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研究

大量的發展研究英文學術期刊如《發展研究學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於1965出版，《發展與變遷（Development and Change）》和《世界發展（World Development）》分別於1970和1973年出版。專業化的研究機構如“英國海外發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和“英國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建立起來的。在歐美的大學中，特別是在英國的大學中紛紛建立發展研究的教育專業。當時對於發展研究的研究和教育到底是放在發達國家還是放在發展中國家有着很大的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應該放在發達國家，因為發展政策和援助是由發達國家制定和提供的；而另一種觀點認為，放在發展國家是一種維護西方霸權的行為，應該放在發展中國家。在後一種思想的影響下，肯尼亞的內羅畢大學建立了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Development Studies），孟加拉的達卡大學建立了孟加拉發展研究院（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到目前為止，在發展研究學科建制最為完善的英國，境內共有16所大學設有系統的發展研究學院或發展研究系，如英國的東英吉利大學（UEA）的發展研究院、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發展研究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發展研究所（現稱之為國際發展系）、牛津大學的國際發展系等，全英國已有33所大學設有發展研究類的教學和研究項目，全國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共有近700多的研究人員從事發展研究。

西方的現代發展研究學科體系集中綜合了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等專業學科知識在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方面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教學和實踐框架。儘管從發展研究出現伊始，針對主流發展思潮的批判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但發展理論所堅持的、將在西方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發展方面的經驗普世化這一使命一直主導着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所有的爭議都只不過在於如何實現這個普世化的方案而已。這個體系已經演化成了一個精細的全球化的企業，這個企業設計了發展的政策，並負責實施發展的計劃和項目。它的主要使命是參照發達國家治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原則改變影響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系統的行政當局、激勵和問責體系。因為這一事業的宗旨是消除現代社會中的壓迫、不平等、貧困、社會動盪，因此很少有人對此提出質疑。

然而，發展研究作為一門學科越來越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第一，作為任何一個學科都應有一個前後一致的知識認同，從而與其他學科相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説，發展研究很難再作為一個可以與其他社會科學相競爭的學術領域。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發展研究一直沒能在學科的關注點、分析的假設和實證的焦點等方面與經典的社會科學相區別，同時，也沒能在已有的社會科學框架中發育出獨立的分支領域。第二，發展研究院裏的理論家往往把在學院裏學到的主流學科知識拿來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而事實上，無論是提出經典的現代化理論，還是依附理論的先驅們無一不強調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和發達國家不一樣，需要發展出針對發展中國這些問題的政策理論。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發展研究關注發展中國家結構化的制度變遷問題，而這一問題無論從過去的研究，還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維度的考量都相當複雜，因此形成理論和政策方案都比較困難。第三，發展研究的範式單一地追求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西方經歷的制度，通過這個制度來控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轉型，而實際上，東亞的發展，以及過去30多年中國的發展都沒有遵循這個模式，發展研究面臨來自實踐上的挑戰。

進入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對於發展的爭論開始逐漸形成了某種“共識”。新的發展研究框架開始形成。首先，20世紀50-70年代傳統現代化方案失敗的反思發育出了依附理論，但是依附理論依然是基於傳統和現代這樣一個結構，依然是在回答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取代傳統現代化方案，這個方案的失敗導致了對於“國家作用”的重新認識，而發展研究依然頑固地將反思歸納到一個新制度主義的框架下，將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主義聯姻形成了主導新世紀以來的國際發展研究的框架。這個框架認為，市場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需要一個有效的國家機器為市場提供服務，而這個有效的國家又是基於良好治理結構的，基於法制的民主政體。西方發展援助體系自新世紀以來實施的“良政治理”（good governance）就是基於這個理論。然而，過去10多年，西方援助的重點——非洲的狀況並沒有因為這一方案的實施而有所改善，相反，西方再一次陷入了經濟危機之中，而並不符合西方模式的中國經濟則持續增長。

第二，新興國家的興起改變了傳統的發達和不發達的結構關係，從而使得發展的結構主義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失去了舞台。新興國家在貿易、技術、投資和對外援助等方面與貧困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係形成了複雜的聯合體。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的債權國，西方最大的市場，同時又受到西方來自高技術領域的剝削；中國同時又依賴相對落後國家原材料的供應。中國既接受西方的發展援助，同時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發展研究中的發達與不發達、援助與受援這些二元對立的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

第三，快速轉型變遷的國家，雖然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但都出現了新的問題。傳統意義的發展問題集中在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而新興國家出現的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引發了劇烈的不平等，社會保障的缺失和環境等問題為發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由於新興國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數，這就迫使發展研究將關注多數人口的貧困問題轉向多數人口的不平等和社會轉型，這在已有的發展研究框架中是缺失的。

第四，傳統發展研究無論從其視角還是研究主題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的範式、知識的基礎、資助和研究人員都是西方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只是協助者。然而，從新興國家對其社會科學研究的資助和本土社會科學家的迅速成長的趨勢可以看出，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變。這些研究將會補充，甚至改變我們對發展的認知。

第五，新世紀以來大量新的發展話語，如“經濟特區”、“漸進式發展”、“發展學習”等不同於傳統的“治理”，“制度”等的話語開始出現在發展研究的討論中。針對“制度變遷”為條件的西方發展路徑出現了東亞發展、特別是中國發展路徑的“要素”發展路徑開始受到重視。這些都需要新的發展理論的歸納和總結。

第六，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造成了城鄉不平等的擴大和小農的生計困惑，馬克思結構主義、農民研究重新迴歸發展研究的討論。Harris對印度農民小生產的討論展示了全球化下小農生產的複雜性。這將使得現代發展研究認為農民終結的路徑必須重新審視農村發展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説，新式發展研究範式正在孕育之中。這一新的理論主要是基於對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傳統主義的批判和對單一實踐方案的否定。這些反思正在發展研究界形成一種新的、綜合的框架：“自由制度的多元主義”。新的理論範式的發展需要傳統發展研究學院的教學體系進行改革，否則將無法創新出新的發展知識。位於英國薩塞克大學的發展研究院（IDS）正在開始所謂的新的發展知識教學體系的改革。而位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研究和教學機構應該跟多地總結自身發展經驗，並在與歷史和西方理論的對話中成為新的發展研究的組成部分。 ^[1] 

當代發展方式之所以不能有效地運用於發展中國家，很大程度上在於其發展知識構建的路徑問題。主流發展知識是西方知識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知識的形成是西方與非西方之間長期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性建構的結果，這個建構的主要問題是“想象”的生產，以及將“想象”轉變成“現實”的路徑。西方對於非西方的系統性認識始於17世紀，早期的航海者、傳教士、海盜，以及探險者通過他們的眼睛記錄了大量關於非西方的信息，這些人通過他們的日記和遊記等形式將非西方世界介紹到了西方。那個時期西方關於非西方的認知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自身的文化來解讀的。由於這個階段西方還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物質生產方式與非西方的差異並不是很大，所以他們往往把非西方看作是“尊貴的野蠻人”。西方視角的“尊貴”意味着西方與非西方在物質文明方面的相對平行性，甚至很多非西方世界，如中國和印度等無論在物質還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西方當時無法比擬的文明。西方對於非西方這種相對平等的認知在西方工業革命以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殖民時期，西方眼裏的非西方變成了“未開化的野蠻人”，這主要是從物質文明和宗教角度認知的產物。在非西方世界輸入西方的教育、宗教和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政治制度就成了殖民時期改造非西方的主要手段，殖民也就成了西方拯救非西方的神聖使命。

西方殖民當局為了治理殖民地僱傭了大量的知識分子，部分知識分子深切感受到了西方殖民對於非西方的破壞性，開始反思殖民主義。這個反思的核心思想是認識到了西方在殖民地實施強制性干預的危害。反思思潮導致了其後的去殖民化運動，應該説這個反思具有時代的進步意義。然而，反思西方強制干預直接導致了新的對非西方的認知和構建。這個過程第一次以科學的形式重構了西方對於非西方的認識，從而形成了一個新的“非西方”的知識建構：發展中國家。這個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建構的“想象”，只是這個建構的“想象”不是直接的印象，而是經過科學加工的結果。基於科學研究本身的倫理具有很大的合理性。這個過程的本意在於矯正直接的政治社會制度轉移的缺陷。通過系統的方法認知非西方世界的複雜性，從而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這本身比基於直接印象的認知顯得更為科學，去殖民化運動基本上否定了西方在其殖民地所實施的一系列基於殖民需要的政治社會工程的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通過西方社會科學如比較政治學、發展經濟學、發展人類學和發展社會學等一系列社會科學在非西方社會所進行的系統研究，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一系列改造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方案，這一技術方案在二戰後主要以國際發展援助的形態呈現。

現代發展知識及政策方案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欺騙性，首先，現代發展知識和發展方案的形成都是基於所謂多學科的認知而系統化生產的。這一生產過程基於嚴格的數據蒐集、數據分析之上，具有高度的科學性；第二，現代發展知識和發展方案的生產過程嚴格要求對發展中國家情況進行系統分析，強調充分了解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特別強調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獲得發展中國家的基本需求，因此，這樣的發展知識和發展方案完全不同於殖民時代直接性的強制性干預。最後，現代發展知識、發展方案的生產在戰後逐步系統化、制度化和專業化，這使得現代發展知識和發展方案很難受到根本性的挑戰。

然而，現代發展知識和方案的生產過程根本性缺陷在於：首先，西方發展知識和發展方案的生產系統將發展中國家作為認知的對象，而不是一個具有生命活力的政治、社會、經濟有機體，其科學的方法都建立在將發展中國家看作是一個如同植物、動物一樣的物體來認識，很多在發展中國家所從事的社會對比性試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發展知識生產系統強調其數據的代表性、強調幹預措施有對照等等一系列來源於“生物統計學”原理的社會試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這種基於“主客體”關係構建出來的知識，無論其方法是否科學，都會偏離發展中國家的真實世界，其結果往往是一個對發展中國家的“想象”，並不是真實的存在。其次，現代發展知識和方案的生產過程是在一個無論是從政治權力、社會價值，還是經濟，以及知識基礎等方面都是在一個不平等的結構中生產出來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無法提供足夠的能平衡西方知識認知的投入，只能變成西方發展知識系統形成發展知識的所謂“助手”和數據蒐集器。最後，現代發展知識生產系統發育出了一整套同化非西方知識系統的制度性框架和工具，這個系統通常有能力建設、購買服務等強有力的手段吸收、同化和收買發展中國家鄉土知識的力量，使其成為服務於現代知識生產的工具。總之，現代發展知識和發展方案的形成過程表面上看，有很強的科學性，本質上卻存在着很大的不合法性。西方通過這樣一個過程構建出一個所謂的“發展中國家”，這個所謂的發展中國家由於其生產過程存在諸多問題，從而成為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問題的障礙。

西方發展援助的核心問題就在於按照這個知識生產系統所得出的結論來幫助發展中國家，這實際上也是西方發展援助長期不能夠很好發揮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來，國際社會對南南合作的興趣日益增長，不同的人對於南南合作有不同的認識，這裏不做太多的討論。南南合作中的一個重要要素是，這個過程不太多涉及到不平等的知識生產過程，也不涉及過多的主客體之間的關係構建，比較多涉及到禮物的流動和經濟利益的互換，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直接經驗的分享。西方國家在非西方國家在前殖民時代和殖民時代曾經進行大量的、直接的經濟社會制度和技術轉移，但是，這個轉移是自我的延伸，存在一致性，沒有涉及到和當地系統的互動和融合，而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在後殖民時代大量的互動是在現代知識構建出的“想象”中發生的。因此，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之間一直沒有產生過有效的發展經驗的直接分享，當西方世界進入到後現代化以後，這樣的分享差距就更大了，這就如同把西方的福利制度、勞工標準、勞工權利、環境標準等許多後現代制度直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所遇到的問題一樣。南南合作的核心是在差距相對較小情況下的經驗分享，這個經驗分享的有效前提是分享的一方能夠產生樣板作用，同時其社會經濟方面所遇到問題與分享另一方具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其次，分享的人和一方都具有主導自身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力和相對獨立的知識生產系統。

中國在過去十多年中，國際發展社會已經認識到了平行經驗分享的重要性，很多國際組織和世界銀行等都把與中國發展經驗的分享作為其工作的重要內容，但是，這一分享過程不自覺地產生了新的發展想象建構過程，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官員、技術人員通過發展學習的出國考察來到中國，學習中國的發展經驗，然而，中國今天所呈現的發展狀態已經與很多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差距，在“差距性學習”的條件下，一定會產生通過所謂的科學研究構建新的認知過程，而這個過程恰恰是我們應該從西方發展實踐中吸收經驗和教訓。實際上，對於非洲國家來講，真正有參考價值的要素並非是今天他們所看到的發展成績，而是那些與非洲現在所處條件相似階段的發展實踐，實際上中國和非洲各國無論是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存在諸多差異，因此，直接的經驗分享並不是一個系統的、科學化的過程，而是一個啓發性的學習過程，對非洲來講，在工業化程度比較低、以農業為主導的階段，如何使農業成為經濟增長和減貧的驅動力，是非洲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而中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通過發展農業，以及與農業相關的鄉鎮企業發展所產生的巨大發展和減貧等方面的經驗對於今天的非洲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今天中國在農村實行的低保、養老，以及知識創新產業等方面的做法可能對非洲的參考意義不如前者那麼大，因此，所謂的“平行經驗的分享”意味着分享雙方在政治權力上的對等性、發展問題的相似性，以及解決方案所要求條件的相似性。平行發展經驗的分享為構建新的發展知識提供了有效的路徑，同時，也成為了與傳統發展知識的分野。

9月26日，習主席在聯合國大會可持續發展峯會上做了題為《謀共同永續發展做合作共贏夥伴》的報告，報告全文2000字不到，“發展”兩字就出現了73次，其中，不僅提到了發展機會、發展成果、發展基礎、發展目的、發展潛力、發展能力、發展環境、發展資源、發展夥伴關係，以及發展的協調機制等專業性話語，還提到公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全面的發展和創新的發展等政策性話語。這些表述通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峯會這樣一個高規格大會向世界傳達，恰是時候！它首次亮明瞭中國視角的國際發展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國內學界和大眾對此意義的瞭解卻仍然非常有限。

事實上，2015年本是國際發展年，既是千年發展目標（MDGs）的收官之年，也是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開啓之年，尤其最近，隨着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發展金融機構的設立，作為迄今為止發展最快，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逐日增大。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上，世界各國都很關注中國在“發展”方面的表述、政策，以及相關的實踐。

“發展”與“發展研究”在國際上具有特定的含義，它往往與援助、全球治理等概念緊密相連。在西方，發展研究已經發育成為一個集研究、教學與實踐為一體的全產業鏈，在此鏈條中，研究機構和智庫等負責設計發展政策，發展機構負責實施發展計劃和項目，大學及培訓機構負責培育人才，整個鏈條通過源源不斷的知識生產，頑強地維繫着二戰後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治理架構，其主要使命是參照發達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運行的治理理念來影響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運行規則。可以説，在西方，發展研究和國際發展實踐是與國際經濟和貿易、國際政治和安全並駕齊驅的三駕馬車中的重要一匹。

而反觀我國，儘管發展研究和教學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萌芽，但直到最近才開始引起教育部、商務部和外交部等相關部委的關注，其研究與人才培養工作大大滯後。目前，我們既沒有統一的發展研究學會，也沒有統一的一級學科，人員零散，認知雜亂，專業基礎薄弱。在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方面，目前高校盛行的以一級學科為主導的管理體制也大大壓縮了發展研究成長的空間，因為其跨學科的性質，很難找到完全對應的一級學科，而公眾對此專業的低認知度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礙着發展研究優秀人才的吸納和推廣應用。可以説，迄今為止，儘管我國在政策話語和實踐、大眾話語和實踐中廣泛使用“發展”這樣的字眼，但西方專業意義上的“發展”研究和教學工作仍處於起步階段，難以對當前國內不斷深化的改革路徑和日新月異的國際發展態勢提供有力的指導。

在此背景下，我國急需大力推動發展研究以迎接2030年後的國際發展態勢，這一創新將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

發展研究的推動有利於我國發展歷程的總結和國內改革的深化。中國的發展實踐為發展理論的生長鋪墊了豐饒的土壤，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在“引進來”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自我經驗的積累和主導性，因而國際發展理論與實踐藉助“發展援助”這個載體在中國形成的影響是相對有限的，這導致中國產生了一系列內生性的發展理念與實踐，比如改革開放初“摸着石頭過河”的發展指導方針，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特區、鄉鎮企業、國有企業改革等，它們都是中國按照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面臨的發展問題來確定的發展優先次序和路徑選擇的結果，很難用現成的西方發展理論加以解釋，因而具有很大的理論構建空間。同時，我國在環境污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養老保障、教育公平、土地分配、權利表達等方面的社會問題不斷凸顯，人們對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快速發展進程產生了各種反思，發展研究既可以通過對實踐的總結不斷豐富發展理論，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同時也可以藉助研究的力量來指導國內不斷深化的改革，維持發展的原動力，提高發展的質量。

我國發展研究的成熟可以提升南南合作的品質，構建新型國際發展合作伙伴關係。此次發展峯會後，中國將新設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等機制來進一步推動各國發展理論與發展實踐知識的生產和分享。作為一個正在經歷巨大的資本、勞動力、思想、產品內向和外向流動的國家，我國擁有獨一無二的契機來引領、推動與傳播當前與西方現有的國際發展理論不一致的新型發展理論和實踐，從而進一步豐富人類的發展知識，並通過中非合作論壇、G20、聯合國、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亞投行等平台進行分享和應用。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是對於南南合作的理念、內容、實踐方式等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為國際發展的替代路徑提供思路，提升南南合作的品質，以利於構建我國新型國際發展合作伙伴關係。

我國發展研究工作的推行還有利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作出獨特的貢獻。作為我國“走出去”的升級版，中國“一帶一路”的建設將面臨着如何與沿線國家實現互利共贏、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問題，正如習主席在9月28日聯合國一般性辯論中所稱，“大家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發展研究的推動有利於我們瞭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狀況，科學細緻地把握他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從而恰當地將“一帶一路”倡議項目與沿線國家和地方的發展議程緊密結合起來，並貢獻於當地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