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音倉

1936年5月，綏遠省境內蒙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綏境蒙政會）在歸綏（今呼和浩特）成立。沙王提拔白音倉當了財務委員會科長，掌握了蒙政會的財政大權。白音倉隨同沙王到南京時。利用當翻譯的機會，認識了許多國民黨的高級官員，進而和國民黨的軍統、中統特務拉上了密切關係。在此期間，他加入了國民黨，當上了國民黨伊克昭盟黨部委員，辦理盟旗黨務，逐漸成了國民黨壓迫蒙古族人民的忠實走狗。 ^[1-2] 

1937年“七·七”事變後，歸綏和包頭相繼淪陷，綏境蒙政會由歸綏移至札薩克旗辦公，白音倉更是飛黃騰達，平步青雲。1939年任國民黨綏蒙黨部特派員。1940年任綏境蒙政會委員、伊盟保安長官公署上校軍需處長、三青團幹事、札旗保安司第一團團長等八九個重要職務。所有這些機關的用人和財政大權，都由他全盤掌握，從而成為當時伊盟炙手可熱的人物。 ^[2] 

為了擴充勢力，結黨營私，他從陝西榆林請來了軍統特務頭子褚大光，以沙王名義保薦褚為伊盟保安長官公署的少將參謀長，又引來中統特務頭子王天籟、於雪年等人，安插在國民黨綏蒙黨部內，還將許多小特務安置在札旗各機關裏，形成了一個以白音倉為首的特務反動集團。 ^[2] 

白音倉集團外借特務老巢的支持，內假沙王的名義，發號施令，胡作非為。一次，榆林有個商人想包租札旗的鹼淖，已經得到札旗仕官們的同意，但因為沒有給白音倉賄賂，他就從中作梗，後給他行賄1000元，他又另編理由請沙王批准。又一次，白音倉讓札旗保安隊士兵集體加入國民黨，引起札旗西協理兼保安隊司令鄂其爾巴圖和排長老瑞的反對，但他悍然不顧，竟強迫舉行了集體入黨儀式。各機關的大小事務，非經過白音倉及其集團辦理不可。他們的勢力越來越雄厚，野心也越來越大，以後竟漸漸地把貪婪的手伸向伊盟盟政府和札旗旗政府。顯然侵犯了札旗仕官們的封建權力和利益，引起仕官一派與白音倉集團之間的鬥爭，以後不斷髮生衝突。 ^[2] 

1942年9月，國民黨駐伊克昭盟笞備司令陳長捷，以解決駐軍糧食為名，來到札旗與沙王商談在伊盟開墾500萬畝土地事宜。當時沙王答覆：這事關係到蒙古人民的生計，需要同七旗仕官和民眾商量，才能決定，我個人不能作主。陳長捷返回東勝不久，竟一意孤行，宣佈強行開墾，並從外地招來不少民工，哪裏有好地，就在哪裏開。這樣在短時間內，全盟普遍湧起開荒的熱潮，牧場地、召廟地、敖包地以及成吉思汗陵園禁地都被開墾了。沙王為了避免糾紛和遭受損失，特派白音倉前去交涉，結果無效。 ^[2] 

11月10日（農曆十月三日），祭奠成吉思汗時，沙王召開了七旗仕官會議，研究開墾問題，七旗一致反對開墾，主張繼續同陳長捷商談。同年12月，沙王再次派白音倉前往東勝，與陳長捷磋商關於禁墾問題。不料白音倉竟然逢迎陳長捷，擅自作主，答應了開墾，出賣了蒙古族人民的利益。札旗仕官們得知這件事後，引起了強烈反對，使過去的矛盾更加激化。為此事，鄂其爾巴圖和白音倉犯過口舌，彼此痛恨到了極點。鄂其爾巴圖和老瑞決定要暗殺白音倉，剷除這個禍害。 ^{[2]  [3]} 

白音倉對此也有所聞，打算暫時逃避。他一面放出風聲，説要到鄂托克旗種田，另一面採取對策擴大外援。不久便到榆林活動。1943年2月21日，當白音倉從榆林返回的途中，在距離新街鎮10公里的洛奔圖地方，被札旗保安隊第一連和五連的5名士兵擊斃。 ^[3] 

白音倉之死，成了“三·二六”事變的導火線。反對他的人們個個拍手稱快，而陳長捷聞訊後，卻電令沙王“緝拿兇手”，並派騎七師侵駐伊金霍洛、齋森召一帶，準備彈壓札旗保安隊。同時，白音倉的餘黨王蘭友、顧兆忠等積極進行反動活動，叫囂着要為白音倉報仇。鄂其爾巴圖見形勢緊迫，便毅然率領全旗保安隊士兵400多人，於同年3月26日凌晨，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三·二六“事變。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