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城堡

年輕威尼斯學者被俘虜到伊斯坦布爾，成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隸。二人竟然外貌神似。時間久了，他們甚至比對方更熟悉對方的生命歷程和生活習慣。

他們聯手對付了席捲土耳其本土的一場瘟疫，霍加晉升為皇宮的占星師，威尼斯人則成了蘇丹的傾訴對象。他們還為蘇丹發明了一件用來對抗波蘭與其西方盟軍的戰爭武器。武器在圍攻“白色城堡”時上陣，當然，他們不可避免地失敗了。

此時，兩人在城堡的身影底下，濃濃大霧中，霍加選擇了逃離，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則作為替身留了下來繼續霍加的生活。 ^[2] 

奧爾罕·帕慕克的小説《白色城堡》以17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由盛轉衰的歷史為背景。公元1520—1566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蘇丹蘇雷曼的領導下，文治武功達最盛期，歐、亞、非、地中海、紅海、印度洋皆在其管轄區。同時，種種跡象也表明，這時的土耳其開始走下坡路。如公元1529年，土耳其人曾經打到奧地利維也納城門下，但攻城不克而返。到17世紀，土耳其帝國逐漸衰落，從此一蹶不振，一直落後於歐洲，這一歷史轉變困擾了土耳其人數百年。 ^[3] 

威尼斯學者“我”在一場海戰中被奧斯曼艦隊俘獲到伊斯坦布爾，並奇蹟般地遇見了一個與“我”外貌酷似的人——霍加。之後，“我”作為奴隸住在霍加家中，給霍加教授天文學、醫學、算術等知識，幾乎把所有的知識都教給了他。在城裏爆發瘟疫時，“我”認為“疾病是會傳染的”，應該“儘可能減少與他人接觸”、“足不出户，斷絕與外界的聯繫，或是試圖逃離伊斯坦布爾”；但漸漸地“我”放棄了西方理性式的觀點，對“疾病是會傳染的”這一觀念產生了懷疑。瘟疫過後，“我”深知“我就是霍加本身”，“我”想取代霍加。在霍加逃去威尼斯後，“我”則頂替了“霍加”，做起了土耳其人，做了皇室的星相家，娶妻生子。 ^[4] 

在奧斯曼艦隊的俘虜中，霍加發現了威尼斯學者和他外貌酷似。於是，他選擇了威尼斯學者作為他的奴隸，並帶回家中。霍加讓威尼斯學者把所有的知識都教授給他，並一起學習、一起散步，共同討論。在城裏爆發瘟疫時，霍加則認為“疾病是真主的旨意，如果一個人命中註定要死，那他就會死”，“即使我們逃到了別的地方，死亡也會來找到我們”；但漸漸地霍加放棄了伊斯蘭式的觀點，承認“真主的旨意”與“這場災難”的關係是“間接的”。瘟疫過後，霍加告訴威尼斯學者：“我已變成了你”。霍加製造的戰爭武器在一場對抗波蘭的戰役中一敗塗地後，他在一個大霧瀰漫的早晨奔向了夢中的威尼斯。霍加當起了“威尼斯學者”，佔有了“威尼斯學者”的一切。 ^[4] 

面對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衝突，帕慕克的一貫主張是文化整合。在小説《白色城堡》中，這一主張集中體現為“雙重身份”的主題：是東方人，同時，也是西方人。

在《白色城堡》這部小説中，帕慕克通過一個同貌人的故事表達了這一“雙重身份”理想：不論是東方身份，還是西方身份，都是一種人為建構的幻像，在人格層面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東西方衝突的根本原因在於人類無意識心理中黑色自我的存在，既包括個體性黑色自我，也包括羣體性黑色自我；解決這種對立與悖謬的根本途徑，就是對土耳其本土“雙重身份”的認同與整合。

在小説《白色城堡》的開頭，帕慕克通過兩位同貌人對身份本質的探尋和探尋過程中表現出的相同人格揭示出：不論是東方身份，還是西方身份，都是一種人為建構的幻像，在人格層面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首先，《白色城堡》通過兩位主人公的身份探求揭示出：身份是一種記憶碎片的拼貼，記憶是一種幻想性的認知，所謂的身份本質上是一種人為的建構與創造。在故事的一開始，威尼斯學者“我”就被奧斯曼艦隊俘獲到伊斯坦布爾，並奇蹟般地遇見了一個與“我”外貌酷似的人——占星師霍加。這是描述兩人外貌的相同，也是作者在為兩位主人公的人格同質譜寫前奏，是“我”與霍加人格相同的一種隱喻。身份即幻像，當“我”與霍加發現這一事實時，“我們”完全相同了，“我”與霍加不僅擁有相同的外貌，也擁有相同的人格。在小説的結尾，“我們”交換了彼此的身份，再也分不清誰是霍加、誰是“我”了，實現了既是“我”又是霍加的“雙重身份”理想。

作為東方人的霍加與作為西方人的威尼斯學者，不僅在外貌上酷似，而且在人格上也相同。然而，最為重要的是，不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其內心深處的黑色自我也是相同的。它無法觸摸卻又無處不在，它既是一種個體無意識，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

《白色城堡》的結尾，白色城堡依然屹立，“我”與霍加實現身份交換，兩位文本敍事者“我”與法魯克·達爾温奧盧的“一體二魂”。表面看來紛繁複雜，其實它們共同傳達了作者帕慕克的“雙重身份”理想——“成為西方人，也成為東方人”。 ^[5] 

小説的前言部分顯然借鑑了《巴黎聖母院》的起興手法。在《巴黎聖母院》中，作家通過參觀巴黎聖母院時，由刻在牆壁上的“命運”一詞，引出了一段15世紀時發生在巴黎聖母院內外的悲劇故事；《白色城堡》也如出一轍。編纂百科全書的學者法魯克·達爾温奧盧，一次偶然的機會，使他在蓋布澤檔案館找到一份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7世紀時期的手稿。書中的故事吸引他立即着手將其從阿拉伯文翻譯成現代土耳其文，從而有機地溝通了歷史與現實，營造了一種亦真亦幻的神秘氣氛，增強了故事的神奇色彩，勾起了讀者強烈的閲讀興趣。此外，不可逃避的命運主題的設置，路易十一與土耳其蘇丹對占星術的痴迷，克洛德與霍加強烈的求知慾和佔有慾，及其身上共同體現出來的雙重人格，無不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

從意象與情節的設置來看，《白色城堡》吸取了西方眾多文學作品的藝術養料。單從篇名及白色城堡意象的設計上，就極易讓人聯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卡夫卡筆下的城堡像幽靈，可望而不可即，帕慕克心中的白色城堡是“美麗且難以抵達的地方”，它們同樣夢幻般縈繞在人們心頭，從不以真實面目示人。此外，霍加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設計出來的戰爭機器，同樣是卡夫卡式的。在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駐地司令設計的那種極其殘忍地折磨犯人的殺人機器，與霍加參照人的大腦構造琢磨出來的龐然大物，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那些與自我對話的場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中數見不鮮，在博爾赫斯筆下更是頻頻現身，如《另一個他》、《兩個博爾赫斯的故事》等，反映的都是自我與他者的奇遇故事。至於小説中出現的天文學、占星師、瘟疫、百科全書、戰爭、宮廷、回憶錄、大霧等，這些無不都是博爾赫斯的偏愛。從《白色城堡》中，還可以讀到自亞里士多德到艾布拉姆斯關於“鏡像”、“模仿”的論述，也可上升到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文化“安全感”與知識的權力等範疇——小説提供了豐富的闡釋空間。

帕慕克借鑑了古希臘神話與阿拉伯傳説的敍述方式，將寓意豐富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述出來，從而顛覆現代小説中淡化情節、零度情感、片段摹寫的技法，而回歸敍事。同時又摻雜了現代主義小説中常用的“元小説”結構——敍事者時不時從文本中跳脱出來，呈現出一幅“頗具智慧敍事風景畫”。此外，它結合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時空觀，大量仿寫《百年孤獨》中交叉敍事時間的句法模式，如“現在我認為”、“我後來得知”、“多年以後”等句式的運用。小説的優秀之處還在於，帕慕克借用西方的敍述方式來表達一個充滿東方意味的傳奇。威尼斯學者懷着“東方主義”的心態，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遭遇陌生的文化，宗教與文化的衝突激盪着整部小説。並且他始終保持着一種神秘、原始的敍事風格，以“陌生化”的手法，來描述17世紀時期的土耳其人站在“落後”的視角，觀察“不可知事物”時的新奇感受。他們對科學知識的接受是帶有魔法和巫術色彩的，如在觀看霍加和威尼斯學者共同設計的焰火表演時，隨着一條條火龍在空中飛舞，“大家敬畏地尖叫着”，其中有一位做父親的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居然“忘了男孩的存在”。這種“陌生化”手法所產生的離間效果，在土耳其人對待霍加他們設計的“龐然大物”時表現得尤為突出，“人們説我們的武器是怪物、大蟲、撒旦、帶弓箭的烏龜，移動的城堡……藍眼怪”，一切敬畏之詞，凡所應有，無所不有；帕夏們也認為它是“不祥之物”，會給部隊帶來厄運，都不願意帶它上陣；士兵們視它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多數人因害怕這個不祥之物而後撤。作家深刻地揭示出了落後地區的人們對外來文化既嚮往又敬畏的矛盾心理，這其實為兩種文化的交流與互融提供了潛在的可能。

《白色城堡》最大的特點在於作家採用了自述體的敍述方式，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娓娓道來，它的好處在於能增強故事的真實性，拉近讀者的心理距離。當然，這種散文化的寫作方式必然會帶來一個突出的問題——“無對話”。讀者通常都是被“告知”發生了什麼事，而不是真的在故事中“看到”它們。正是這一點令《白色城堡》顯得格外枯燥和緩慢。 ^[1] 

《白色城堡》是200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爾罕·帕慕克的第一部歷史小説，它曾榮獲1990年美國外國小説獨立獎。該書不但奠定了帕慕克創作風格的基礎。而且為他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 ^[1] 

一部恰如其分且充滿異國情調的作品。它卓越地調和了帕慕克先生認為的太有主見的西方與太過隨俗的中東。一瞬間，雙方相遇。

——《紐約時報》

《白色城堡》是一部傑作，不是因為它喚起時代，而是對個人神話的探究，還因為帕慕克以如此簡單的故事涵括了這樣的深思。

——《衞報》 ^[6] 

奧爾罕·帕慕克(4張)

奧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作家，被認為是當代歐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學家之一。1952年出生於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主修建築。主要作品有：《塞夫得特州長和他的兒子們》、《寂靜的房子》、《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紅》、《伊斯坦布爾》。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