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

1946年的中秋，打海岸的部隊決定晚上總攻。文工團創作室的幾個同志由主攻團的團長分派到各個戰鬥連去幫助工作。大概因為“我”是個女同志，團長叫一個年輕的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紮所。在路上，通訊員很羞澀，一直小心地和“我”保持距離。通過交談，“我”得知他是天目山人，入伍前是幫人拖毛竹的。到包紮所後，“我”自告奮勇討了向老鄉家借被子的差事，也請通訊員幫忙動員幾家再走。但通訊員出師不利，還説老百姓封建。“我”知道可能是他借被子時説錯了話，便叫他帶“我”去看看。他帶“我”到了那户老鄉家。接待我們的是個長得很好看的年輕媳婦。“我”替通訊員道歉，年輕媳婦卻只是咬着嘴唇笑。經“我”説服，年輕媳婦抱出了被子交給我們。這是一條裏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緞的，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剛走出門不遠，有人告訴我們，那位年輕媳婦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妝。“我”和通訊員都感到過意不去。回到包紮所以後，“我”就讓通訊員回團部去。

不久後，新媳婦也來包紮所幫忙。戰鬥打響了，半夜時擔架隊送來一個重傷員。擔架員介紹説，這位同志是為保護擔架隊才受重傷的。這時，新媳婦和“我”發現那位重傷員正是小通訊員。雖然醫生確認通訊員已經犧牲，但新媳婦卻依然拿着針縫着他衣服上那個破洞。衞生員讓人抬了一口棺材來，動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進棺材去。新媳婦劈手奪過被子，自己動手把半條被子平展展地鋪在棺材底，半條蓋在他身上。衞生員為難地説：“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眼裏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徵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 ^[2]  。

《百合花》裏的人物事件並非來自真人真事，但小説裏描寫的戰鬥及戰鬥的時間地點是真實的。1946年中秋節，總攻海岸之戰打響，茹誌鵑在總攻團的前線包紮所做戰勤工作。她在包紮所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去借被子。戰鬥開始後，她負責記錄那些犧牲的戰士的姓名單位，在這過程中不禁設想他們的家庭親友、他們生前的願望，以及他們心中的秘密。當時的情景和想法她一直沒有忘記 ^[3]  。

1957年前後，茹誌鵑的丈夫王嘯平被錯劃為“右派”。丈夫處於岌岌可危之時，茹誌鵑卻無法救他，而且由於她與丈夫在具體的工作問題上常常站在同一戰線上，她也不得不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一遍一遍地檢討自己的思想 ^[1]  。在承受着政治氛圍和緊張的人際關係所帶來的無形壓力的同時，她不無感慨地回憶起戰爭年代的同志關係，回憶起1946年那個中秋夜以及在解放戰爭中遇到的各種人和事：萊蕪戰役中，她跟隨一個通訊員去前沿，在路上敵人的炮彈不時呼嘯而來，通訊員為了減少傷亡有意拉開距離，但她卻緊張得不由自主地靠他身邊靠近，通訊員一見她走近就加快步子往前跑；某次戰鬥時，她和汪歲寒到一個班裏旁聽開班會，聽説了一位排長的事蹟，那位年輕的排長是戰鬥英雄，卻很害羞，説説話就臉紅，説的也平常的家常話，這種反差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回首往事，茹誌鵑感到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裏，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3]  。

於是，茹誌鵑決定要寫一個普通的戰士、一個年輕的通訊員的故事，首先設定的便是他的性格：質樸羞澀。而至於小説的主題她並未想過。她大約用了一個星期就完成了小説 ^[3]  ，但作品寄出去後不久便被退稿，理由是“感情陰鬱不能發表”。幾經周折，小説《百合花》終於發表在1958年第3期的《延河》雜誌上 ^[4]  。

團部通訊員，在戰鬥開始前奉命護送女文工團員去包紮所。他是一個剛參軍一年、只有19歲的農村青年，稚氣未脱離，質樸、憨厚、不善言辭，更怯於與陌生女性交往，有時執拗得有點任性，有時活潑得可親可近。他熱愛生活，關心同志，體貼別人。在戰鬥中，當一顆手榴彈在擔架隊員們中間冒煙亂轉時，他毫不遲疑地撲了上去，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解除了人民羣眾的危難 ^[5]  。

過門剛三天的農村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松的留海。善良純樸開朗，也有着新嫁娘的矜持羞澀。一條印着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妝，所以她十分珍惜這條被子。小通訊員來借被子時，她沒好意思説出不借的原因，只一味地表示不借，讓本來就拙於與女性打交道的小戰士很為難。經過女文工團員做工作，她終於同意借被子，同時心裏對小通訊員充滿了歉意 ^[5]  。

年輕的女文工團員，大戰前夕，被派到前線包紮所幫忙。熱情開朗，善於作羣眾工作。在與通訊員同行和借被子的過程中，對這個憨厚質樸的小同鄉產生了一種比同志、比同鄉更為親切的感情。在包紮所幫助照顧傷員時，她心中還時不時想到通訊員，擔心他在戰場上會不會受傷，受了傷會不會被落下 ^[6]  。

《百合花》是一篇將政治主題和人性審美意藴巧妙結合的佳作。它以解放戰爭時期，某地前線包紮所作為具體環境，講述了戰爭年代人與人之間真摯的友情，讚美了小戰士平凡而崇高的品格，抒發了作者的審美感受，表達了對人性迴歸和對真善美的呼喚 ^[7]  。

它表面上表現了戰爭時代的軍民魚水情，但更深層面上，它歌頌了人性美、人情美。它告訴人們，即使在硝煙瀰漫的戰爭年代，人對生活的熱愛，對美的熱愛都沒有泯滅。文中寫到小通訊員插在槍口上的幾根樹枝，與其説是偽裝，不如説是點綴裝飾，後來“他的槍筒裏，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和那些樹枝一起，在他耳邊抖抖地顫動着”。這些描寫無不是在寫小通訊員的愛美之心。而小通訊員不好意思和女同志同行；在得知向新媳婦借來的被子是人家唯一的嫁妝時的內疚不安和對新媳婦的同情；新媳婦在護理傷員時羞澀得只同意給“我”打下手，以及對小通訊員捨己救人犧牲過程的敍述，表現出強烈的人性至愛。小通訊員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全擔架員生命的英雄壯舉，是至高至善的人間至愛，展現了他崇高的人格美，也流露出作者對美好人性的呼喚 ^[7]  。

通過三個連姓名都沒有的人物之間的關係，作者譜寫了一曲“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在通訊員和“我”之間，作者讓“我”對通訊員建立起一種比同志、比同鄉更為親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見鍾情的男女間的愛情。“我”帶有類似手足之情，帶着一種女同志特有的母性，來看待他，牽掛他。這是一種複雜微妙得無以言表的美好情感，至於維繫在通訊員和新媳婦之間的關係紐帶，同樣也是一種聖潔美好的感情，正如被子的百合花圖案一樣純潔。作者之所以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是要用一個正處於愛情的幸福之漩渦中的美神，來反襯年輕的、尚未涉足愛情的戰士。一位剛剛開始生活的青年，當他獻出一切的時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潔白無瑕的愛，晶瑩的淚 ^[6]  。

小説的情節雖然單純，但有很強的節奏感。隨着情節的發展，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個性特徵也逐漸展現。我起初對小通訊員生氣，接着發生了興趣，到後來從心底裏愛上這傻乎乎的小同鄉，直到最後懷着崇敬心情看着百合花被蓋上這位平常的拖毛竹青年的臉，筆調起伏跌宕，結構單純而又縝密，耐人尋味 ^[8]  。

茹誌鵑不追求情節曲折而重視細節的運用。在《百合花》的創作中，她十分巧妙地佈置細節，或讓人物的心理活動和內心變化在某一細節的描寫中自然展開，或使某些細節前後照應，彼此呼應，或用某一個細節連結全篇 ^[8]  。

如小通訊員送女文工團員去包紮所的路上，不習慣與女同志同行，總是撒開大步走在“我”前頭，然而，他儘管從來沒有回頭看過一次，但當“我”走不動時，他便自動停下來等待。這個細節表現出小通訊員的羞澀，也細膩地寫出了他對護送工作的高度責任感，透露了他對同志的細心體貼 ^[9]  。再如小通訊員插在槍筒裏的那幾根樹枝，後來又添了一枝野菊花的描寫，前後幾次在小説中出現，少了這細節也可以，但有了這細節，通訊員熱愛生活、充滿朝氣，臨近戰鬥仍從容不迫等性格特徵就得到更加鮮明生動的表現 ^[8]  。

小説中含有不少意藴豐富的意象。新媳婦的撒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蓋上了通訊員戰士的臉，暗含着農民與戰士融為一體，既寫出了年輕戰士的勇敢與犧牲的偉大精神，又寫出了新媳婦對革命的理解及對戰士純潔的感情。“百合花”的意藴豐厚，一方面，它指被子上的“百合花”，只是一個圖案；另一方面，它又象徵了年輕媳婦的樸實美麗、純潔無瑕。除了“百合花”，小説中兩次出現了“兩個饅頭”，三次出現了“布片”，還有“笑”、“槍筒”的意象在文中也多次出現，不僅成為聯結情節線索的紐帶，而且其豐富的內涵引導情節深入新的層面 ^[10]  。

獨特的女性視角是小説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主要是通過“我”這個人物形象來實現的。雖然，作品主要寫的是小通訊員和新媳婦之間的聖潔感情，但是，“我”卻是小通訊員和新媳婦之間不可缺少的穿針引線的人物，是故事的敍述人和情節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因此，“我”不僅是作品採用“第一人稱”方式的承擔者，而且也是作品中的一個藝術形象。“我”與小通訊員去前沿包紮所的路上，主動找他搭話，主動認老鄉，甚至帶着挑釁性地問他娶媳婦了沒有言行，表現出一種戰爭年代革命隊伍中的女同志特有的“潑辣”，是一個具有着強烈性別意識的人物。作品不僅通過“我”帶有女性特徵的細微觀察，使小通訊員和新媳婦的形象躍然紙上，而且，通過富於浪漫氣質的想象，使作品充滿抒情的色彩。比如，“我”想象的小通訊員在家鄉天目山拖毛竹時的情景：“我朝他寬寬的兩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片綠霧似的竹海，海中間，一條窄窄的石級山道，盤旋而上。一個肩膀寬寬的小夥，肩上墊了一塊老藍布，扛了幾枝青竹，竹梢長長的拖在他後面，刮打得石級嘩嘩作響。”語言不多，卻充滿詩情畫意 ^[4]  。

《百合花》的語言不論敍述、描寫還是對話，都給人一種自然、清新、柔和、優美的感覺，把一個流血犧牲的戰鬥故事，寫得充滿詩意 ^[8]  。特別是其人物語言個性鮮明、生動傳神 ^[11]  。

例如，“我”與小通訊員對話：“你多大了？”“十九。”“參加革命幾年了？”“一年。”“你怎麼參加革命的？”“大軍北撤時我自己跟來的”。這段話介紹了通訊員的出身、年齡、身世，又揭示了他捨己救人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幫”和“跟”字，前者點出了通訊員的階級地位和生活境況，後者則表現了他的思想覺悟和自覺的革命要求 ^[11]  。

在談到借被子被拒時，小通訊員説：“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這兩句話表達了通訊員因沒借到被子而不滿，也為下文他得知真相後自責埋下伏筆，兩處省略號則勾勒出他在女同志面前羞怯、不善言辭的窘態 ^[11]  。

1981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將《百合花》改編成同名電影，由錢學恪、張昕執導，葛建軍、崔新琴、沈丹萍出演 ^[12]  。

作家、文學評論家、原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茅盾：《百合花》結構上細緻嚴密，同時富於節奏感。它的人物描寫也有特點，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最後，不但讓人看清了他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它的風格清新俊逸，是一篇結構謹嚴、沒有閒筆的短篇小説 ，但同時它又富於抒情詩的風味 ^[13]  。

浙江杭州人。中共黨員。1943年參加新四軍，歷任二分區文工團、一師服務團演員，蘇中公學俱樂部戲劇幹事，蘇中軍區前線話劇團團員、組長，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文藝月報》編輯、作品組長，專業作家。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上海市第四屆人大代表。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四幕話劇《800機車出動了》（合作），小説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等。話劇劇本《不帶槍的戰士》獲南京軍區文藝創作二等獎，短篇小説《剪輯錯了的故事》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