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分配

畢業分配製度強調的是“服從國家”，對個體的職業興趣、職業技能、愛好、能力、特長及就業要求等不太重視。畢業分配在特定時期內，起到了推動人才流動和資源調配、協調不同行業和地區利益的作用。但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其弊端愈發顯現。

新中國建立後，對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畢業分配十分重視——1951年10月1日，當時的政務院決定“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文化大革命之後，百廢待興，恢復高考後的頭幾屆高校學生，個個是香餑餑，這一時期依然沿襲“文革”期間中斷了的統一分配製度，個人無需為工作操心，卻也沒有自主權，“一個蘿蔔一個坑”。

中央在1985年就表示，要改革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的招生制度和畢業生分配製度。 1987年，首次出現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後被用人單位退回的“寒潮”，分配製度的不合理性凸顯。到了1993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提出，改革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統包統分和“包當幹部”的就業制度，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由畢業生“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經過兩三年的調整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畢業分配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2007年4月，隨着西藏取消普通高等職業學校學生畢業分配，延續了50多年的畢業分配製度，終成往事。

具體來説，主要問題有：

1、統得過死，包得過多，畢業生、學校與用人單位不能事先了解、互相選擇，容易造成人才配置與崗位的不適應，不利於調動三方積極性。

2、對用人單位來説，只有接收的義務，沒有選擇的權利。不管是否需要，全部按計劃分配，容易在造成人才積壓浪費的同時，又難以得到急需人才的指標。

3、對學校來説，統一分配畢業生，割斷了學校與社會的聯繫，課程的設置和專業結構可以不考慮社會需求，教育效果難以得到實踐檢驗。

4、對學生來説，一進校門，就捧上“鐵飯碗”，成了當然的“國家幹部”，畢業即就業，缺乏學習動力；分配時，處在“聽天由命”的被動地位，無法按自己的能力、職業技能、職業興趣、特長和愛好選擇工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