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夢史氏按】《北洋軍閥史話》評價梁啓超此文曰："梁啓超在當時，人們常説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樣可以殺人，梁的政治立場在歷史上評價是有問題的，可是他的文章卻是蕩氣迴腸，令人百讀不厭，尤以《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籌安會和袁稱帝的打擊，不下於蔡鍔領導的護國之役。"吾讀後感到真所謂"辨才無礙"也。要説其"立論"，則汪鳳瀛的《致籌安會和楊度的論國體書》，僅一千四百字就説透徹了；但在"駁論"上，梁文卻是力透紙背，揮斥方遒。不禁想到"大專辯論會"，若讓梁充當辯手，專門揭破對手漏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真可所向無敵。不過，要説是對袁世凱的打擊"不下於蔡鍔"的軍事行動，則頗有懷疑。

梁啓超 1915年8月31日

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懷人，百念灰盡，而户以外甚囂塵上，喧然以國體問題聞。以厭作政譚如鄙人者，豈必更有所論列？雖然，獨於茲事有所不容已於言也，乃作斯篇。

吾當下筆之先，有二義當為讀者告：其一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於共和國體非有所偏愛，而於其他國體非有所偏惡。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可取之以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其二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斷斷爭朝代，首陽蕨薇，魯連東海，此個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則一姓之興替，豈有所擇？先辨此二義，以讀吾文，庶可以無蔽而適於正鵠也。

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眾，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驟聞者或以此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論（家）①當恪守之好例②，無可逾越也。蓋國體之為物，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何以言乎不當問？當國體彷徨歧路之時，政治之一大部分恆呈中止之狀態，殆無復政象之可言，而政論更安所麗？苟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故導之以入彷徨歧路，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基礎，譬之慾陟而捐其階，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當問也。何以言乎不能問？凡國體之由甲種而變為乙種，或由乙種而復變為甲種，其驅運而旋轉之者，恆存夫政治以外之勢力。其時機未至耶，絕非緣政論家之贊成所能促進；其時機已至耶，又絕非緣政論家之反對所能制止。以政論家而容喙於國體問題，實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問也。豈惟政論家為然，即實行之政治家亦當有然。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苟於此範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或陰謀家之所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之事也。其消極的嚴守之範圍則既若是矣，其積極的進取之範圍則亦有焉。在甲種國體之下為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為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成為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惟犧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張，以售易一時政治上之地位，斯則成為政治家（之）①節操問題耳。是故不問國體只問政體之一大義，實徹上徹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用也。

夫國體本無絕對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憑學理為主奴而施人為的取捨於其間，寧非天下絕痴妄之事？僅痴妄猶未足為深病也；惟於國體挾一愛憎之見，而以人為的造成事實，以求與其愛憎相應，則利①害之中於國家將無巳時。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昔吾對於在君主國體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嘗施反對矣，吾前後關於此事之辯論，殆不下二十萬言，直至辛亥（宣統三年，1911年）革命既起，吾於其年九月猶着一小冊，題曰新中國建設問題，為最後維持舊國體之商榷。吾果何愛於其時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豈猶未極？苟微革命，吾至今猶為海外之僇民耳。後以②當時皇室政治種種予人以絕望，吾非童駭，吾非聾聵，何至漫無感覺？顧乃冒天下之大不韙，思為彼亡垂絕之命，豈有他哉？以為若在當時現行國體之下，而國民合羣策羣力以圖政治之改革，則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為人民所安習，則當驟然蜕變之數年間，（其）①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則亡國恆於斯，即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國家所蒙損失，其何由可贖？嗚呼！前事豈復忍道。

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為國體論之護符者，除非其於立憲二字別有解釋，則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葉，則固自謂立憲矣，試問論者能承認否？且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為君主專制，自無待言。不忍於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謂為良圖，實所未解。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暫行專制，其中有種種不得已之理由，犯眾謗以行之，尚能為天下所共諒。今如論者所規劃，欲以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為交換條件，使其説果行，則當國體改定伊始，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宣示以後，萬一現今種種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為應彼時（時）②勢之要求起見，又不得不仍行專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復能為元首諒矣。夫外蒙立憲之名，而內行非立憲之實，此前清之所以崩頹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論者其念諸！

且論者如誠以希求立憲為職志也，則曷為在共和國體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須行曲以假塗於君主？吾實惑之。吾以為中國現在不能立憲之原因，蓋有多種：或緣夫地方之情勢，或緣夫當軸之心理，或緣夫人民之習慣與能力。然此諸原因者，非緣因行共和而始發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滅。例如上自元首，下及中外大小獨立宜暑之長官，皆有厭受法律束縛之心，常感自由應付為便利，此即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於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例如人民絕無政治興昧，絕無政治知識，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組織真正之政黨，以運用神聖之議會，此又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於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諸類此者，若令吾悉數之，將累數十事而不能盡；然皆不能以之府罪於共和，甚章章也。而謂共和時代不能得者，一人君主時代即能得之，又謂君主時代能得者，共和時代決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為中國而思實行立憲乎，但求視新約法為神聖，字字求其實行，而無或思逐於法外。一面設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機會，而毋或壅其智識，閼其能力，挫其興味，壞其節操，行之數年，效必立見。不此之務，而徒以現行國體為病，此朱子所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主張變更國體者最有力之論據，則謂當選舉總統時，易生變亂。此誠有然。吾十年來不敢輕於附和共和，則亦以此。論者如欲自伸其現時所主張以駁詰我，吾勸其不必自行屬稿，不如轉錄吾舊着，較為痛快詳盡也。今幸也茲事既已得有比較的補救良法，蓋新頒之大總統選舉法，事實上已成為終身總統制，則令大總統健在日之此種危險問題自未由發生，所憂者乃在今大總統千秋萬歲後事耳。夫此事則豈復國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軀，即上壽亦安能免？固無所容其忌諱。今請遂為毋諱之言：吾以為若天佑中國，今大總統能更為我國盡瘁至十年以外，而於其間整飭紀綱，培養元氣，固結人心，消除隱患，自茲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弔，今大總統創業未半，而遽奪諸國民之手，則中國惟有糜爛而已，雖百變其國體，夫安有幸？是故中國將來亂與不亂，全視乎今大總統之壽命，與其御宇期內之所設施；而國體無論為君主為共和，其結果殊無擇也。聞者猶有疑乎？請更窮極事理以質言之。夫君主共和之異，則亦在元首繼承法而已。此種繼承法，雖今元首在世時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即世時而始發生效力，至易見也。彼時所發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則其一當視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於身後，其二當視被時有無梟雄跋扈之人，其人數之多寡，其所憑藉是否足以持異議。吾以為立此標準以測將來，無論為君主為共和，其結果常同一也。現行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後任大總統應由前任大總統推薦，預書其名，以藏諸石室金匱。使今大總統一面崇閎其功德，而鞏固其威信，令國人心悦誠服，雖百世之後，猶尊重其遺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將來易於釀亂之種子在何處，思所以預防維而消弭之。其種子存乎制度上耶？則改其制度，毋使為野心家之資；其種子存乎人耶？則裁抑其人，導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於不義[漢光武宋太祖優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慎擇可以付託大業之人[依大總統選舉法，無論傳賢傳子，純屬前任大總統之自由也]，試以大任以養其望，假以實力以重其成，金匱中則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隨舉不足重輕之二人以為之副而已。如是則當啓匱投票之時，豈復有絲毫紛爭之餘地？代代總統能如是，雖行之數百年不敝可也。而不然者，則區區紙片上之皇室典範，抑何足恃？試歷覽古來帝王家之掌故，其陳屍在堂，操戈在闕者，又何可勝數。從可知國家安危治亂之所伏固別有在，而不在憲典形式之共和君主明矣。論者盛引墨西哥之五總統爭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喪亂，以為共和不如君主之鐵證。推其論旨，得毋謂此諸國者，苟變其國體為君主，而喪亂遂可以免也？吾且詰彼：彼爹亞士之統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歲5月[月份記不確]始客死於外。使因總統繼承問題而致亂，則亂宜起於今年耳。若謂國體果為君主，斯可以毋亂，且使爹亞士當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諾者以為之提示，有如籌安會者以為之鼓吹，而爹氏亦憬然從之，以制定其皇室典範，則墨人宜若可以長治久安與天同壽矣；而豈知苟爾爾者，則彼之皇室典範未至發生效力時，彼自身先巳遜荒於外，其皇室典範猶廢紙也。夫及身猶不能免於亂，而謂死後恃一紙皇室典範可以已亂，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亂，無論為共和為君主，其結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亞士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在職三十年，不務培養國本，惟汲汲為固位之計，擁兵自衞，以劫持其民。又慮軍隊之驕橫，常挑間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縱。摧鋤異己，惟力是視。其對於愛國之士，或賄賂以變其節，或暗殺以戕其生。又好鋪張門面，用財如泥，外則廣借外債，內則橫徵暴斂，以致民窮財盡，無可控訴。吾當十年前，嘗評爹氏為並時無兩之怪傑，然固巳謂彼死之後，洪水必來，墨民將無噍類矣。[此皆吾十年（前）③評爹氏之言，嘗見於新民叢報及新大陸游記，非今日於被敗後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湯覺頓亦嘗着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惡，其言尤為詳盡，見國風報；湯文出版時，墨亂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長國家，幸而託於共和之名，猶得竊據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

中美南美諸國亦然，歷代總統皆以武力為得位之階梯，故武（力）④相尋無巳時。共和不適，固不失為致亂之一原因；若謂此為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後不免於亂，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亂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亂時，其國體非君主耶？謂共和必召亂，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寧有此論理？波斯非君主國耶？土耳其非君主國耶？俄羅斯非君主國耶？試一翻其近數十年之歷史，不亂者能有幾稔？彼曾無選舉總統之事，而亦如此，則何説也？我國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之時，亦曾無選舉總統之事，而喪亂慘酷一如墨美，則又何説也？凡立論者，徵引客觀之資料，不能尊憑主觀的愛憎以為去取。果爾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論之，無論何種國體，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亂。治亂之大原，什九恆繫於政象，而不繫於國體。而國體與國情不相應，則其導亂之機括較多且易，此無可為諱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與公等有同情也。顧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張變更國體者，吾數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常覺自辛亥（宣統三年1911年）壬子（1912年）之交鑄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餘已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是用怵惕彷彿，憂傷憔悴，往往獨居深念，如發狂瘍。特以舉國人方皆心灰意盡，吾何必更增益此種楚囚之態？故反每作壯語，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幾於不能自振矣！

吾請國中有心人，試取甲辰（光緒三十年，1904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兩年新民叢報中之拙着一覆觀之，凡辛亥（宣統三年，1911年）迄今數年間，全國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經吾當時層層道破？其惡現象循環迭生之程序，豈有一焉能出吾當時預言之外？然而大聲疾呼，垂涕婉勸，遂終無福命以荷國民之嘉納，而變更國體所得之結果，今則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變更國體之議又復起。此議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觀之，乃起於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古氏曾否有此種主張？其主張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與某英文報記者言，則謂並未嘗有此主張雲。]顧吾竊有惑者：古氏論中各要點，若對於共和君主之得失為抽象的比較，若論國體須與國情相適，若歷舉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轍，凡此諸義，本極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國中政客如林，學士如鯽，數年之間，並此淺近之理論事實而無所覺識，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國人之口以為重，吾實惑之。若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則其他勿論，即如鄙人者，雖學識譾陋不逮古博士萬一，然博士令茲之大着，直可謂無意中與我十年舊論同其牙慧，特其透闢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妾自詩誕，坊間所行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立憲論與革命（論）①之激戰新中國建設問題等，不下百數十萬本，可覆按也。獨惜吾睛不藍，吾髯不赤，故吾之論宜不為國人所傾聽耳。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宣統三年，1911年）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榷之時也。[湖口亂事繼起，正式大總統未就任，列國未承認共和時，或尚有商榷之餘地，然亦僅矣。]當彼之時，公等皆安在？當彼之時，世界學者比較國體得失之理論，豈無一著述足供參考？當彼之時，美墨各國豈皆太平宴樂，絕無慘狀呈現，以資我龜鑑？當彼之時，迂拙愚戇如鄙人者，以羈泊海外之身，憂共和之不適，着論騰書，淚枯血盡。[吾生平書札不存稿，今無可取證；然得吾書者當自知之。吾當時有詩云：“報楚志易得，存吳計恐疏。”又云：“茲括安可觸，弛恐難復張。”又云：“讓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自餘則有數論寄登羣報也。]而識時務之俊傑，方日日以促進共和為事，謂共和為萬國治安之極軌，謂共和為中國歷史所固有也。嗚呼！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豈其可以翻覆嘗試，廢置如奕棋？謂吾姑且自埋焉，而預計所以自抇之也。譬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慎之又慎，萬不可孟浪以失身於匪人。倘蹈危機，則家族親知，臨事犯顏以相匡救，宜也。當前此饒有選擇餘地之時，漫置不省，相率慫恿，以遂苟合。及結褵已歷年所，乃日聒於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終身也。愛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誠足以亡國也，則須知當公等興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進共和之日，即為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時。諺有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人生幾何，造一次大罪孽猶以為未足，忍又從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會幾何時，而謀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勳為之主動；而其不識時務，猶稍致留戀於共和者，乃反在疇昔反對共和之人。天下之②怪事，蓋莫過是；天下之可哀，又莫過是也。

今之論者則曰：與其共和而專制，孰若君主而立憲。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為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而前此論者謂君主決不能立憲，惟共和始能立憲[吾前此與革命黨論戰時，彼黨持論如此]；今茲論者又謂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吾誠不知其據何種理論以自完其説也。吾今請先輿論者確定立憲之界説，然後徐察其論旨之能否成立。所謂立憲者，豈非必有監督機關與執行機關相對峙，而政權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謂君主立憲者，豈非以君主無責任為最大原則，以建設責任內閣為必要條件耶？既認定此簡單之立憲界説，則更須假定一事實以為論辯之根據。吾欲問論者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為何人？更質言之，則其人為今大總統耶？抑於今大總統以外而別燻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總統不肯帝制自為，既屢次為堅決之宣言，今不過假定以資辯論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如曰別求得其人也，則將置今大總統於何地？大總統盡瘁國事既久，苟自為計者，豈不願速釋此重負，頤養林泉。試問我全國國民能否容大總統以自逸？然則將使大總統在虛君之下而組織責任內閣耶？就令大總統以國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國託命之身，當議會責任之衝，其危險又當何若？是故於今大總統以外別求得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説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總統為君主也，微論我大總統先自不肯承認也，就令大總統為國家百年大計起見，甘自犧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國民所要求於大總統者，豈希望其作一無責任之君主？夫無責任之君主，歐美人常比諸受豢之肥腯耳，優美崇高之裝飾品耳。以今日中國萬急之時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諸如此閒散之地？藉曰今大總統不妨為無責任之君主也，而責任內閣之能否成立能否適用，仍是一問題。非謂大總統不能容責任內閣生存於其下也，現在國中欲求具此才能資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負此責者，吾竟苦未之見。蓋今日凡百艱鉅，非我大總統自當其衝，其誰能理？任擇一人而使之代大總統負責，微論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內閣制而變為總統制，蓋適應於時勢之要求，而起廢之良藥也。今後一兩年間之時勢，豈能有以大異於前？而謂國體一更，政制遂可隨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書生迂闊之論耳。是故假定今大總統肯為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説亦不能成立也。

吾友徐佛蘇③當五六年前常為我言，謂：“中國勢不能不革命，革命勢不能不共和，共和勢不能不亡國。”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祓此妖讖者，而殊苦無術也。夫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公等當優能言之矣；吾又謂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者，則又何也？蓋君主之為物，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以保其尊嚴；此種尊嚴自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君主之可貴，其必在此。雖然尊嚴者不可褻者也，一度褻焉，而遂將不復能維持。譬諸範雕土木偶，名之曰神，升諸閎殿，供諸華籠，羣相禮拜，靈應如響；忽有狂生拽倒而踐踏之，投諸溷牏，經旬無朕，雖復升取以重入殿籠，而其靈則已渺矣。自古君主國體之國，其人民之對於君主，恆視為一種神聖，於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擬議。若經一度共和之後，此種觀念遂如斷者之不可復續。試觀並世之共和國，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幾，而遂無一國焉能有術以脱共和之軛。就中惟法國共和以後，帝政兩見，王政一見，然皆不轉瞬而覆也，則由共和復返於君主其難可想也。我國共和之日，雖曰尚淺乎，然醖釀之則既十餘年，實行之亦既四年。當其醖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既變之後，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説，道及君主，恆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強為規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複次，共和後規復君主，以舊王統復活為勢最順。使前清而非有種族嫌疑，則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嘗不可出現於我國；然滿洲則非其倫也。若新建之皇統，則非經若干年之艱難締構，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卧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儀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則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羣雄割據，剪滅之餘，乃定於一。夫使出於第二途耶，則吾儕何必作此祝禱？果其有此，中國之民無孑遺矣；而戡定之者，是否為我族類，益不可知，是等於亡而已。獨至第一途，則今正以大有為之人居可有為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豈不在是耶？故以謂吾儕國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勞總統之僅慮，俾得專精壹慮，為國家謀大興革，則吾儕最後最大之目的，庶幾有實現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難甫平，喘息未定；強鄰脅迫，吞聲定盟；水旱癘蝗，災區偏國，嗷鴻在澤，伏莽在林。

在昔哲後，正宜撤懸避殿之時，今獨何心，乃有上號勸進之舉？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孕未滿而催之，實戕其母。吾疇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萬一以非時之故，而從茲一蹶，則倡論之人，雖九死何以謝天下？願公等慎思之。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也！

吾言幾盡矣，惟更有一二義宜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張君主國體，其心目中之將來君主為誰氏，不能不求公等質言之。若欲求諸今大總統以外耶？則今大總統朝甫息肩，中國國家暮即屬纊，以公等之明，豈其見不及此？見及此而猶作此陰謀，寧非有深仇積恨於國家，必絕其命而始快？此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若即欲求諸今大總統耶？今大總統即位宣誓之語，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則中外含生之儔實共聞之。年來浮議漸興，而大總統偶有所聞，輒義形於色，謂無論若何敦迫，終不肯以奪志。此凡百僚從容瞻覲者所常習聞，即鄙人固亦歷歷在耳。而馮華甫上將①且為餘述其所受誥語，謂巳備數椽之室於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談，則今大總統之決心可共見也。公等豈其漫無所聞，乃無端而議此非常之舉耶？設念及此，則侮辱大總統之罪，又豈擢髮可數？此亦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

複次，公等曾否讀約法？曾否讀暫行刑律？曾否讀結社集會法？曾否讀報律？會否讀一年來大總統關於淆亂國體懲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為國民者應有恪遵憲典法令之義務？乃公然在輦轂之下，號召徒眾，煽動革命[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也]。執法者憚其貴近，莫敢誰何；而公等乃益白盡橫行，無復忌憚。公等所籌將來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紀綱，則既被公等破壞盡矣。如曰無紀綱而可以為國也，吾復何言；如其否也，則請公等有以語我來。且吾更有願為公等進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議，其不願徒託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張者能實見施行。更申言之，則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國體，一度建設，則基業永固，傳諸無窮也。夫此基業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傳諸無窮？其必自國家機關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當開國承家伊始，而首假塗於犯法之舉動以為資，譬諸欲娶婦者，橫挑人家閨闥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節操可毋沾沾也；則其既為吾婦之後，又有何詞以責其不貞者？令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共和；則他日在君主國體之下，又曷為不可以明目張膽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君主？使其時復有其他之博士提出別種學説，有其他之團體希圖別種活動，不知何以待之？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謀國者而出於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以不可繼者詔示將來，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幹令升作晉紀總論，推原司馬氏喪亂之由，而歡其創基植本異於三代。陶淵明之詩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嗚呼！吾觀於今茲之事，而隱憂乃無極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示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閲，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深嘆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已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巳也。”以生平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如鄙人者，曷為當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張變更國體時而嘵嘵取厭？當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張變更國體時而復嘵嘵取厭？夫變更政體，則進化的現象也，而變更國體，則革命的現象也。進化之軌道恆繼之以進化，而革命之軌道恆繼之以革命，此徵諸學理有然，徵諸各國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謀國者必憚言革命，而鄙人則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與前此反對公等之共和革命論，同斯職志也。良以中國今日當元氣雕敝及汲顧影之時，竭力栽之猶懼不培，並日理之猶懼不給，豈可復將人才日力耗諸無用之地，日擾擾於無足重輕之國體，而阻滯政體改革之進行？徒阻滯進行，猶可言也；乃使舉國人心皇皇，共疑駭於此種翻雲覆雨之局，不知何時焉而始能税駕，則其無形中之斫喪，所損失云何能量？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嗚呼！論者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緊鑼密鼓，準備黃袍加身的袁世凱加緊了對輿論的控制。1月，他通令各地政府派員進駐當地郵局，檢查往來郵件，發現反袁報紙、書刊，立即沒收。2 月，湯薌銘在湖南頒佈《檢查報紙條例》。春天，別號“吳虎頭”的北京《國風報》主筆吳鼐、原北京《民主日報》總編輯仇亮，因反袁先後被槍殺。6月8日，袁世凱政府內務部下令查禁《救國急進會宣言》、《救亡根本談》、《紀念碑小説》、《中國白話報》、《愛國晚報》、《救亡報》、《五七報》、《公論報》等報刊小冊子。7月10日，袁政府頒佈修正後的《報紙條例》，僅從35條減為34條，內容並無什麼變化。8月23日，“籌安會”出籠，帝制熱甚囂塵上。9月8日，袁世凱發佈命令，禁止報紙刊載議論國體的文電。湖南、廣東等地無不秉承袁世凱的旨意，嚴禁議論國體。反對帝制的報紙受到嚴重摧殘，北京只剩下20家報紙、上海倖存5家，漢口只有2家，全國報紙銷量從4200萬份下降為3900萬份。

但這並不表明言論界都已屈從於袁氏的淫威。8月10日，北京《亞細亞報》發表袁世凱政治顧問古德諾（FrankJohnsonGoodnow）的《共和與君主論》，傳達出袁世凱試圖稱帝的信號。十天以後（8月20日），梁啓超就在上海《大中華》月刊發表了明確反對稱帝的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申報》、《時報》等大報迅速轉載，風行一時，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

9月3日，《申報》在顯著位置刊出《本館啓事》，“秉良心以立論，始終如一”，拒絕袁世凱的收買，表明了反對帝制的立場。9月6日，倉皇離京的名記者黃遠生在《申報》刊出啓事，拒絕擔任《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總撰述。9月7日，《時報》發表評論《梁任公》，為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大聲叫好。

9月10日，“以贊助帝制運動為宗旨”的《亞細亞日報》上海版創刊當天，就收到讀者勒令停刊的警告信。第二天，即遭炸彈襲擊。

10月10日在上海創刊的《中華新報》“只求公理正義所在，不為金錢勢力所傾”，張季鸞等執筆人無不以傳達“真正民意”、“忠言報國”自期，反袁自在意中。11月3日，內務部禁止《中華新報》在租界以外“出賣散佈”。10月19日，廣州《覺魂報》因為批評帝制遭查封，四名編輯被傳訊。處在上海租界的《時事新報》也因此被袁政府禁止郵遞，從10月23日起不準銷往外埠，並撤銷訪電執照。10月下旬，廣東的龍濟光下令組成檢查所，對各報稿件進行預檢。 11月7日，袁記《著作權法》出台。這一年，還公佈了中國第一部涉及無線電和廣播的《電信條例》。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嚴禁革命黨人的報刊印刷品從海外進入內地。11月22日，何海鳴在上海《愛國報》發表社論《失態之政府》，指責袁政府為“叛國之萬惡政府”。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愛國報》日晚刊，主筆王血痕被押送會審公廨“訊辦”，發行人簡書等潛逃。同月，廣州《通報》因為發表反對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筆朱通儒遭通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