缺的。品性一旦被絕對地看待，人們就會發現它是在移動和改變着的，沒有一種品性是絕對不變的。一個小孩子，事實上，在它體內沒有被稱為品性的這種東西，它只有本能，這種本能具備接受和抵禦的能力。這與柏拉?"天性戰勝習慣"的理論無疑是十分接近的。中世紀晚期阿拉伯著名哲學家伊本·圖菲勒這樣評論法拉比：只有艾布·納賽爾·法拉比才使我們得以在他的邏輯學著作中獲得真正的智慧。荷蘭東方學家梯·博爾（著有《伊斯蘭哲學史》一書）説：“法拉比是理性王國的國王，而在塵世間他卻一貧如洗”。他的哲學是體系嚴密的精神學説。一些穆斯林學者將其哲學打上“偽信金”的記號，棄之一旁。然而這仍不妨礙法拉比的倫理學和政治學的主張在塵世事務的處理上佔有一席之地，而且，帶有唯物色彩的法拉比哲學還在以各種形式滿足着人們的興趣事實上，他的學説對後來的阿拉伯哲學家以及歐洲中世紀哲學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法拉比哲學在伊斯蘭哲學由幼稚、單薄走向成熟、完善的過程中，起到了基石作用，享有着首要地位。

這場由注重實用性進而轉向注重文化學術價值的翻譯運動固然是受到自倭馬亞王朝哈里發直至阿拔斯帝國數代哈里發的大力提倡和鼎力支持，然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學家更願意採納公元十四世紀的阿拉伯伊斯蘭教思想家、歷史哲學先父伊本·赫爾敦的譯介：即阿拉伯人是天生接近文化的民族。他們有着漫漫大漠習養成的敏鋭感悟和遼遠的遐思。這顯然是阿拉伯民族的幸事，更是古代東西方文化的幸事。在這場文化譯介與研究的運動中，古希臘哲學中的"自然神學"（依照實在的自然界所顯現的、以及人類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內容而形成的神學理論）向阿拉伯的穆斯林展示出，"上帝"的存在不僅可以被理性和論據所解釋，還可以被精確地論證。富於哲理性的宗教和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理論使穆斯林們面對各式各樣論爭的可能，他們的思維和智力受到挑戰和鍛鍊，伊斯蘭哲學家們提出的"積極的才智"和" 伊斯蘭心理學"也就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了。所有的阿拉伯哲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既非全部的柏拉圖的（哲學），又非完全的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而是兩者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種因素是依據阿拉伯哲學家的不同性情和個人傾向而有所不同……因此要掌握主要特徵的本質，就必須理解他們個人的解答。

（1）在對原著直譯的基礎上，作了大量校勘、註釋、質疑、補正、摘要、評論等，借題發揮了自己新的創見。

（2）確立了各學科的阿拉伯語名詞、術語、概念、範疇體系。凡譯文中涉及阿拉伯語已有的詞彙，用阿拉伯語進行意譯，凡譯文中阿拉伯語無準確詞彙表達的，引進外來詞彙，進行音譯；凡無法用阿拉伯語表徵的詞彙，創造新的詞彙並賦予確定含義予以表述。在天文學、數學、醫學、化學(鍊金術)領域的大量名稱、概念、範疇，是在翻譯過程中用阿拉伯語逐步確立的。

（3）依據社會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除對大量名著全譯外，還對一些著作進行了選譯、節譯、摘譯、譯編、改編。

（4）對一些著作經多次轉譯而被曲解或失傳的部分，經校勘改譯恢復了原著本來的面目。對原著的錯誤，進行了糾正。

（5）在譯述的基礎上，對有關學科根據觀察實驗研究所取得的新資料，撰寫了大量新的各學科學術著作，闡發了新的創見。

（6）開創了集體協作譯述的先例。凡大部頭的著作由多人分工譯述和註釋，初稿譯出後，集體討論通審校譯，最後由主譯審定。有些著作經幾代人初譯、重譯而完成。 ^[1] 

波斯人以阿拔斯王朝的功臣自居，首先受到重視，包含政治管理體制思想的歷史典籍如《波斯列王記》（原名叫《希達納邁書》）、《阿因納邁》（介紹波斯制度、傳統和習俗）以及波斯的散文、故事、格言、寓言、音樂作品薰陶，啓發了阿拉伯人自身固有的智慧，使他們以全新的感受感知生活，創造出兼備不同文化風格的色彩愈加燦爛的文化作品。

由於波斯與印度為鄰，波斯人已將印度文化融在自己的文化中，當波斯典籍被譯成阿拉伯文時，其中的印度文化也就介紹給阿拉伯人了，如著名的文學作品《卡里萊和迪木乃》、《千篇故事》，而早在伊斯蘭教問世之前，就早已與之有商業往來的印度，（《古蘭經》裏就有印度詞彙），在阿拉伯倭馬亞王朝哈里發韋立德一世執政時（705-715年），印度西北曾被納入阿拉伯版圖。阿拉伯人最早向印度人學習數學和天文學，印度數字和零號以及十進位制正是通過生活在阿拔斯時期的阿拉伯最著名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花拉子密的著作而傳入歐洲，成為世界各國通用的所謂“阿拉伯數字”，這在數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醫學和文學方面，阿拉伯人也深受印度的影響，在阿拉伯醫生和希臘醫生束手無策時，印度醫術就顯示其高明之處了。

希臘文化以其奪目的智慧靈光映照着人類的文明進程，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版圖內的埃及、敍利亞、伊拉克、波斯等地，更是由於曾經是希臘馬其頓王國的一部分，而深受希臘文化陶染，希臘的哲學、數學、天文學、歷史、美學等思想哺育了阿拔斯帝國文化，燦若繁星的古希臘科學典籍，與阿拉伯半島沙漠牧區上空的明月遙相呼應，繪製成一副奇特的文化景觀。本世紀阿拉伯世界最負盛名、最有影響的伊斯蘭學者、阿拉伯史學家、埃及的艾哈邁德·愛敏認為?“穆斯林哲學就是建立在希臘哲學的基礎上” ，儘管這種説法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曾引起許多伊斯蘭學者的反對、甚至抨擊，但是文化史上的確鑿資料可以説明希臘邏輯學和哲學著作的譯介對伊斯蘭宗教哲學和阿拉伯世俗哲學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希臘文化的導入，不只是在醫學、星象學、天文學、哲學、數學、物理學等學科領域使阿拔斯帝國的人民大大豐富和增長了見識、學問，更為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演繹法、類推法、證明理論和三段論的形式理論等被大量而廣泛地應用於辯論、研究、表達及論證方法，結果是產生了不同於前阿拔斯時期的以《古蘭經》為代表的敍事、論理風格，取而代之的是包含着如"本質"、"現象"、"數量"、"狀態"、"原理"、"法則"等希臘哲學術語，使用着"大前提、小前提、結論、類推的方式，充分條件量等辯論原則的阿拔斯人的希臘風格。這一希臘化的學術風格顯著地表現在伊斯蘭的教義學家身上，而最弱勢則是對阿拉伯文學的影響，這大概歸結於文學更具民族性，是依賴當時當地的風土民情生長出來的，不似哲學與自然科學在思維及實踐上具有共通性。可以説，希臘邏輯學及哲學在阿拔斯那裏的譯介、學習和運用，開創了伊斯蘭教義學的新紀元。產生了崇尚理性的穆阿台及勒派，受到新柏拉圖主義影響的蘇非派，這兩個派別都是伊斯蘭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在世俗哲學或稱純哲學方面，希臘哲學哺育了阿拔斯帝國內的臣民，他們開始探索伊斯蘭教義以外的問題，對哲學作純學術的研究。他們的思想深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新柏拉圖派和畢達哥拉斯哲學思想的影響，並運用自身特有的智慧，對一系列哲學命題進行解釋，對後來的西方學術界和近代歐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主要哲學家有：鏗迪、拉齊、法拉比、伊本·西那、安薩里、伊本·巴哲、伊本·圖菲勒、伊本·魯西德、伊本·赫勒敦。他們先後以巴格達和西班牙的科爾多瓦為中心進行活動，歷史上稱作阿拉伯東部和西部的哲學活動，他們研究的範圍廣泛，涉及哲學、邏輯、政治、歷史、倫理等領域，其理論學説影響深遠。鏗迪最早將希臘哲學引入阿拉伯哲學，是第一位阿拉伯亞里士多德派哲學家，他為哲學所下的定義對後來的阿拉伯哲學家有很大影響。他在總結前人的各種結論的基礎上，認?"哲學是依據人的能力，研究事物本質的學問，是最高尚的，為人們指引正道，摒棄邪惡、追求真理的學問；哲學包括教育學、道德學和神學。 "伊本·西那的認識思想十分豐富，在中世紀認識論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堅持世界是可知的，對感覺、知覺和理性等問題提出了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看法，對阿拉伯思想界和西歐思想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伊本·魯西德（西方人稱之為"阿維羅伊"）以《古蘭經》經文為依據，論證哲學思想研究的合法性，他系統地完成了自鏗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以來的對調和哲學與宗教矛盾所提出的"雙重真理"的理論，並且明確地將哲學置於宗教之上，他的學説，"在公元13、14世紀對歐洲影響極大，各大學都教授他的著作，' 阿維羅伊主義'思潮轟動一時，成為人們向基督教經院哲學展開鬥爭、爭取思想自由的旗幟，對以後的歐洲文藝復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中世紀最後一位阿拉伯哲學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開創了哲學研究的新領域：社會哲學和歷史哲學。他將人、人類社會放在重要的位置，並在研究歷史事件的同時，試圖發現其中的規律，從而對歷史進行理論分析和科學總結。

文化的融合導致文化風格的改變，以往憑藉天賦進行宗教活動的阿拉伯人，不再僅僅是操着變幻多端、詞彙繁雜的阿拉伯語，吟詠豪情與愛情的遊牧民族，而變成善於邏輯分析和哲學思辯的理性學者。這種根本性的改變可以從伊斯蘭教義學家肯定真主存在的論述與《古蘭經》經文本身的對照中看得十分清楚：《古蘭經》在肯定真主存在時這樣講的?"你説：'誰從天上和地上給你們提供給養？誰主持你們的聽覺和視覺？誰使活物從死物中生出？誰使死物從活物中生出？誰管理事物？'他們要説：'真主'"。"難道他們沒有仰視天體嗎？我是怎樣建造它，點綴它，使它沒有缺陷的？我曾展開大地，並將許多山嶽投在上面，還使各種美麗的植物生長出來，為的是啓發和教誨每個皈依的僕人…… "這段話中運用設問句，並以第一人稱且十分堅定的口吻，陳述事物的過程，誘導人們去相信一個事實：真主的存在。而後來的教義學家就要冷靜和簡明得多了，他們這樣講：“世界是存在的，每個存在的事物一定有它的造物主。因此世界也一定有它的造物主" 他們請聽者自己去思考，並得出相應的正確結論。前者是讓你環顧四周的景緻，從感性的體檢中相信真主的存在，未免有些稀裏糊塗，不甚踏實；後者則讓你從理性的思考中，推衍出真主的存在，使你感覺到這種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也就給人以踏實和堅決的信念。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認為，歷史上就有學者更加推崇《古蘭經》的風格，也門薩那人穆罕默德·本·易卜拉砍·侯斯尼就寫了一本名為《〈古蘭經〉的風格優於希臘風格》的書。可見，在多種優秀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不是一種文化淹沒另一種文化，而會呈現出"烈火真金"的景象，令各種文化特質凸顯其耀人的亮麗，在相得益彰，彼此映襯下，創造出更富生命力的精神財富。本文在談到阿拉伯伊斯蘭哲學的輝煌之前，不能不提到這一時期文化交融的典範人物：查希茲（公元775年-868年），它是穆阿台勒派教義學家的領袖。它出生在巴士拉 ，自幼學習阿拉伯語言、文學，師從阿拉伯著名語法學家艾赫法什和穆阿台及勒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奈薩姆。他博覽羣書，涉獵廣泛，在米爾拜德，學到了阿拉伯文化；通過與侯奈因·本·易司哈格 的交往學到了希臘文化；閲讀伊本·穆加發的著作掌握了波斯文化。由於出身貧寒，閲歷豐富，他以自己深厚複雜的文化修養對生活、對問題有獨到見解。他的稱得上是反映中世紀阿拉伯社?"百科全書"的風格獨特的作品，"將科學與文學揉在一起，他不僅從理論上提出例證，而且用歷史和詩歌，用他的經歷和體會做出解釋或説明。查希茲把他耳聞目睹的事實與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將矇昧時代的詩歌與伊斯蘭時代的詩歌、亞里士多德的學問、格林的醫學融合在一起。在敍述《古蘭經》的經文與聖訓時，他還可以談到有神論和無神論者的觀點，並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和摩尼教信徒的主張揉合在一起。最能體現這種融合的著作是《説明與解釋》（修辭與闡釋）和《動物志》。查希茲在著述中精闢地分析了各種文化的特質，在《説明與解釋》中，他説，波斯人有一本關於修辭的書，希臘人有一本能使人區分正誤、對錯的《邏輯》；印度人有許多關於格言與手紋的著作。波斯人説話是經過深思熟慮、反覆推敲的，而阿拉伯人講話則是憑直感，脱口而出，好似靈感，天啓一般。查希茲認為，精神輪迴説源於印度。他在亞里士多德《動物書》的啓發下所寫的《動物志》表現出他不盲從的另一特點，他有時將亞里士多德的某些論斷與阿拉伯矇昧時代或伊斯蘭時代的詩歌中的有關提法進行對照比較，並做出自己的判斷。《動物志》一書決非是一部專門談論動物的著作，那只是其中比較少的部分。例如在談到狗和公雞的問題時，他會引證大量經文、聖訓、詩歌、或者是邏輯創始人的言論，或是故事、神話。《動物志》一書是展現阿拉伯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各種文化的陳列室，是介紹摩尼教、瑣羅亞斯德教、無神論者、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各種宗教文化的講台。多種文化的薰陶，使得查希茲頭腦敏鋭，聯想豐富，在那個距今遙遠的時代，他已在進行文化比較和提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工作了。他提出學術界的泰斗應具備的條件是，既精通宗教語言、又精通哲學語言，他們應將認主為一和通過實踐認識真理相結合。這種思想的先進程度着實令現代人驚訝，而且大概可以認為查希茲是提出"雙重真理"説的第一人。

這一時期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還有遜尼派首領伊本·古太白、植物界泰斗艾布·哈尼法·迪奈瓦里，第一位阿拉伯哲學家鏗迭等等，沒有曠日持久、造詣高深的學術譯介活動，這些學者、思想家們的誕生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不同文化成果的競相綻放，使得其特色更加異彩紛呈。儘管阿拔斯帝國的哈里發們強有力地推行阿拉伯化，（其主要內容為號召異族人皈依伊斯蘭教、學習和使用阿拉伯語，為帝國效力），但他們深知阿拉伯文化的優勢只在於語言、文學和宗教，急需其它文化優長的補充，有着古老政治制度和文學傳統的波斯文化，有着科學與哲學特點的希臘文化，以及有着精彩的神學和數學思想的印度文化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大潮中，通過翻譯家們智慧的理解，嫺熟的筆法，保存和傳播了這種古老的東西方文明，它們滋養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它提供了一片藴育無限生機和財富的土壤，此後，在這片沃土上才產生了影響世界文明進程的著名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

翻譯運動的形成，最初是由於阿拉伯帝國征服了文化比自身先進的廣大地區，為鞏固執政是需要，從而大力吸收外來文化，提升作為征服者的阿拉伯民族的文化水準。而在阿拉伯帝國已經穩固執政地位後，帝國進入昌盛安定時期後，物質生活的繁榮促進了精神生活的繁榮，翻譯運動又為鼎盛的阿拉伯帝國及時送去了和平時期的精神食糧。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政治需要和經濟發展帶來的精神生活需要成為翻譯運動形成發展的主因。 ^[1] 

在阿拉伯古史上，由七世紀（倭馬亞王朝）進入八世紀（阿拔斯王朝）並不只意味着時間的延續和進展，阿拉伯人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遊牧的蠻荒進入城居的文明；阿拉伯人由操縱牧鞭，揮舞寶劍，攻城奪關，到掌管帝國龐雜的社會事務。打天下易，守天下難。政治統治的需要，使阿拉伯人面對異族異域的先進文化，為了防止政權旁落，阿拉伯帝國的哈里發們竭力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質兼收幷蓄，通過大量譯介宗教、醫學、天文學、數學、哲學、歷史、政治、文學、音樂等各領域的書籍，以便更有效地進行統治。

伴隨着阿拉伯社會的繁榮與穩定，宗教討論較之早期創教與傳教時期的簡單信從進入到了深入探討與研究的階段，發展到談論命運和前定等問題。有人主張宿命論；有人則鼓吹自由選擇的反宿命觀點。在穆斯林中間，在穆斯林與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之間展開“哪種宗教最好？”“哪種宗教對具體問題的主張最正確？”在辯論中，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由於自身的文化背景已能嫺熟地運用希臘邏輯學和希臘哲學這種有力的武器，而往日伶牙俐齒，堆砌詞藻的穆斯林們深感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最初單純為了護教的想法，使他們通過翻譯的作品，埋頭鑽研古希臘的邏輯學和哲學，令他們從中品嚐到思維的無比快樂，進而不再將邏輯學和哲學作為一種工具，而當作思維與智慧的結晶來研究，產生了世界著名的穆斯林哲學家，如鏗迭、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魯西德、伊本·赫爾敦等等。

社會階段的前進，必定帶動文化與學術的進步和繁榮。阿拉伯人由孤芳自賞，津津樂道戰事、聆聽詩歌，編排晦澀難懂的詞句，到進入人類古文明的腹地；由伊斯蘭教所訓導的學問只有兩種：宗教的（有關精神的）和有關身體的（醫學）到面對波斯的律例史記，印度的神學、數學，希臘的邏輯和哲學，令阿拉伯人眼界大開，啓發了智慧，從而繼續發展了理性思維和邏輯分析，並有所選擇地將異族文化與本民族文化融會貫通。阿拉伯人在文化發展階段上曾經由多神崇拜（前伊斯蘭時期，或稱矇昧時期）進入-神信仰階段。此時，大量文化與學術著作的譯介活動，將阿拉伯人由-神信仰階段帶入更高的層次--理性思辯階段。

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時代之前甚至伊斯蘭時代之初，科學文化水平低下，史學界稱此時的阿拉伯人處於矇昧時代。那時的阿拉伯人，不過略具些微的知識與簡單的觀察而已，還説不上什麼科學。”“矇昧時代的阿拉伯人,差不多全是文盲,遊牧人地區尤其如此。”到四大哈里發和伍麥葉時代，阿拉伯人的文化有所發展，但與周圍的被其征服地區的文化相比較，還是相當落後。“伍麥葉人還保存着矇昧時代阿拉伯人的思想意識,對哲學與宗教學的深刻的研究，毫無興趣。”這個時期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區的文化水平要遠遠超過阿拉伯人。因此，阿拉伯統治階級必須汲取和利用異族的先進文化，否則，在統治文明層次明顯高於自己的異族時會產生文化心理自卑，且無法使被征服民族真正馴服。這顯然不利於統治執政。通過翻譯外國書籍，學習外國先進文化,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手段。

在阿拉伯帝國初創階段，征服非阿拉伯國家和傳播伊斯蘭教是國家生活的主要內容，宗教和軍事思想是社會主流思想。在征服階段大致結束，即八世紀中葉阿巴斯王朝以後，帝國步入穩定階段，社會的安定帶來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帝國統治着一方面要學習，摸索新的統治模式（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後的統治模式），一方面也要滿足社會各階層在新的時代的蓬勃發展的精神需求。這就成為翻譯運動在這個階段的最主要動力：即通過譯介，在世界其他文明中尋找可以為新時代新形勢所用的精神財富和思想統治工具。 ^[1] 

阿拉伯半島以及後來建立的阿拉伯帝國處於亞歐大陸的中部，並和非洲連接。在阿拉伯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和東西方的文明都有了密切的接觸。自古以來，由於地理距離的遙遠，雖然在中亞西亞中不斷有文明和帝國產生，但因為種種原因，在連接東西方文明（指遠東和歐洲）方面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東西方文明相互隔絕，彼此在各自的範圍內獨立發展，交流甚少。阿拉伯帝國建立後，消滅了東西方之間的幾乎所有國家，在吸取東方和西方兩個鄰居的精神財富的同時，也在東西方之間建立了持久的，穩固的直接聯繫渠道，成為東方與西方之間一個可靠的中間人。“中間人”角色是阿拉伯人在人類歷史上慣常扮演的角色，無論在商業和文化交流上都是如此。顯然，他們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所起作用是很大的。

翻譯運動所處的公元八世紀到十世紀，是歐洲歷史上黑暗的中世紀，亞洲的波斯文明和兩河文明進入衰退期。在這樣一個時機，利用地處東西方之間的有利位置，吸收各種文明（主要是周邊衰落的文明）的養分為己所用，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創新。當歷史的列車前進到歐洲黑暗時期結束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後人們發現，在歐洲人都被牢籠般的神學統治的時候，阿拉伯人保存和發展了眾多人類文化寶庫中曾經輝煌的珍寶。而且經過歷史的清洗，這些珍寶僅存於阿拉伯人的口袋。這無疑使寶藏的價值得以大大增值，也無疑使翻譯運動的歷史作用得以放大。打個簡單的比喻：阿拉伯人把文明在最便宜的時候買進，在最稀缺，最昂貴的時候賣出。翻譯運動正是起到了在最恰當的時機，夏天買炭而又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能夠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伊斯蘭教在早期是比較寬容的，對異教和異文化都採取較策略的辦法對待。這種寬容顯然是有利於吸收借鑑異文化的。 伊斯蘭教崇知尚學主要表現在崇尚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方面： 伊斯蘭教以“天啓”確定了知識，智慧在人類社會中的神聖地位，闡述只有知識才能去除愚昧，領導人類走向美好的天園； “‘知識是聖教的生命’。這句哲言是先知穆罕默德對穆斯林永恆的囑咐”〔5〕。 伊斯蘭教尊重知識分子，給予知識分子崇高的地位。他們被賦予“安拉的意欲者”，“列聖的繼承者”和“為主道而戰的勇士”等等美譽。有這樣一句聖訓，很精確的表現出了學者的地位“學者的墨汁等於殉教者的鮮血。”〔6〕(p3)把理智放在盲目激情之上。這在宗教信仰的世界中是極為可貴的理性之光。 伊斯蘭教崇尚學術的另一個表現就是鼓勵穆斯林遠行求學，積極吸收各地先進文明，還把追求知識作為遵循主命的聖行。先知穆聖説過：“求知，從搖籃到墳墓”，“哲理是牧民們失去的駱駝，必須尋找，哪怕到中國去。”〔7〕(p99)伊斯蘭教寬容的崇知尚學把追求人類文明發展的世俗精神與一神信仰聯繫起來，把對來世的追求與現世的奉獻聯繫起來，把個人今生存在的價值與來世終極關懷聯繫起來，激發起強大的神聖的精神能量，鼓舞學者們不畏艱難，遠行求學。“貧困不能阻，艱險不能移，沙漠的酷熱，大海的驚濤，他們都視之坦途。因為在他們心中已深深紮下了求知即是聖戰的信念。為求知而死，就是為宗教現身。以致在許多人眼中，學問就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3〕（p68）

阿拉伯人自古以來就有長途跋涉，跨地域貿易的習俗，使其認識到世界的廣闊，文明的多樣和博採眾長的必要。視野的開闊，心胸的寬容，這些民族特性使其可以大規模的接受外來文明的成果，而沒有太多宗教性和地區性的封閉狹隘排外心態。而封閉性正是中世紀其它封建文明的主流社會心態，因此這種開闊和寬容就顯得更加可貴。

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阿拉伯語緩慢但是堅定的取代了帝國境內原有文明的語言。雖然統一語言的最初目的是便於統治和伊斯蘭教的傳播，但同時也便利了文化的傳播。翻譯運動所指向的語言大多數都是統一的阿拉伯語。統一的語言有利於知識的雙向交流。這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古籍的再翻譯過程中體現的更為深刻。

中國的造紙術在八世紀通過中國戰俘傳播到阿拉伯世界，並由阿拉伯人傳至歐洲。書寫材料是決定文化活動規模，範圍和層次的重要條件。紙張的廣泛應用，大大便利了文化的傳播和學術的發展。“沒有造紙業的發展，就沒有阿巴斯時代學術的繁榮。”〔3〕(p22)可以肯定的是，翻譯運動也從造紙業的發展中受益匪淺。 以上因素是促使翻譯運動成為世界歷史上文化現象的原因。這些原因只屬於阿拉伯帝國的翻譯運動，而與其他文明的翻譯活動相區別。帝國政治，經濟的需要再加上上述客觀條件，所有因素構成的歷史的合力，最終成就了轟轟烈烈的翻譯運動。人類有理由感謝這場運動，因為他給我們的實在太多。 ^[1]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鼎盛期出現在阿拔斯帝國（公元750-1258年）時代，當時的首都巴格達既是一座繁榮的國際城市，更是一處世界文化交融的學術中心，波斯、印度、希臘、羅馬、猶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羅亞斯德教、薩比教等，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在這裏匯合，在以阿拉伯語為主要用語的強有力的阿拉伯文化的進程中，如同百川納海，大大豐富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內涵，激發了帝國臣民的智慧，為阿拔斯王朝後期創造出舉世矚目、影響深遠的文化成果奠定了基礎。

阿拉伯民族正如堅忍篤誠的沙漠之舟—駝隊一般，揹負着傳承文化的巨任，在熱情與智慧的合作下，在不知不覺中繼續奏響起古老文明的鈴聲，穿過沉寂的中世紀，走向藴育着希望與復興的近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