瘂弦

瘂弦1932年出生於河南省南陽縣（今南陽市卧龍區）楊莊營村東莊 ^[1]  的一個農民家庭。六歲入本地楊莊營小學，九歲入南陽私立南都中學，十六歲入豫衡聯合中學，1949年8月，在湖南參加了國民黨軍隊，並隨之去台。到台灣後進國民黨政工幹校的影劇系學習，1953年3月畢業後分配到國民黨海軍工作。1961年任晨光廣播電台台長。

1966年12月，以少校軍銜退伍。1969年任台灣“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1974年兼任華欣文化事業中心總編輯及《中華文藝》總編輯。1975年任幼獅文化公司期刊總編輯。1977年10月起擔任台灣《聯合報》副刊主編至今。其間曾應邀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創作中心，併入威斯康辛大學學習。

在瘂弦寫作生涯的早期，瘂弦提出了“新民族詩型”的觀點（1956），主張追求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強調中國風與東方味。一再地迴響着漢語古典詩歌的聲音的《秋歌》可看作對這一觀點的實踐。

瘂弦是台灣《創世紀》詩刊的三駕馬車之一，他以詩之開創和拓植知名，民謠寫實與心靈探索的風格體會，二十年來蔚為台灣現代詩大家，從之者既眾，影響最為深遠。

他的詩作，追尋青年時代的夢想，呼應內心深處的一種召喚，並嘗試在時間的河流裏逆泳而上。早年他崇拜奧地利詩人里爾克，早期影響瘂弦最大的是30年代詩人何其芳。何其芳曾是他年輕時候的詩神，《預言》裏的重要作品他能背誦。對於他後來長久停筆寫詩的空白，他解釋説是因為他一任很多可寫的東西僅止於可寫的境界，思想鈍了，筆鏽了，時代更迭，風潮止息。他在努力嘗試體認生命的本質之餘，自甘於另一種形式的、心靈的淡泊，承認並安於生活即是詩的真理。

關於台灣詩壇爭論不休的傳統與西化問題，瘂弦有很好的看法，而這些看法也成為他寫詩的指導思想：“在歷史的縱方向線上首先要擺脱本位積習禁錮，並從舊有的城府中大步地走出來，承認事實並接受它的挑戰，而在國際的橫斷面上，我們希望有更多現代文學藝術的朝香人，走向西方迴歸東方。”關於詩的懂與不懂的問題，瘂弦有很深刻的見解：“歷來每次提出詩歌大眾化的問題，並不是一般老百姓，甚至也不是一般的讀者，而是自己本身讀詩的寫詩人。唐代的元白就是例子。當詩人所寫的詩連自己的同行都無法欣賞了解的時候，那應當檢討的是詩人本身，而非讀者。”症弦還對台灣詩壇作過這樣的批評：“從徒然的修辭上的拗句偽裝深刻，用閃爍的模稜兩可的語意故示神秘，用詞彙的偶然安排造成意外效果。只是一種空架的花拳繡腿，一種感性的偷工減料，一種詩意的墮落。”讀瘂弦的詩，最大的感觸就是，他的詩以質取勝，不追求創作數量。他的詩所寫的都是他的體驗和體會，誠如他自己所説，是內心深處的召喚和夢想，對於他來説，最重要的是對於生命本質的體認，如果一時還沒有這種體認，他自甘於淡泊。

提起詩人瘂弦，就讓人想到他那本風行海內外的詩集《深淵》。詩評家羅青曾給予這詩集高度評價：“自五四運動以來，在詩壇上，能以一本詩集而享大名，且影響深入廣泛，盛譽持久不衰，除了瘂弦的《深淵》外，一時似乎尚無他例。”

1998年，瘂弦從他工作多年的報紙工作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加拿大温哥華，與妻女團聚。他是1995年安家加拿大的。他安家的原因，是為了他的愛妻張橋橋，因為橋橋的身體很差，只有加拿大最適合她治病、生活。瘂弦挑房子的標準，也是為了橋橋。這是一幢典型的加拿大式房屋，外觀含蓄，看不出豪華處，裏面卻很舒適，這很符合他夫妻二人的性格。房子的基調是黃色（與洛夫的白色構成鮮明的對比），有二個客廳，三個火爐，樓上四間房，可以見到遠處的雪山和一座吊橋，還有地下室和游泳池。由於房子的外形極像一個“橋”字，當房屋中介公司領着他四處看房來到這裏，瘂弦不假思索便定下來，並將此房子取名為“橋園”。

外面是西洋式，裏面卻是中國式。瘂弦將台北的藏書、傢什及多年來收藏的一些民間藝術品全搬來了。有四扇春夏秋冬隔扇窗；有對聯：“跡寄天涯處，詩傳海內名。”那是好友的題字；還有兩對太師椅。瘂弦認為，太師椅之所以做得那麼高，一方面是坐有坐相，正襟危坐禮儀的需要；一方面是表現中式服裝（如描龍繡鳳的長袍）下襬的美。如果坐在西式的沙發上窩成一團，就全完了。這即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

瘂弦蒐集的民間藝術品，有鑼：戲鑼、貨鑼、童鑼、更鑼。鑼聲使他回到童年。鄰居張大娘丟了雞，敲鑼尋找：“誰偷了我的雞啦？當！”鄉公所開會，敲鑼通知：“明天晌午到廟門口開會，當！”有燈：馬燈、汽燈、煤油燈、菜油燈。他對古人的設計讚不絕口：燈分燈台、燈碗兩部分，二者是分離的。燈碗放在燈台上，可以使燈光普照桌面，方便看書、做活。燈台怕倒，體積往往較重，越重的燈台或燭台價錢越貴。燈碗裝油和燈草，通常做得比較輕巧，可以單拎起來，到黑沉沉的院落裏開門，或者貼近地面尋找一根遺落的繡花針。提起打，就使瘂弦想到母親，他十七歲離家就再也沒見到她老人家的面。小時與母親相處多是在燈下，母親一邊做針線一邊給他講故事。母親的刺繡遠近聞名，所以他一看到刺繡就要買，以為都是他母親繡的。還有手爐、水煙袋、算盤、豬食槽、雞碗、錢莊的升斗、插秧時帶在指甲上的銅片（避免指甲受傷），甚至還有夜壺，殘留着時間的騷味，內有很厚的尿垢，他花了好幾種強力肥皂水才洗掉，乾淨得可以泡茶……看到這些東西，瘂弦就看到了他的故鄉——中國河南省南陽，又回到那過去的時光。收藏，對於他來説，就是懷舊，就是一種文化鄉愁。

對於自己的這種中國情緒，瘂弦是這樣表達的：“我一生迷戀異國情調，寫了那麼多異國情調的詩也是對遠方的浪漫嚮往，但如今我真的到了異邦，卻又日夜思念故國……”“文化和文學，可以完全不受目前（海峽兩岸）分治的影響，屈原李杜的後裔血濃於水，漢語文學的大家族一盤棋……”“而文化的中國，文學的中國只有一個，不必分，也分不開。”

《瘂弦詩抄》《深淵》《鹽》等詩集。

十六歲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裏一種悽然的韻律

那杏仁色的雙臂應由宦官來守衞

小小的髻兒啊清朝人為他心碎

是玉堂春吧

（夜夜滿園子嗑瓜子兒的臉！）

‘苦啊 ’ 雙手放在枷裏的她

有人説

在佳木斯曾跟一個白俄軍官混過

一種悽然的韻律

每個婦人詛咒她在每個城裏

2020年9月8日晚，第28屆柔剛詩歌獎揭曉，台灣詩人瘂弦獲得特別榮譽獎。 ^[2] 

瘂弦對整個華語詩歌具有重大貢獻。第28屆柔剛詩歌獎設立了榮譽獎和校園獎，以表彰對漢語詩歌作出獨特貢獻的詩人、詩評家。 ^[2] 

飆詩歲月

瘂弦本名王慶麟，出生於河南南陽。在他的很多詩作裏，都寫滿了對家鄉的懷念：你離家這麼多年了/怎麼還帶着那頂破斗笠/不，那是故鄉的屋頂/……1949年他隨軍隊赴台，歷任台灣“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幼獅文化公司期刊總編輯、台灣《聯合報》副刊主編等，也是台灣“創世紀”詩社發起人之一，著有《瘂弦詩抄》《深淵》《鹽》等詩集。

上世紀50年代初，19歲的瘂弦開始發表詩作，1965年停筆。詩歌寫作生涯只有十幾年，留下的詩作也不到90首。其幾部詩集其實都可以看做是《深淵》的“異本”和延伸。但這些數量不多的作品，其原創性和高度想象力，在新詩界影響深遠，這在現代漢詩史上，可以説是個異數。

“我今天是來尋根的。”走進北京大學校園，登上中坤國際詩歌獎頒獎台的瘂弦這樣説出第一句話：“我認為《創世紀》是拿得出去的台灣經驗，我們把從北大燒起來的中國新詩的火燃到了台灣。”

瘂弦説：“我的文學事業是與《創世紀》一同成長的。我和洛夫、張默三人合辦創世紀詩社，詩社一辦就是50餘年，至今仍在出刊，明年就整整60年了。白先勇曾形容《創世紀》是九命貓。”瘂弦笑着回憶説，在那段時間裏，大家熱情很高，每個人都不拿稿費，是“沒有薪餉的部隊”。“如今的年輕人喜歡‘飆車’，我們那時是‘飆詩’，每天在宿舍裏頭對頭、腳對腳地寫詩，很多詩都在那時候寫成。我曾經創下一天最多寫6首詩的紀錄。”

北大教授洪子誠評價説，在50年代台灣詩壇，瘂弦雖然屬於創世紀詩派，卻不為某一思潮、套路所拘束。瘂弦的詩呈現多樣的風貌。有抒情、有白描、有反諷、有淳樸的歌謠，有濃郁的鄉愁，有對現代文明的批判，也有存在主義式的自剖。他的文字渾然天成，自成一格。關切底層小人物的悲苦，但不施以廉價的感傷、憐憫。以現實政治和日常生活為寫作重心，但融入時間的維度而增加歷史厚重感和滄桑感。

詩評家張漢良早期對瘂弦創作的評語現在看來仍然也有效：瘂弦的詩具有其戲劇性，也有其思想性，有其鄉土性，也有其世界性，有其生之為生的詮釋，也有其死之為死之哲學。甜是他的語言，苦是他的精神，他是既矛盾又和諧的統一體。他透過美而獨特的意象，把詩轉化為一支温柔且具震撼力的戀歌。

“詩人是一輩子的”

30多年來，台灣選過三次“十大詩人”，瘂弦每次都當選。在接受採訪時，瘂弦多次這樣説：“詩人是一輩子的”、“一日詩人，一世詩人”、“詩是信仰，如同宗教家殉道，詩人終生殉美”。

詩於瘂弦，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已融於他的血液。或者這樣説，不論他早年狂寫詩，還是現今慎寫詩，他永遠都是一個詩人，過着詩的生活，一如他自己所言：“詩是很不容易戒掉的癮，詩是一種癖性，一種毛病，喜歡上詩，就不容易拋掉它。”他稱詩人有兩種，一種是寫詩的人，一種是寫過詩的人—這麼説，並非為自己詩寫得少狡辯，他自覺一直在詩的光照之下。 ^[3] 

瘂弦認為詩分三個層界。第一個是小我層界，寫的是最自我的感受，這個時候詩人還很年輕；第二個層界是大我，表達的是間接的感受，很具現實性，具有羣體廣博的精神，這個時候詩人差不多人到中年了，像杜甫的詩，即是抒大我之情；第三個是無我層界，即把我排除出去，超越人的現實，表現在創作上是一種哲學的態度。這個時候詩人已到晚年，進入玄學、禪宗的境界了。小我是美學的境界，大我是文化的境界，無我是哲學的或者説是玄學的、宗教的境界。

他認為，一首好詩的標準是“思想要深，情感要真，技巧要新”。他建議詩歌創作“煉字不如煉句；煉句不如煉意；煉意不如煉人”。同時他也認為，詩歌是詩人人格魅力的展現，要做到詩如其人，人如詩，詩如人，這樣才好。

“中年後我的興趣轉向詩論，後來又轉向編輯工作。但我從未有一天背叛詩神，詩作少一直讓我懺悔。”他説。

編輯是一項偉業

瘂弦總是謙稱自己是“失敗的作家，成功的編輯”。主持《聯合報》副刊時，他長年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經他扶持，在“聯副”露頭走上文壇並蔚成大家的，可開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他對有苗頭的投稿者，認真覆信，對於詩歌作者，他的覆信會比那稿件長出很多頁。

席慕蓉未出名的時候，投來的詩作常是既有妙句也有陳詞的狀態，瘂弦給她回信耐心地分析説明，哪幾句是詩，哪幾句是敗筆。席慕蓉非常感動，後來就寫信給他：“您太費時間了，以後，您退稿時只要在妙句下畫紅線、敗句下畫藍線就行了。”瘂弦照此辦理，席慕蓉果然有悟性，就依那紅藍線修改，有時畫紅線的也改，再寄回去，洵為好詩，“聯副”刊發出來，讀者反響強烈。

瘂弦對任何投稿都來稿必復，每天回信20到30封。“我不用那些尺牘套話，簡單明白，把要説的話説清楚。”他招編輯，必問應試者“編輯工作最重要的是什麼”，若應試者答“校對”，他就肯定要。“為什麼‘校對’這麼重要呢？雖説從前沒電腦，是手寫稿、鉛活字排版，容易出錯，但是有專職校對呀。這裏有一個編輯責任心問題，一定不能出錯，不然作品發表了也是對作者的不尊重。”

“我對編輯非常着迷，非常醉心，我把編輯的意義看得很莊嚴，我不太喜歡人家説編輯是為人作嫁衣裳，我認為編輯就是一種事業，簡直就是一種偉業。所以在編輯上我花的工夫很大。”瘂弦説。

“以中文文學參與人口之多、中文及漢學出版之廣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熱烈交流激盪等現象來看，華人文壇絕對有條件成為全球最大文壇。”瘂弦説自己一輩子都在鼓勵年輕人，他認為華人文壇大有機會在不久將來成為全世界質量最大最可觀的文壇。 ^[3] 

“瘂弦先生是一位公認的詩歌大家，他的詩具有天才般的藝術感覺、豐沛的原創精神、獨到的語言表達，深深俘獲着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靈，已當之無愧地進入中國新詩的經典之列。”（第28屆柔剛詩歌獎終審評委、詩人馬鈴薯兄弟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