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犯罪

白領犯罪具體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協議壓價、欺詐、貪污、偷税漏税、損害信託原則、行賄受賄、在廣告和推銷中弄虛作假、操縱股票交易等犯罪。薩氏的白領犯罪的定義是從社會批判角度提出的，用於區別下層社會的“藍領犯罪”。因此，在他看來白領犯罪並非一種犯罪種類的標誌而是行為人在社會階層上的歸屬性上的表現。

白領犯罪具有四個構成因素：

(1)為社會所尊重者所為的破壞刑法的行為

(2)行為人大多擁有較崇高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

(3)違法行為是在行為人職業領域中或職業活動中實施的

(4)通常情況下違法行為會造成對職責的侵犯

藍領犯罪與白領犯罪相對，指處於社會下層、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所實施的犯罪。犯罪者一般社會和經濟地位不高，往往是在失業、經濟困窘的情況下犯罪，且大多在職業領域外實施。常見的犯罪有盜竊、搶劫、賣淫等。

白領犯罪與藍領犯罪二者具有相近的“犯罪價值觀”，所不同的是前者在自身感覺上具有較弱的“不法意識”，不承認其行為是犯罪，他們大多自稱為追求利潤的工商業者而不是罪犯，相反後者在自我感覺上具有較強的“不法意識”，大多數均自認為是罪犯。另外前者很少受到國家刑事司法機關的追訴與審判，或者通常受到行政處分或較寬大的刑事判決，而後者在原則上大多數會受到國家刑事司法機構，以強制手段加以追訴與審判並加以執行。

自從1995年巴林銀行交易員尼克·裏森因越權投資損失14億美元，導致有200年曆史的英國巴林銀行破產之後,“魔鬼交易員”便不斷湧入人們的視野。如今，白領犯罪已成為世界性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有天賦的人才犯下累累罪行呢?荷蘭鹿特丹管理學院的米埃爾·卡普頓教授總結了誘使白領犯罪的25個心理學誘因。

管狀思維

制定目標和達成目標雖然很重要，但這種單一思維模式容易讓人忘掉還有道德這回事。當安然公司給業績好的銷售員發放大筆獎金時，這些銷售員就完全無視道德底線了，結果可想而知。

粉飾罪名

當行賄被説成“給輪子加點兒潤滑油”，當會計欺詐被説成“金融工程”，這些不道德的行為似乎就不那麼惡劣了。給可疑的行為換一種説法能讓人減少負罪感，讓壞事情聽起來容易接受些。

自我服務偏見

人們常常從好的方面來看待自己，當取得一些成功時，常常容易歸因於自己，而做了錯事之後，怨人尤人，把它歸因於外在因素，即把功勞歸於自己，把錯誤推給人家。所以，生活裏其實只有少數人覺得自己是普通人，大多數人覺得自己比周圍的人聰明或道德水準高，由此易產生不公平感。因為這種人看到他人晉升，不會覺得那是因為他人能力強或表現好，而會認為是另有原因。想讓自己得到“公平”待遇的心態容易引發犯罪。

無法“勝者通吃”

勝者通吃的另一面，是當處在一場輸贏立現的比賽中時，競爭者為避免失敗造成的經濟和聲譽損失，通常容易作弊。那些最可能作弊的人，不是成績遠遠落後於第一名的人，而是害怕達不到目的的人。

虛弱感

抗拒不道德行為帶來的誘惑是一件非常耗費精力的事。簡單地説，人們在飢餓和疲勞時自控能力下降。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被要求檢查數學題的對錯，結果疲勞的參與者大多敷衍了事。儘管飢餓和疲勞不會讓好人變成貪污犯，但會增加他們虛弱的感受。

懲罰不當

罰款或其他經濟和物質方面的懲罰，往往導致相反的結果，因為這種懲罰失去了道德譴責的含義，而促使受罰者思考下次如何不被抓住。

嫉妒與私心

窮奢極欲的環境易引發不道德行為。員工看到別人拿着鉅額獎金就會深感不公並心生嫉妒。研究發現，人們見到錢的次數越多就越自私，因為這會讓人把成功和個人需要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

皮格馬利翁效應

與“蓋拉緹亞效應”相對應，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羅森塔爾和雅格布森在小學教學上予以驗證提出。亦稱“羅森塔爾效應(RobertRosenthal Effect)”或“期待效應”。人們會不自覺地接受自己喜歡、欽佩、信任和崇拜的人的影響和暗示。

暗示在本質上，是人的情感和觀念，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別人下意識的影響。人們受到怎樣的待遇，就會有怎樣的行為。當員工經常被懷疑、被假想成小偷時，他就真的可能去盜竊，即使他本來毫無那種念頭。

熟視無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員工經常看到腐敗現象，那麼，他就對這種現象及其可能產生的危害熟視無睹。據一項對多國員工的調查，來自腐敗度較高的國家的員工更容易行賄受賄。

反抗規則的本能

規則本來用於防止犯罪，然而規則一旦不公平或過多，就會引發相反的結果。這就是反抗規則的本能。

崇拜權威

對權威的崇拜深深印刻在我們的文化和工作中。如果位高權重的人要求員工去做不道德或違法的事情，員工很難拒絕。當人們認為自己是在幫他人實現願望時，責任感就會減輕，就容易找到為自己辯護的理由。

自我辯護

當人們的行為受到自己良心譴責時，就會想法設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以消除負罪感。自我辯護持續的時間越長，人越容易繼續犯罪。

無路可退

為什麼一些街頭扒手會淪為驚天大盜?因為他們漸漸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抽身。花旗銀行前CEO查爾斯·普林斯曾説：“只要音樂不停，你就得一直站着跳下去。”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前，許多股東要求花旗銀行經理人加入風險巨大但收益豐厚的房貸抵押遊戲，聽從股東的意見，讓花旗銀行損失了15億美元，查爾斯·普林斯也引咎辭職。當前法國“魔鬼交易員”傑洛米·科維爾發現，自己第一次預測錯誤後，不得不下更大的賭注，試圖挽回第一次的損失，結果越來越糟糕，最終導致興業銀行蒙受49億歐元的損失。

比較機制

人們會將現有行為和以往行為進行比較，一旦輕微的不道德行為成為慣例，罪大惡極的事情似乎也就不那麼嚴重了。

道德信用卡

有時候，長期行善的人會覺得他已經往“道德銀行”裏存了不少錢，即使將來做些不道德的事情，也不會從道義上“透支”。一項有趣的研究發現，人們在購買可回收用品後，往往會撒謊或做出小偷小摸的行為，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善惡可以相抵。

透明化的負面作用

增加透明度通常會減少不道德行為，因為透明度越高犯罪分子越容易被抓住。然而實驗表明，一旦將個體面臨的利益衝突公之於眾，這個人似乎就得到了“道德許可證”，因為他會得到持同樣偏見之人的同情。

溝通障礙

腐敗等道德問題往往被認為是非黑即白的原則性問題，犯錯的人會受到嚴厲懲罰，沒有什麼灰色地帶。這就製造了一種簡單環境，讓人試探黑白之間的界限在哪裏，而不是把觀點闡述出來

被權力矇蔽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一旦人們大權在握，對其他人道德水準的要求，就會遠遠高於對自己的道德水準要求。當某人很有影響力且能夠制定規則時，他就覺得自己的道德與下屬的道德是兩回事，就傾向於不遵守自己定的規則。

社會控制論

具體來講，在大公司，員工往往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數字或一顆螺絲釘那樣不易被覺察。當員工認為目標和領導力都離自己很遠時，就容易發生欺詐、偷竊或破壞公司的其他行為。

從控制論的角度來説，人類社會可被看作是高度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綜合的多級遞階控制系統。社會的宏觀調節和控制依*各層次之間的雙向信息流聯繫。上級把決策作為命令送到下級，下級把執行情況和環境條件報告上級，上級又根據新的情況作出新的決策送到下級，這就構成社會反饋。有的社會系統表面上看好像沒有目的，但卻可以通過社會選擇來尋求自己的目的。

蓋拉緹亞效應

在古希臘神話中，塞浦路斯國王皮格馬利翁在雕刻了一尊女雕像後，愛上了那尊美麗的女雕像，並且真誠地期望自己的愛能被接受。痴情的皮格馬利翁每天都向愛神祈求能跟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結婚。愛神終於被他真摯的愛情和懇切的期望所感動，就賜給雕像以生命，並給她起名為蓋拉緹亞。最後，皮格馬利翁如願以償地和蓋拉緹亞結為夫妻。這種由期望而產生實際效果的現象，被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終身教授斯特林理維斯頓稱為“皮格馬利翁效應”或“蓋拉緹亞效應”。

在工作中，如果員工覺得自己很重要，他做出道德敗壞行為的概率就低一些。而那些認為環境塑造了自己的員工，則容易不守規矩，因為他們覺得這不是他們的錯。

時間強迫

在一項心理學實驗中，一羣神學院的學生被要求依次走到某教堂去佈道。在去教堂的途中，學生們會遇到一個掩面哭泣的人。實驗發現，當時間充足時，幾乎所有學生都停下來幫助這個人，但時間緊迫的時候，只有63%的人願意停下來，而一旦被要求儘快到達教堂，90%的學生都忽視了這個人。因為這個時候，時間成為要實現的強迫性目標。

容忍小惡

無論做哪種工作都會遇到一些小誘惑，這包括公司的文具、糖果和廁紙，而它們經常被員工順手牽羊帶回家的小偷小摸行為，往往會被公司忽視，進而員工膽子越來越大，逐漸開始虛報開支或接受未經授權的饋贈。用不了多長時間，犯小錯的員工就會鑄成大錯。

破窗理論

一座大樓有幾個窗户破了，如果無人修復這些破損的窗户，遊手好閒之徒就會打破更多的窗户，最終衝進大樓。當人們處在混亂無序的環境中，就會認為這裏沒有權威存在，容易越過道德的雷池。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曾發起一場治理街頭犯罪的行動，通過打擊小偷小搶等不起眼的犯罪，整治城市治安環境，震懾更加嚴重的犯罪。

搭順風車

“如果別人不偷文具，那我偷一兩件也不會被公司發現。”“如果別人都不亂扔垃圾，我扔一點也不會把環境搞得很髒。”有時，個別人會搭其他人正面行為的“順風車”，認為自己的負面行為在良好的整體環境中是微不足道的。

立場與歸屬感

人都需要有歸屬感。當團隊領袖命令成員做違規之事時，成員可能會為了融入某團體，為了獲得安寧或害怕脱離團隊，出於忠心而服從命令、幹從未乾過的事情，以及不假思索地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