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楊村山歌

白楊村山歌是一篇描寫愛情的傳統長篇敍事詩，流傳於上海市奉賢區。基本內容是描寫男主人公搖船哥薛景春和女主人公方大姐的戀愛悲劇。

上海市奉賢縣是著名的“民歌之鄉”，各類長短山歌演唱源遠流長。長篇敍事詩《白楊村山歌》是流傳於上海南郊奉賢縣民歌之鄉的一顆璀璨的明珠。專家認為：《白楊村山歌》推翻了一直以來的“漢族無民間長篇敍事詩，江南無民間長篇敍事詩”的錯誤論斷。藏族有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彝族有撒尼語口傳敍事長詩《阿詩瑪》，漢族終於有了吳語口傳敍事長詩《白楊村山歌》。

方大姐熱愛勞動，熱愛生活，心靈手巧，心地善良，追求自由戀愛與婚姻，偶然的機會，她與薛景春在河邊兩次邂逅，互生好感，便山盟海誓私訂婚約。但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禮教的束縛下，方大姐被迫嫁給白楊村“百萬家財有金銀”的財主楊敬文。最後，薛景春遭楊敬文痛打，雙眼致殘致瞎，落得個悲劇結局。長詩最後一節通過薛景春之口向封建社會發出悲憤控訴：“為啥有緣千里不能會？為啥棒打鴛鴦兩邊分？”“窮人苦處向誰伸？”。

長詩《白楊村山歌》全篇分：“賣田瓜”、“織手巾”、“汰手巾”、“姐渡河”、“嫁姐”、“討妻”、“抬轎”、“哭嫁”、“送姐”、“尋姐”、“二次尋姐”等正歌和《楊村丫枝》中“採桑”、“採鮮桃”、“搨落蘇”、“打窗欞”、“香油墊”、“男點藥”、“捏面裹餛飩”共十八個篇章，外加歌頭、歌尾，歌詞長達3100多行，句式多變，活潑自如。修辭上大量運用比喻、隱喻、雙關語、排比等，生動形象。語言上繼承“吳歌”傳統，大量運用方言俗語、諺語、歇後語，穿插歷史、戲曲典故，具有濃郁親切的江南氣息。如“我拿儂姑娘雲南白銅當銀（“銀”諧音“人”）看成，勿曉得儂錫裏灌鉛勿是銀（人）！”“養我阿哥磨快鋤頭搨小花，又生鈴子又開花；養我小女磨快薄刀切胡葱，切斷胡葱兩頭空”。山歌中還有不少類似陝北“信天游”的優美詩句，如“栗子花開來瓣瓣歪，滕饅頭落地謝姆媽。姆媽呀，角樹花開來黑沉沉，夫家頭一個重陽要討回頭信；絲瓜花開來象喇叭，夫家第二個重陽催陪嫁；麼菱花開來青凌凌，夫家只討我陪嫁勿討我人””等等。《白楊村山歌》演唱時一般由兩人分上下手唱，上手叫“頭歌”，先領唱兩句，下手叫“吊花”或“踏腳殼”，跟上手重複唱一遍。山歌曲調高亢、嘹亮、氣勢豪邁，襯詞繁多，聲音悠長，唱時較費力，歌手均為男性。

《白楊村山歌》流傳地主要在奉賢中部地區，特別是齊賢、金匯地區。齊賢龍潭村的著名歌手朱炳良是代表人物。朱炳良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從小當裁縫做長工，沒進過學堂讀書。他喜愛學唱山歌，拜師學藝，刻苦認真。他沒有文化，但記性之好，令人叫絕。他除了能演唱3100多行的《白楊村山歌》，還能演唱另外兩篇敍事長詩《林氏女望郎》和《嚴傢俬情》（三首共6000多行），被稱為“山歌大王”。解放後，曾參加專區、省、市的會演，廣受好評。他演唱的《白楊村山歌》等三篇長敍事詩歌先後發表在《民間文藝集刊》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吸收為會員，1987年病逝。

《白楊村山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民俗、民風情況，同時，對當時當地的社會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受其影響，衍生出中篇敍事山歌《賣紅菱》（採錄於奉賢光明鄉，張仁餘演唱），反映的也是男女追求戀愛自由的主題。由奉賢錢橋鄉出生的滬劇老前輩趙春芳創排的滬劇著名傳統劇目《賣紅菱》，蜚聲滬上。滬劇《蘆蕩火種》中的唱詞“滿樹桃花紅裏泛白、白裏泛紅、三等四樣花顏色”，《阿必大》中的唱詞“羊吃幹窠沒奈何”等均出自《白楊村山歌》。奉賢山歌劇團的市得獎劇目《桃郎和梅娘》改編於民間故事，有明顯的《白楊村山歌》的影子，其山歌劇優美的曲調更是出於奉賢山歌的演唱範疇。《白楊村山歌》對當地的羣眾文藝也帶來了明顯的影響。金匯、齊賢等地區的羣眾文藝搞得紅紅火火，在全縣乃至市郊聞名，如金匯的表演唱《我伲隊裏的黑板報》、鑼鼓書《曬穀場上》，齊賢的歌舞《毛頭姑娘學種田》、表演唱《馬大嫂詠歎調》等無論作詞、作曲都得益於奉賢傳統山歌演唱，節目在市級乃至全國獲獎。市裏當時專業人員創作的《長工苦》、《社員挑河泥》等好節目，莫不從《白楊村山歌》汲取了營養。

《白楊村山歌》的演唱傳承已經後繼乏人，像朱炳良那樣的山歌手已經相繼去世，能演唱奉賢傳統山歌的老藝人也已經所剩不多了，而能完整演唱《白楊村山歌》的民歌手已經沒有。故急需採取有力的措施，使吳語原生態《白楊村山歌》能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