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川義則

白川義則1869年1月24日出生於日本愛媛縣，是松山藩士白川慶應第三子，幼名精一郎，曾就讀於松山中學（現愛媛縣立松山東高等學校）。但因為家裏窮讀到一半就輟學給縣裏當僕役，三天就因為受不了窩囊氣而辭職。回到鄉下當小學代課老師，父親死後家裏越發窮困，他想謀個前程，1884年1月就去考不要學費的陸軍教導團，説是身高不夠差點刷下來，不知怎麼就混進去了，當時他就住在比他大10歲的同鄉的前輩秋山好古家裏，被秋山當弟弟一樣教育的，打招呼的問候都是：“白川，今天作業完成了嘛。”他也跟好古學習的一樣愛喝酒。秋山的女兒曾回憶二樓的狐狸叔叔和老爸一夜喝光一斗酒的記錄 ^[1]  。有個朋友勸他説喝酒傷身，而他卻反駁説悠悠百年，誰又能保證能活到這臭皮囊腐爛的時候。

1890年7月26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期步兵科，與宇垣一成和鈴木莊六並稱為“陸士一期三傑”。翌年3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軍銜。後來歷任近衞工兵中隊附，步兵第21聯隊附。1894年7月24日陸軍大學校第12期中途退學，以陸軍中尉參加甲午中日戰爭。1896年2月29日陸大覆校，1898年12月27日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第12期。任步兵第21聯隊大尉中隊長，陸士教官，近衞師團參謀，1903年6月晉升少佐，任第五師團步兵第21聯隊大隊長，率部參加日俄戰爭首山堡攻擊戰，和追封軍神的橘周太一起突入俄軍陣地，戰鬥結束後本隊死傷的只剩下5人，而他卻在槍林彈雨中毫髮無傷，因此以勇悍聞名。1905年3月提升為13師團參謀，參加樺太攻略戰。

戰後任陸軍省人事局課員，1909年9月晉升大佐，任步兵第34聯隊長，1911年3月第11師團參謀長，1913年（大正2年）9月中支那派遣隊司令官，1915年8月10日晉升陸軍少將，步兵第9旅團長。1916年8月任陸軍省人事局局長，1919年1月調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1921年3月任第11師團長，1922年任陸軍次官，後兼任陸軍航空本部長。

1923年10月任關東軍司令官，當郭松齡反奉起兵後，日本關東軍於12月7日奉白川義則之命迅速由鐵嶺、遼陽、海城等地集結於奉天府警戒，並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12月8日，白川義則以所謂中間人的身份同時警告郭松齡部和奉軍，不得擾及滿鐵附屬地及日軍守備區域。此即籌—次警告，其實質就等於視限制郭松齡部的行動。12月13日，郭軍2000餘人準備渡過遼河進攻營口時，白川義則命令日軍禁止郭軍渡河。12月14日，他又以維持治安名義禁止郭軍進入營口。對此，郭松齡提出了嚴重抗議。12月15日，在白川義則的積極努力下，日本內閣決定：從其本土和朝鮮調動大批日軍到滿洲，增援張作霖。與此同時，白川義則發表第二號警告，嚴禁對南滿鐵路兩側以及離鐵路20華里以內有直接戰鬥行為，並禁止對附屬地治安有紊亂之虞的軍事行動，否則一概繳械。12月18日，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移駐奉天省城，坐鎮指揮日軍。12月19日，關東軍援軍全部抵奉，代張作霖部守衞奉天省城，張部悉數開往前線作戰。12月22日，郭軍與奉軍展開激戰。日軍一方面以80架飛機，攜帶重型炸彈實施轟炸，配合奉軍正面戰場。一方面以“南滿附屬地不得干犯”為由阻止郭軍前進；同時喬裝奉軍從左側壓迫郭軍，並掩護奉軍騎兵抄襲郭軍後方。12月23日，郭軍遭到慘敗。郭松齡不久命喪新民。郭松齡失敗了，但白川義則成功地將關東軍部署至奉天等東北大片地區，同時也開創了關東軍不顧日軍中央的指示，獨斷專行的先河 ^[2]  。

1925年3月晉升為陸軍大將，當時的首相是田中義一，在他還是窮孩子的時候，田中曾在流浪的時候住在松山他家的隔壁，兩人沒少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扔過石頭罵過架，還是白川他媽媽把兩人勸開的，沒想到幾十年後大家都混成帝國高官了，田中看見他強顏歡笑，心裏還只嘀咕，這傢伙不是當年那個丟我石子的小破孩嘛。

在白川義則出任陸軍大臣之際，中國正發生着巨大變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逐漸成為中國的勢力中心。1927年寧漢合流。在權力鬥爭中，蔣介石“以退為進”，通電下野，轉赴日本，尋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通過聯繫，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白川義則等分別與蔣介石進行了秘密商談。通過密談．日本軍政界都表示要支持蔣介石，雙方密約：（1）蔣氏承認日本在滿洲有特殊權益，履行孫中山先生早年對日本的諾言；（2）蔣堅決反共到底；（3）日本支持蔣政權；（4）日本借予蔣氏4000萬日元，以助蔣安定中國後，中、日兩國進行經濟合作等。

對於蔣介石，日本的方針是打拉兼施。在反共問題上，日本堅決支持。但是對於國民黨軍隊的繼續北伐，日本堅決反對，認為北伐將威脅到日本在山東及東北的利益。田中內閣也通過各種途徑將這一意向反映給蔣介石。

1927年底，蔣介石回到上海，與宋美齡完婚，通過江浙財閥確立了與美、英的關係。1928年4月，復出的蔣介石指揮部隊開始北伐。日本原本支持的張作霖、張宗昌等部在國民黨軍的進攻下，狼狽敗退。在此情況下，日本內閣於4月17日召開會議。會上，陸軍大臣白川義則藉口保護日僑，強烈主張出兵山東，叫囂“出兵的時機已經到來”。為此，他還與提出大規模出兵在財政上有困難而且有刺激中國之可能的財政大臣高橋是清進行了激烈的爭吵。第二天，田中首相與白川義則專門進行了會談，在白川義則的力促下，田中最終決定把駐中國東北的步兵第10師團之第33旅團調往青島。但僅增派一個旅團並沒有使白川義則滿足。19日，在紀念田中內閣成立一週年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白川義則再次要求增派兵力，最終促成第6師團及“臨時濟南派遣隊”開赴山東。25日，第6師團到達青島，根據武官酒井隆的要求，又擅自開赴濟南。

1928年5月1日，國民黨北伐軍佔領濟南。同一天，日軍擅捕北伐軍士兵，槍殺北伐軍運輸隊長，引起日中衝突。消息傳回日本，白川義則更是有了繼續增兵的理由。他再次要求內閣從關東軍和駐朝鮮軍中抽調兩個旅團赴山東。5月4日，內閣批准了白川義則的方案，急調關東軍第14師團第28旅團及其他特種部隊2000多人增兵濟南。7日，白川義則與參謀本部首腦共同制訂了《對華方案》，其中竟然宣稱：這次濟南事件是“中國人日積月累輕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體表現”。要“顯示日軍的武威，使全中國感到震駭”，根除中國輕侮日本的觀念，“為在整個中國發展國運奠定基礎”。為討論該方案，參謀本部、陸軍省專門召開了軍事參議官會議。8日，田中義一主持內閣會議，在白川義則等人的一再堅持下，決定採納《對華方案》，對中國軍隊發起全面進攻。第二天，參謀本部下達命令，調派第3師團及其他特種部隊20000人，實施第三次出兵山東。在以白川義則為代表的軍界首腦人物的支持下，日軍第6師團面對奉行妥協的國民黨軍。迅速於11日佔領濟南城。此後，到處姦淫殺擄，無所不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濟南慘案這筆血賬與白川義則有着直接的關係！

濟南慘案後不久，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於6月一手製造了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一時間，日本軍政高層大譁。以白川義則為代表的軍方借勢提出給關東軍以出動部隊的權限，並向外務省施加壓力。但這一次，受國際國內輿論及政局的影響，田中義一於1928年6月7日的內閣會議上拒絕了白川義則的提案。於是，針對處理河本的問題，軍界和政界的分歧開始公開化。

以白川義則為代表的軍界首腦極力主張庇護河本大作。6月2日，陸軍部首腦把河本大作召回國內，進行一週的訊問。政界元老西園寺公望要求公佈事實真相。對肇事者嚴加懲處。內閣首相田中義一也向軍界施加壓力。但白川義則一直掩蓋真相，堅持不處分河本。相反，卻對軍界內持相左意見者進行了處理。時至1929年6月27日，田中首相再次要求白川義則擴大懲處肇事人的範圍，白川義則以提出辭呈相挾。28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了白川義則提議的關於處分肇事人的方案和公佈事件內容的文件。白川義則在會議期間進宮上奏，請求天皇裁決，僅對肇事人行政處分。7月1日，在宣佈給河本大作停職處分的同時，田中內閣宣佈倒台。白川義則也辭去陸軍大臣一職，出任新內閣的軍事議定官。

九一八事變後，板垣徵四郎為了引開國際勢力對東北的注意力，指使駐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挑起“一·二八”事變，妄想不戰而控制上海，但沒想到遭到中國駐軍頑強抵抗，下不了台，擔心收不到場的昭和天皇在1932年2月25日任命他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給他的任務是“協調列強，尊重條約、迅速解決戰爭 ^[3]  ，但不能將部隊打到上海之外去。當時的作戰部隊一開始是金澤第九師團（有名的“豺狼參謀”辻政信此時是第九師團的一名中隊長），等他上任的時候後來又增派了善通寺第十一師團（師團長厚東篤太郎中將），此外還有野村吉三郎中將率領的海軍第3艦隊助戰。

白川義則汲取前三任指揮官正面進攻失利的教訓，決定從翼側瀏河登陸，兩面夾擊淞滬守軍。指揮第9師團等部正面進攻淞、滬，以第3艦隊護送第11師團駛入長江口，從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陸，疾速包抄守軍後路。1932年3月1日，日軍在閘北、江灣、廟行各方面都發動了進攻，用重炮、野炮、鋼炮以及飛機連續轟炸，步兵則乘勢進擊，白刃相搏，雙方傷亡均重；與此同時，白川義則密令第11師團，利用瀏河方面中國兵力單薄的弱點，在七丫口、楊林口、六濱口等地強行登陸，侵佔瀏河。瀏河的失陷，使中國軍隊側、後方均受嚴重威脅，於是，不得已於3月1日晚全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2日日軍攻佔上海。3月3日，日軍佔領真如、南翔後宣佈停戰。這時據他上任還不到10天，後續的宇都宮第十四師團（師團長松木直亮中將）還沒到。就使得中國當局喪失了在上海駐軍的權利。這樣的解決方案當然是對日本有利，難怪後來昭和在《天皇獨白錄》中還沾沾自喜的説：但這並不是依據參謀本部的命令，而是因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擴大事端 ^[4]  。

策劃暗殺白川義則的人是王亞樵。王亞樵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最著名的暗殺大王，曾策劃過針對蔣介石、宋子文等人的暗殺。王亞樵充分調查了白川義則的行動模式，並根據其警衞方式策劃了這次暗殺行動，計劃在虹口天長節慶祝儀式上襲殺在上海的日軍高級軍政人員。日軍閲兵的虹口公園，屬於日租界，只有日本人和朝鮮人能夠入內，王亞樵的部下沒有符合這樣條件的。於是，王亞樵找到了在上海的朝鮮流亡政府高層安昌浩，通過他聯絡勇士尹奉吉。尹奉吉慨然應允這一任務。在金九主持下，“韓人愛國團”多次開會研究，利用侵華日軍將於“天長節”（日本天皇誕辰紀念日）這一天在虹口公園舉行慶典的機會，除掉在上海的包括白川義則在內的日本高級軍政要員，並決定由“太洛太”成員尹奉吉負責暗殺。當時尹奉吉是二十四歲的青年，會説一口流利的日語，而且具有豐富的秘密鬥爭經驗，是“太洛太”的骨幹。為了保證刺殺活動成功，金九把兩枚特製的烈性手雷分別安裝在日本軍用水壺和日產便當（飯盒）內。 ^[5] 

準備就緒後，“太洛太”於4月26日10時在法租界霞飛路寶康裏27號召開宣誓會。尹奉吉胸前掛着誓詞，左手拿着特製的手雷，在“韓人愛國團”團旗前，發出鏗鏘的誓言：“我宣誓，作為‘韓人愛國團’的一員，決心以赤誠之心，誅戮侵略中國的日軍將校，以期還我祖國之獨立與自由。大韓民國36年4月26日，尹奉吉。”誓畢，金九舉起照相機，“咔嚓”一聲拍下這個有歷史意義的鏡頭。隨後，金九手挽着尹奉吉，心情十分沉重。4月29日8時許，尹奉吉身着筆挺西裝，肩挎軍用水壺，一手提着飯盒，一手搖動着太陽旗，與其他日僑一道，若無其事地進入虹口公園。

9時整，慶典開始。日軍為了顯示軍威，首先舉行閲兵儀式，鳴放禮炮21響。接着在第9師團師團長植田廉吉指揮下，第9師團主力——第11、第14師團，軍直屬部隊以及海軍和航空兵部隊依次通過檢閲台，接受白川義則大將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等軍政要員的檢閲。10時30分，所謂的軍民聯歡會開始舉行。會上，白川義則、重光葵、第3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等一個接一個發表歇斯底里的演講，無恥地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論，大肆叫囂“武運長久”、“聖壽無疆”等等。這時尹奉吉看看懷錶，時間還早，就先悠閒地在園內四處觀看。一直磨蹭到11時左右，他才擠到檢閲台左角前10米處。而後，他點燃一支煙等待時機。

11時40分演講完畢。在雨霧瀰漫之中，全場1.3萬名日軍官兵和數千名日僑扯着嗓子高唱日本國歌，注意力都集中到檢閲台上的兩面巨幅日本國旗上。這時，尹奉吉扔掉煙頭，拿起水壺突然將手臂向後一伸，“嗖”的一聲，把水壺拋了出去，準確地落到檢閲台的中央。“轟”的一聲巨響，頓時檢閲台坍塌，血肉橫飛，一片鬼哭狼嚎之聲。白川義則被炸得像血人一樣；重光葵被衝擊波拋上半空，猶如風中之葉，落地後右腿血流如注；其他軍政要員也多處受傷。檢閲台上，無一人倖免。頓時，公園內一片混亂，日僑爭相逃命。爆炸發生後，日本憲兵立刻一擁而至，尹奉吉被當場逮捕，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縣金澤日本陸軍基地內慷慨就義。這時被炸傷的日本軍政要員被緊急送往各大醫院進行搶救。當時白川義則被送進平涼路的日本兵站醫院。這是一家日軍在上海最大、醫療條件最好的醫院，但也並沒能挽救惡魔的性命。白川義則因傷勢過重，於1932年5月26日斃命。 ^[6] 

白川義則死後，日本天皇裕仁下旨追封他為男爵並做悼詩一首：“少女雛祭日，止戰謀和時，豐功不可滅，留取長相憶。”中國一家報紙報道該事件用了這樣的標題：“乘着軍艦而來，躺着棺材而去”。

長子白川義正，第三子陸軍少佐白川元春（陸士51期，陸大58期）。日本戰敗時是南方軍少佐參謀。戰後加入日本自衞隊，1974年當上了第11任航空幕僚長（空軍參謀長），一年後又當上了第8任統合幕僚會議議長（相當於總參謀長），空將軍銜（相當於中將），2008年8月18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