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振姬

畢振姬出身農民家庭，自幼因家中貧困，輾轉流離，感到了人生的艱辛。他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以出仕作為自己的目標。

他曾在輾轉流離於山西蒲坂以及河南懷慶之間時，拜山東人王漢、河南人李政修為師，刻苦鑽研學業。明崇禎十五年（1642），在明王朝最後一次鄉試中中第一名舉人。清王朝第一次會試（1646）中，他又考中進士，攀上了科舉的最高層。

清廷當年任命他為山西平陽府教授。以後他很快升任國事監助教、刑部主事、員外郎。順治十年（1653），畢振姬以政績被提拔為山東濟南參議道。順治十四年（1657）調任廣東兵備驛傳水利道。順治十六年（1659），升任廣西按察使。以後引退。到康熙十七年（1678）被特徵至京師，他以年老多病辭官。數年之後，病逝家中。

畢振姬為官，重視民生。他為官十四年，主要是在地方任職對於社會實際問題有着比較深入的理解，加之出身貧寒，所以使得他不驕不躁、清廉剛正。

在任廣東時，朝廷戰事尚未完全結束，為平定各方，當時地方上承擔了一切物品供應。地方官吏趁機加派加徵，甚至私派折價，假公濟私，人民負擔沉重。畢振姬針對注重弊端嚴肅法紀，一切依法行事，減少了人民的部分負擔，澄清了吏治。

赴任廣西后，他不分晝夜，整理積案，平反冤獄，緩和了極度尖鋭的社會矛盾。畢振姬引退後，遇鄉里的一些重大事情，如河工、鹽馬、織造等科派和徭役時，都積極參加，努力排解。

這些正是出於他重民生的觀念。他對荒政和河政，均有很尖鋭的批判。認為清政府“竭天下以供軍”致使民無以為生，而政府又所派非人，致使災難嚴重。因此他主張將“懲貪”作為救世良方。

儘管注重民生，但他首先作為封建官吏是以維護封建統治為出發點。如在其為官濟南時，由於清朝尚未統一全國，當時各種反對勢力較多，民族矛盾加上階級矛盾，使得立足未穩的清廷不能不抽出大量的白銀以充軍餉。當時軍餉的供給依靠地方，這造成了人民的沉重的負擔。當時，山東大旱荒，人民流離失所，被迫豎旗反抗。畢振姬抵任後，用計謀誘殺了義軍首領，瓦解了起義。在浙江時，他也鎮壓義軍，充當了政府的劊子手。

畢振姬是一個封建衞道士，即便是研究學問，他也始終站在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他一生勤奮讀書，精研經史典籍。他承陸九淵、王守仁的思想，主張“心學”和“天人合一”。他認為天地之心的產生在於人心，如果沒有人心，天地以及天地之心也就不復存在。

而天地與人是共生共滅的，自然現象不過是天地與人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種現象歸根到底是人心的作用。這是一種純粹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

另一方面，他認為人類社會秩序是由天理安排的，但人類社會的進步與否，是人類自己治理的結果。這體現了人定勝天的觀念，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正是因為人心的重要作用，所以人們必須加強自身修養，把養心放在首位。他極贊同倫理綱常，並以此作為評判歷史的標準。

畢振姬生平好學，勤於著述，所著有《尚書注》、《西河遺教》、《四州文獻》、《三川別志》等十餘種，但都已不傳。他的學生牛兆捷收集的他的論、議等文，編為十二卷，請傅山點定作序，題名為《西北之文》。但該文集僅刻至四卷，牛兆捷便去世了，民國26年（1937）出版的《山右叢書初編》收入十一卷、第十二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