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關

老順家有三個兒子，大兒子憨頭暴病死去，留下大媳婦瑩兒。小兒子靈官與嫂子偷情，那似乎是甜密的愛情。二兒子猛子轉眼間長成了大人，不時與村上的女人偷情。老順頭想教育他，一句話就被他頂回去：“你給找一個”。猛子搞野女人還理直氣壯。貧困農村找媳婦談何容易。蘭蘭被換親換給了瑩兒的哥哥白福，但白福經常實施家庭暴力。蘭蘭實在忍受不了殘忍的家庭暴力，就跑回家來。該小説始終有條線索，就是瑩兒的哥哥要蘭蘭回去，蘭蘭不回去，就要把瑩瑩弄回孃家，但瑩瑩又不願回孃家。蘭蘭不甘心成為父輩命運的複製品而全力抗爭，她跟白福離了婚，從佛教信仰中找到了靈魂的依怙。

老順頭家琢磨着把瑩兒改嫁給猛子但最終沒有成功。月兒為了跳出農門，到城裏打工，染上了性病，她和孟子結婚後，兩人的情深卻阻止不了性病的惡化，月兒只好獨自走向沙漠，在大火中結束了年輕的生命。猛子不甘被貧窮和愚昧雙重絞殺，加入了淘金隊伍，一次因井塌被埋在井底，差點送命；瑩兒依然在等候靈官歸來，她想守候心中的淨土，卻被母親強行嫁給屠夫，絕望之下吞金自殺。這就是西北農村的現實生活境況，苦難中磨礪的人們還在頑強地存活。 ^[2] 

（參考資料 ^[3]  ）

1999年6月，中國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要“抓住世紀之交歷史機遇，加快西部地區開發步伐”。一個從此影響新世紀中國西部發展面貌的重大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出台。 ^[4] 

《白虎關》作品，描繪了21世紀初現代工商業吞噬甘肅武威沙漠邊緣的村民時觸目驚心的圖景。 ^[5] 

瑩兒是老順的媳婦。瑩兒愛靈官，靈官是她的希望之火，是她的“盼頭”。可是靈官離開她去了城市，她只能借花兒寄託對靈官的思念：“白紙上寫一個黑字來，黃表上拓着個印來，有錢了帶一個笑臉來，沒錢了掛一匹布來，有心了看一回尕妹來，沒心了辭一回路來，活着了捎一封書信來，死者託一個夢來。”情意綿綿的“花兒”，是瑩兒唱給靈官的情書，深切體現了一個困境中的女人對愛的渴望。靈官的愛對瑩兒而言是對她的救贖，有了靈官的愛她就可以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

可是失去丈夫的瑩兒不能自行選擇以後的人生道路，更不可能跟自己的小叔靈官結合。在夫家與孃家的戰爭中，她再次感覺到了自己只是一個物件的本質。夫家要的是她生的孩子，孃家要的是她能再換一次錢。瑩兒成了再次出售的貨物，鹽場的經歷讓她認識到男人對她的追求都是基於身體的需要，回家時她目睹了母親的齷齪行徑，認識到母親為了成全一門親事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和女兒的身體。這個堅強、忍耐的女人被醜惡的現實擊敗了。她心裏的那個靈官可能已經忘了她，即使沒忘，他們的結合也有悖倫理，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實現。最終這個如訴如泣唱着花兒的女人結束了她花兒般的生命。 ^[6] 

蘭蘭是老順的女兒。 ^[7]  蘭蘭這個可憐的女人換親成為瑩兒的哥哥白福的妻子，夫妻之間沒有感情不説，身體上還要遭受丈夫的蹂躪和虐待。在去鹽場深陷沙坑感覺自己即將不久於人世的晚上，她向小姑瑩兒哭訴自己的遭遇，“‘我’最怕的，是那牛鞭。你知道，老牛挨那麼一下，都得塌腰哩。人家一掄，就是半個時辰。半個時辰是多少？是一個小時，是六十分鐘，是三千六百秒。那一場下來，身子就叫鞭子織成血席子了。然後呢，他又抓了碾面的鹽，往傷口上撒，他説是怕感染——感染了，家裏又得出錢。那疼呀，比挨鞭子還盛百倍哩。記得，‘我’夢裏都躲不過鞭子，老是從夢裏嚇醒。”

女兒死後，蘭蘭逃回孃家執意要與白福離婚，這時她原先的情人花球找上了她。失去女兒的蘭蘭原本以為在舊情人那裏可以找到安慰，她覺得自己有好多話想跟花球説，她回憶起當年與花球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可是蘭蘭發現花球想要的只是她的身體，而不是與她進行精神上交流。沒有了女兒，也沒有了情人，蘭蘭對生活的盼頭全部轉移到對“金剛亥母”的崇拜上，她希望藉助宗教的力量獲得心靈上的平靜，在這個世界上繼續走下去。可是宗教也不再是一方淨土，女信徒之間互相妒忌、詆譭，花球尾隨到修行的場所試圖佔有她的身體。當她最終拋除所有雜念立志修行時，塵世的生活還是不留給她任何喘息的機會，父母勸她回去盡孝，丈夫勸她回去做一個妻子。她在裏面修行，外面關於她和花球的緋聞已經傳的滿天飛，花球的媳婦已經一頭吊在她家的莊門上。蘭蘭原本想借助宗教遠離塵世的願望最終還是落空了。她不得不回到塵世裏來，繼續忍受終將她拖垮的生活。 ^[6] 

月兒美麗、心高氣傲，她有自己的想法，看待任何人或者事情都很實際，她跟着瑩兒學山歌“花兒”，但不是像瑩兒那樣寄託對靈官的思念，她學山歌“花兒”是要去蘭州的“花兒”茶座裏面掙錢。她厭惡像村裏的女人們那樣灰頭土臉的過一輩子，她要走出去，要過城裏人的生活。她跟了一個有錢人，結果招惹了病。最後瞞着病情的月兒以欺騙的方式和猛子結了婚，但是紙包不住火，全村人還是知道了她的病情，一村子人像躲瘟疫一樣躲着她。在生命即將逝去的日子裏，猛子是她愛的稻草，她將自己最真摯的愛獻給了這個男人，但是心中又為自己不再是一個純真的女人而痛苦不已。

在月兒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即將自殺離開人世之際，她在沙地裏等猛子歸來的身影，兩人在沙地裏發誓要做三輩子夫妻。月兒雖然誤入歧途，最終導致她身敗名裂、自殺身亡，但是她有走出去尋找另外一種生活的勇氣。 ^[6] 

猛子是老順的兒子。猛子到處去偷情，甚至騷擾自己的嫂子瑩兒。猛子不甘被貧窮和愚昧雙重絞殺，屢屢抗爭，先是打摸糊淘金，後因偷沙被金掌櫃捉住，為了自己的尊嚴，他寧願當沙娃也不願屈服，卻因井塌被埋在井底，差點送命。

《白虎關》以蘭蘭、瑩兒、月兒三個農村女性的苦難人生和自我救贖為主線，揭示了當代農村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過程中面臨的許多困境和產生的陣痛。

西部底層鄉民，因為貧困，以“活着”為唯一目的。鄉民在整個生命進程處在一種相對穩定的平衡模式之中，當忍受、沉默、卑微熔鑄成性格的一部分並潛移默化地控制着思維支配着行動時，鄉民對自身身份的自覺認同，使得外在的任何一種刺激都會使他們對原始生存狀態產生根本性質疑。

隨着20世紀末社會的不斷髮展，以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為主體的“人類文明”以勝利者的姿態強勢介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個人存在的焦慮被無限地放大。處在轉型期和深刻變革階段的中國社會，伴隨着城鎮化的不斷擴張，作為“傳統”積澱最深厚的鄉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化進程中被解構的對象，鄉村中的人也由此產生如都市人一樣的生存困境。

在城鄉衝突、傳統與現代的拉扯中，由於生存空間被擠壓，生存技能被弱化，作為弱勢羣體的西部鄉民遊離在新與舊、城與鄉的夾縫中。鄉民身份的悄然轉化帶來的是對於原始存在方式本身的質疑和傳統倫理價值體系的土崩瓦解。

鄉民對於自己身份的認定是通過對鄉土社會傳統的道德倫理、風情世故甚至封建迷信觀念的認可形成的，這種經過千百代不斷強化聚合而成的頑固的心理結構在初遇現代工業化的挑戰時因為準備不足而付出代價。《白虎關》作為大眾文化時代下“鈣質”的存在，其小説展現的美學氛圍與創作意旨巧妙地契合了宏大時代背景下的關於個體存在，尤其是城鎮化背景下，鄉民的靈魂重構的探索的時代主題。

現代工業文明對鄉村的衝擊，傳統與現代的矛盾，鄉村被迫捲入工業化進程的無奈，使得農民原有的知識體系、認知結構、道德倫理觀念遭遇了顛覆性挑戰。對自身存在的追問，對何以安身立命的追問，在固有公信力突然斷裂的情況下，內心的惶恐與焦慮，產生了對傳統、對土地、對世代因襲下來的生存方式的質疑是雪漠小説所探討的主題。

當然由於農民自身存在一定的侷限性，小農經濟、土地對人千百年來的束縛使得這些變化都潛移默化地在潛意識中進行，而外在的表現形式或荒唐、或無奈、或絕望，並最終通過極端的方式來舒解心中的苦悶與無助。由於現代文明對鄉村的入侵使得農民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於是為大時代背景下轉型期的農民尋找“出路”、重構靈魂就成為了《白虎關》的主題。

在中國這樣一個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三者並存的社會中，後兩者以“現代”自居，並以勝利者的姿態進行着對農耕文明的解構與顛覆。農村遭受現代化侵蝕，現代以追求利益為終極目標的商業主義對鄉村的瓦解與誘惑，慾望開始蓬勃生長，演化出新的困境與災難，鄉民在慾望的支配下，進行着殘酷的精神裂變。

該作品全景式地關照了鄉村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外在物慾不斷膨脹的社會導致處於貧困狀態下的農民的劣根性一觸即發，從而凸顯了西部鄉民精神生態系統艱難而痛苦的現代轉型。鄉民生存的艱難狀態與渴望擺脱困境的焦灼的心路歷程表現在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做着救贖的努力，對“出路”探尋而不得的悲劇性結局。“城市化”化掉了鄉土的精、氣、神，市場經濟顛覆了傳統的鄉村世界，鄉民的精神支柱開始動搖，鄉土的文化底藴被侵蝕。

當現代化強勢地介入鄉村社會後，處於混沌狀態的鄉民們被迫放棄那種從未被懷疑過的殘酷、原始的生存方式，當他們試圖屈服於“現代”，放棄原始的生存慣性時，卻又被所謂的工業文明、都市文明拋棄，生存的失意困境凸現出來。 ^[8] 

作者借喻山歌“花兒”意象，領悟了民間藝術形式中藴藏的西北之魂與西北人根深蒂固的生命精神，在“花兒”與該長篇小説人物生活之間建立的對話關係，既是從民間汲取生命力量，也是讓現代與傳統生活展開辯證。但是，小説中瑩兒、蘭蘭和月兒三個女子的悲劇，又告訴讀者，僅僅依賴傳統的頑強精神無法應對當下生活。

西北的生活處境與常年的艱辛如彌望的大漠，是一個看不到頭的過程，往往生命時間有多長，辛苦就有多久。走到生命後半程的一家之主老順，用四個字概括其生活哲學為“活人了世”。其內涵是：“人”要活下去是全部目的，任何一個階段的生命目標只是求生，這些“活”着的階段累積為人生一“世”，“了結”了這一輩子的時間，自然生命也就完了。

西北人大抵活得如老順，既堅韌且消極被動，該小説中老順的兩個兒媳瑩兒、月兒，一個女兒蘭蘭也和她們的前輩一樣被動地默默度日。她們也曾積極主動求生，但最終都用不同的方式“了”卻自己的生命。

將該作品中的兩代人對比一番，可以看出西北現代生活進程的艱難。老一輩男人如老順一樣逆來順受，“老天怎樣給，‘我’就怎樣受”；兒子輩不甘心完全重複父輩的生活，要麼像靈官那樣走進城市，要麼就是猛子那樣在本鄉本土較量爭奪生存空間。女人們活到蘭蘭的婆婆、媽媽那個份上，已經變成極為實際的經濟與自然生命，她們的情感與皮膚一樣地粗糙起來，她們的行為方式也變得潑辣村野而不乏無賴氣息，因為她們知道難逃這受窮受累受打罵的婆婆媽媽命運，而在最終的年限到來之前應該少付出一些、享受點人應有的生活，她們知曉後輩應該避免如自己一般生活，卻又無從努力；後輩的女兒們因父母給定的境遇而不得已地受窮，同時承受男人打罵的家庭暴力。小説中的蘭蘭和瑩兒，因雙方家庭的經濟困窘而被交換婚姻。女兒們“被換親”而決定了相同的命運，她們充當的是以男女兩家經濟基礎確立的婚配中的一般等價物。這個交易是不容反悔的，任何一方有不能為長輩見容的行為，都會引起連鎖反應。蘭蘭因為不堪丈夫白福的暴力，跑回孃家來了，緊跟着就是白家要求自己的守寡的女兒瑩兒回孃家來另行改嫁，以圖收回兒媳婦跑掉帶來的損失。

該長篇小説中家庭間關係結構的中心是“換親”。被換的兩個女子成了逐漸凋零的“花兒”，瑩兒被換來嫁給憨頭，丈夫有生理缺憾而且不久便亡故了，小叔靈官填補了她生活中的空缺。這是公開不得的生活，對男方尤其有心理壓力。靈官無法在這片土地上待下去，他“想出去，看看外面”，他和當代中國的許許多多鄉下青年一樣，要到城市中去尋求別樣的生活。從此，瑩兒便陷在無窮無盡的思念中。

“花兒”歌唱愛情，在青年男女的心中喚起的是“圖騰”般的愛的信念，瑩兒便依靠這內心的信念滋養着自己，在來自孃家、婆婆家的重重壓力下生活。她幻想自己站在“高大的沙丘上，望着漸漸遠去的靈官的影兒”，“眼淚的——花兒把心淹了”，讓自己沉浸在“花兒”的世界中，這就是瑩兒在擁有孩子之外的全部意義，孩子取名“盼兒”，與“花兒”的唱詞合二為一地實現她對靈官的想象。

民間稱“花兒”為西北之魂，民間也叫做“漫花兒”，演唱不拘泥於任何形式。唱花兒必須對人生有特殊的感悟。曳血帶淚，只有心靈的體悟，無需語言的詮釋。唱花兒的人最重要的是仍然保有一顆青春的心，歌詞中最為普遍動人的內容是愛情，西北男女常常要藉助歌聲漫過茫茫大漠向遠方的心上人傳情。從《白虎關》看“花兒”的功能，與其説它為少男少女而作，不如説它最適合抒發少婦的情思，其歌詠的情景與經驗往往是從戀愛中走過來的人才擁有，它常常是對在極其艱難的情境中成熟起來的、過往的愛情的反覆咀嚼和回味。所以，心裏藏着一個靈官的瑩兒最需要“花兒”來抒發，她能夠與“花兒”融為一體。她唱起“花兒”來一曲曲蕩氣迴腸，其中包藏着她一次次刻骨銘心的記憶。她能唱有聲韻的“花兒”，也能感受無聲的“花兒”，在大自然中領會“天籟”般的音韻。

該長篇小説中有一段精彩動人的敍述，是瑩兒教月兒學唱“花兒”，它一點不輸於蘭蘭、瑩兒在沙漠中夜間與豺狗子驚心動魄的戰鬥。瑩兒教月兒吟唱，來到了村外的沙丘上。她“在這黃沙掩映的世界裏，唱出了一抹醉人心絃的風景。”瑩兒自己是一道風景，她融化在自然中，成了大自然天籟的一個出口，一切都是那樣渾然天成。

似乎瑩兒成就了西北之魂，她與花兒渾然莫辨。瑩兒在村外的沙丘上幻化成一幅古典圖景。然而古典的和諧終究要被現實世界的參差打破，“花兒”唱透的其實是西北人願望難以實現的悲劇。少女月兒學唱花兒並非因為審美，她不甘於在如此單調乏味的大漠邊緣過慘淡人生，縱使她的花兒唱得和瑩兒一樣，也不過一樣重複千千萬萬西北鄉村女人終老於黃沙飛舞的世界中的生命軌跡。她有一種嚮往，或者説是一種理想，要進城去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況。從報紙上看到的機遇是個誘惑，省城蘭州有“花兒茶座”需要會唱“花兒”的女孩，月兒所有的資本便是她是“女”孩，學會唱“花兒”就有了進城謀生的本領。月兒的城市生活的實際情形是她的“資本”被剝奪了，她回到家鄉的時候，不再是一個清純的女孩了。鄉間傳統的“花兒”在城市中是被消費的對象，已經全然失去了與歌唱者身心融合的可能性。城市摧折瞭如花的月兒，也打破了古典審美的幻夢。敍述者也許沒有充分意識到：執著傳統唱“花兒”的人遭遇現代生活，她們的悲劇來得更快、毀滅得更不容商量。

月兒終於回到了白虎關下，她隨身帶去的是唱“花兒”的曲調與“令”牌，帶回來的是一身病毒。她被染上了梅毒，並不治而亡。“花兒”不是一門用於表演的技藝，它是西北人生命的自然流露。“花兒”在現代語境中被用於表演，這是一種異化。中國現代化的突變把一隻無形的巨手伸入後發現代性的西北大漠，它攫取的不是某種民間藝術，而是擾動、中斷這一語境中的人的生命形式。月兒學唱花兒，用一個錄音機將瑩兒唱的音調歌詞都錄製下來，然後再用自己的嗓音把它複製到“花兒茶座”中去。“花兒”成了一種被交易的對象，成了金錢交易的商品，再也沒有了野外山間沙丘上的散漫與自由。月兒隨身帶去的唱花兒的技藝，卻成了城市中情色想象的附加價值。“花兒”非但沒有給月兒帶來生活的改善，反而成了推她下火坑的助力。

月兒從城市中抽身撤離，也部分地體現作家雪漠對城市中的現代世界的某種拒絕。蘭蘭喜歡“花兒”，她曾經滿懷憧憬地唱着“你帶‘我’躲過村口的黃狗，你帶‘我’走脱十八年憂愁，你帶‘我’去趕長長的夜路，你帶‘我’去看東邊的日頭。”然而她從被“換婚”就掐斷了萬丈情思，始終走在夜路上，既不擺能脱憂愁，也沒有看到光明的日頭。躲避家庭暴力而回了孃家，夫家又不停地催逼其回去，“換親”的腳色地位讓她在家看到小姑也心下難安。她與同村青年花球有過青梅竹馬的戀愛，但現今的花球只是一個渾渾噩噩的男人。她不如小姑瑩兒有個盼盼，她有過一個女兒卻死了；她也不能夠象月兒那樣有新的開端，鄉村醜陋的風俗習慣力量讓她無法離婚。於是，她選擇了“修煉”。蘭蘭信了藏傳佛教中的金剛亥母，非常虔誠地日日打坐默禱。

“花兒”與“金剛亥母”共同的作用是影響人心，但對世道人心的價值取向完全相反：一個積極，一個消極。“花兒”體現原始的生命力量，富有青春的抗爭氣息；“金剛亥母”完全是退回內心，除了維護人身的基本獨立以外，對外部世界的生活追求基本放棄。蘭蘭反覆地參與“打七”，排除一切困擾，閉關修煉自己的篤定操守。仍處於年輕階段的蘭蘭，還想通過“斬赤龍”的修煉中斷自身的生理潮信，她只想做個無性無慾的修行者。既然現實生活沒有什麼希望，自己又無法走出現在的處境，而且時時面臨着來自夫家的威脅，只有信了金剛亥母方能明白顯示自己無慾無求而又決不妥協的態度。蘭蘭似乎出世了，其實這全是不得已的選擇。她要躲避這個世界，躲開這用貧困、爭奪織成的人際關係之網，起碼讓別人再也無法將她當作發泄打罵的工具、當作牛馬。

既然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有力量的精神資源，那麼就調轉方向，祈求傳統的民間藝術和宗教給人心以安慰。普通人心太需要安慰了，現代社會崇尚的物質力量，壓迫着老順那樣的一般人家。在該長篇小説中，這個力量被設計為“金子”。白虎關的淘金既是寫實，更是一個破壞驅逐傳統魔力的隱喻。

白虎關淘金帶來了山川地貌和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的裂變。《白虎關》呈現的西北現代性的巨大的斷裂與破壞，它赤裸裸地來到了，除了金錢還是金錢，像不斷蠶食着綠地的沙漠一樣齧食人心，它讓本來就脆弱的人際關係極度失衡了。於是有錢的人更有機會成為暴富者，陡然暴富的人將權勢與淫威施加於貧弱的人們，金錢與權力聯手，欺壓普通的鄉村民眾，也引發了極度的仇富心理與行為，暴力、血腥成為屢見不鮮的場景。猛子等青年人徒勞地對金礦擁有者進行種種暗地裏的破壞。然而，金錢威脅的終端仍然是瑩兒一輩鄉村婦女。孃家一定要瑩兒回家，改嫁給由屠户暴發為礦主的淘金者。為破壞她對愛情的堅守，她的母親竟然配合地方上老二流子對瑩兒強暴的企圖。人慾橫流與道德倫理的崩潰，比之“花兒”的原始生命力量要強大得多。“花兒”的古典靜穆，與開掘金沙的機器的現代噪音之間的對話，必然是後者壓倒前者。

白虎關成了現代性侵入西北土地的寓言。白虎關淘金的敍述是粗糙的，小説的寫實敍述的表面冷靜並不能掩蓋作家雪漠對掠奪性的開發的遺憾。病態環境的壓迫終於釀造出瑩兒與蘭蘭逃離災難、越過沙漠去尋找自己的生活的動因。於是，讀者看到了沙漠上的驚心動魄：夜晚巨蛇鑽進入睡的瑩兒的褲筒、兇殘的豺狗子羣集發動進攻、駱駝走失而面臨斷水、偶一不慎就有被流沙淹沒的滅頂之災，種種生存的巨大考驗落在這兩個女子的頭上。她們來到鹽池上接受另樣的艱辛，她們要面對的是另一種血腥，如此種種終於讓她們不得不折返到白虎關。在該小説後半部，敍述已經失去了對“花兒”的尊崇與激情，“花兒”與人一起漸漸喪失了生命的力度。

中國西部人的生活有大漠的貧瘠，也有紅柳般堅韌的生命力。《白虎關》之所以能夠體現人的生命頑強，精神源頭在那塊土地。生命力不被大漠風沙扼殺，是因為在風沙中生長的民間文化中有人的主體抗爭。以地域為標誌的小説《白虎關》寫出了西部的精魂。作者古道熱腸地寫出西北人的生命特質與靈魂重構，這是最根本的東西。 ^[9] 

《白虎關》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但作者的立足點和內容的整體象徵意味超越了文本的時空，寫的是西部卻又不僅僅是西部。作者沒有沉浸在對西部神秘的描寫上，而是以一種摯愛的、憂鬱的目光凝視着腳下的厚土並思考着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悲歡離合。被生活的現實與難言的傷痛煎熬着，敏感的心不能安然，因此，一種深刻而悲涼的人生哲學便貫穿其中。

在《白虎關》中，作者描寫了西部農村的風土人情、地理環境、奇異的大漠風光，以及商品經濟給西部農村與農民生活帶來的表層變化。這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對鄉村青年男女的戀情、偷情，婚嫁禮儀與生活習慣的描寫。對相親習俗的描寫風趣、詼諧，“丫頭一過去，就是掌櫃的，左手抓住，右手捧銀，前腳踢秤，後腳關庫房門，有你們老兩口享的福呢。”

齊神婆生動、鮮活、誇張的語言，讓相親的主角猛子偷偷的笑，也讓讀者忍俊不禁，齊神婆職業媒人的形象躍然眼前；

2、對民歌“花兒”的描寫。“花兒”是西部文化的象徵之一，也貫穿在這部小説的始終。滄桑的土地賦予了“花兒”生命力，富有生活氣息的“花兒”凝聚了西部農民日常的喜怒哀樂，給貧窮的日子增添樂趣或是給絕望的心帶來一點希望。苦難的生活讓瑩兒變得執着與堅強，一曲曲蕩氣迴腸的“花兒”則讓她有了“慘痛後的微笑”，“涼州女人在花兒中讀懂彼此的心”；

3、對大漠風光的描寫，荒涼無邊的黃沙中也有蓬勃的生命力。沙漠裏有可怕的豺狗子，有晚來疾的漠風，有沙狐子、沙老鼠、沙娃娃、沙米，也有鹽湖和抵禦風沙的芨芨草，這些不屈的生命力讓廣袤的沙漠不再沉寂；

4、對西部農村女性生活的描寫。前三個方面的展現讓人以愉快的心情領略了西部風光，然而這一生活表象的描寫卻讓人悲從中來。艱苦的環境腐蝕了女兒性，青春在滿目的黃沙中曇花般開過，晶瑩的心過早地為生計而勞碌。沒有愛情也沒有尊重的婚姻摧毀了女性最優秀的東西，“蘭蘭又捱打了，白福掄着牛鞭，跟捶驢一樣，捶了她一頓，紅的紫的血道兒織了一身”，“更可怕的是，誰都覺得這是命”。這冷靜的敍述裏有着比貧窮更可怕的東西；

5、商品經濟給西部農村農民生活帶來的變化，“白虎關的金窩子多了起來”，隆隆的機器聲，飛揚的塵土，喧囂的人羣，曾經安靜的鄉村不再寧靜，月兒也回不到記憶中的家鄉了。作者對農民形象的描寫沒有符號化，在表現他們的表層行為時，深入到他們的精神深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他們勤勞、善良也不乏狡詐與愚昧，文明的程度往往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作者為讀者呈現了農村生活的真面目。

作者展現了西部農村生活的變遷。顯性的地域文化與隱性的哲理思考相結合，以詩一般的語言表達了思辨的哲學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文學之限。 ^[10] 

1、女性意象：

“性閹割”文化衝突的隱喻：情愛本是文學創作的一個“母題”。不同的是，雪漠紮根於西邊地的鄉村書寫，間隔的是讀者閲讀心理的陌生化效果，具有的是濃郁的邊地風情的文化味。

以月兒的情愛而言，其愛情母題的書寫極具文化衝突的隱喻意義。就月兒患上了“梅毒”來説，其結果就是月兒與靈官的生理之慾“被閹割“。這般題旨的虛設，即為“去性存愛”的隱喻化表達，它弱化的是本然之慾的焦渴，強化的則是精神之戀的超逸。

源於靈肉失衡的偏仄，文本中在“性而上”有意味的敍事形式背後，內隱其中的是對當代工商業社會的審美現代性批判。因為，從月兒患病的始源上來説，給她帶來“梅毒”的是北京老闆，這種“北京+老闆”空間化人物符號的指代，它並非某一確指的邊地之外的城市，相反，不過是空間詩學的隔山喊話式文化衝突的隱喻，寓意着工商業文化對邊地鄉村文化的衝擊與破壞。

在文化衝突論上，橫亙在東部與西部、世俗與宗教之間，表徵的是現代文明業已侵襲至邊遠的西部鄉村。在現代城市文化的強勢傳播中，時代性的慾望症候被充分激起。

在《白虎關》中，猛子説“全村害了瘟症一樣呀，眼裏只有錢，只差喊爹喊萬歲了。”正是在金錢社會的洗禮中，月兒在“淘金熱”的白虎關的現代稱謂的髮廊裏，不期染上了“楊梅大瘡”，最後亦自焚於沙漠之中。

從女性的患病與自焚結局上來説，這顯然不是都市文學的對女性身體的商品化、感官化與時尚化描摹。因而，該小説文本中的城裏“老闆”也好，白虎關的“淘金”也罷，邊地的“鄉風”處於“市聲如潮”的文化裂變中。就其病毒的外來而非邊地自生而言，折射出的是對現代工商業文明的不滿。但問題是，在當下的經濟社會，慾望的對象也是崇拜的對象，慾望的幽靈漂浮於西部的邊地土地上。因而，雪漠小説題旨的“閹割性”敍事，它猶如純思的精靈搏鬥於慾望邏輯的歷史語境中，其結果自然顯得頗為飄渺與玄遠。

再就是性的“元敍述”。月兒那種有“性”無“交”的頗為弔詭的敍事話語深層，其實是性的減法思維的“元敍述”。《白虎關》中以猛子母親為代表的老一輩人認為“娶女人，只要會過日子就行。打到的媳婦揉倒的面，好調教。”於是，便會滑入慣常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批判話語之列。

從敍事視角來説，靈官不過是“出走者”與“歸來者”雙重身份一體化的在場，在看似“平視角”的背後，其實是“歸來者”之“俯視角”的一則視角的變奏，作者再現的是一種生存的靈魂史，寫出的是邊地女性生存觀的那個“味”，而這種“味”卻帶有內斂、清新、自然、苦澀、厚重的鄉土氣息。

因而，這個“味”既難以脱離於具體的時代語境，更難抽離於特定地域症候的文化語境。再就是“換親”的表述。“換親”是一種古老的婚姻習俗。從現代文明來看，無疑是一種文化陋俗。在“五四”以來啓蒙論鄉土文學以及女權主義者那裏，無疑都處於被批判之列，甚至被批判的體無完膚。但是，根植於鄉土民間話語體系中，它卻有着自己的存在史與發展史。

如月兒與瑩兒的換親，結果就是月兒嫁給白福，瑩兒嫁給了憨頭。然在換親的背後，則源於經濟話語的一個“窮”字，可以説是經濟的貧困帶來了精神的貧困。從雙方父母看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父母要完成的是他們的使命，於是不自覺地依循祖上傳下來的規矩選擇了換親，然女性卻成了婚姻交換的工具與手段。這其中，《白虎關》中的花球與蘭蘭本是青梅竹馬的一對，然而換親的結果，就是他們都成了渴慕愛情而得不到的“愛情”犧牲品。

婚後的蘭蘭在婆家遭受丈夫的打罵。在傳統的男權意識下，丈夫白福説“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驢，任‘我’打來任‘我’騎。”敍事敍事話語的呈現，體現的是男權規訓意識的歷史最強音。在現實婚姻的苦厄面前，她回到孃家與花球傾訴衷腸，而花球又是蘭蘭帶着長大的，兩者有着未言明的渴慕之心。但這場幽會還是被花球的媳婦發現了，於是花球媳婦跪倒在蘭蘭面前説“‘我’再見你們好了，‘我’就死在你們的莊門上。”實際上，花球的媳婦也是花球強暴後嫁給了花球，性的“貞潔”觀念規約着婚姻的嫁娶。因而，在男權主義文化中，花球媳婦的人身依附性顯示的是卑微者的生活邏輯。 ^[11] 

2、“金剛亥母”意象：

蘭蘭在與白福的婚姻失敗後信奉“金剛亥母”。“金剛亥母”原是藏傳佛教的“豬神”。藏文中，此神名為多吉帕母（“金剛豬母”），因豬在十二生肖中屬亥，故一般譯為“金剛亥母”，此神與女性有關，並表現為豬的形象。

在佛教傳統教義中，豬是作為三毒或稱三垢，指每個人具有的貪、嗔、痴三種缺點的“痴”的象徵。痴即愚昧，所以金剛亥母自然就成了清除人們“痴毒”的鬥士。在瑩兒與靈官的“亂倫”中，源於道德禁忌所帶來的洗不去的“罪惡感”，促使瑩兒歸依“唯心淨土”的內省世界中。蘭蘭因為“換親”與婚姻之後對“愛情”希冀的絕望而歸依佛門，走向“境由心造”的般若智慧以求內在精神世界的解脱。當然，幸不幸福，這與外在世界無涉，相反卻是將內心飽滿的苦楚化作宗教皈依的清寧。 ^[11] 

《白虎關》是一部生命體驗飽滿、細節描寫精彩的，表現農民西部生存的作品，非常耐讀，堅實有力。 ^[12]  《白虎關》作品是直指人心的。該長篇小説，是一部精神性內涵比較豐厚的小説。《白虎關》對人的信仰、對人的精神、對人活着的意義有較深入的思索，這些正是當代人心最匱乏的。 ^[7] 

——雷達（中國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

《白虎關》中“花兒”的歷史是女人們的青春生命史，她們的上一輩婆婆、媽媽也曾經有過一樣的“花兒”的生活，但是她們在生活的重壓之下早已失聲。慘烈、困窘的生活處境逼着她們不顧及女兒的幸福與尊嚴，此一女兒的媽媽仇敵般對待彼一女兒的媽媽，親家如冤家。兩親家之間的矛盾，自始至終都緊扣在這省儉的男女婚配交易上了，兩代人都糾纏在買賣婚姻的境遇中。蘭蘭的媽媽和婆婆都是充滿生活趣味的人物，就連那個説媒的神婆，也是活脱脱的一個王婆再世。

這“花兒”是生命，是宗教，是信仰，是愛，也是西北土地上古典的美學。 ^[9] 

——徐德明（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雪漠 ，原名陳開紅。中國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東莞文聯委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東莞民間藝術家協會副會長。廣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院長 。 ^[13]  1963年，出生於甘肅涼州城北洪祥鄉。代表作品：《大漠祭》、《獵原》、《白虎關》、《西夏咒》、《西夏的蒼狼》、《無死的金剛心》等。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