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線

該書書寫“沉默的大多數”，寫底層生活中的各色小人物：收舊貨的、殺雞的、收蛇的異鄉人、女警、協警、城管、律師、上訪者、拆遷户、農民工、賣血者、妓女、逃難者、孤寡老人、擦鞋女孩，等等。該書寫他們的卑賤與痛楚，無助與忍耐，受難與共謀。在他們身上，以及他們代表的領域和角落，展開了現代生活斑瀾而典型的圖景。 ^[1] 

該書採用底層敍事，對日常性尊重、認領和擁抱，並帶有濃郁的宿命色彩。詩人認領了舊日子：“舊貨有賣嗎，舊貨有賣嗎，舊冰箱，舊彩電，舊手機……／但所有的舊傢什／我都還在用／一如這舊日頭，我還指望着過下去。”（《舊貨》）在沮喪的時刻寫下這般句子：“一整天我無所事事／活着就是完成。”（《三隻麻雀》）走過鄉間，路遇一位扛農具晚歸的老人，“收割後的麥田多麼空曠／我飄動的頭髮、衣襟，我伸出去的手上／哦，我願意接過你的疲憊和衰老／願徐徐而來的風，願風中那麼多的／與我的面頰輕輕碰觸的翅膀／都有所依靠。”（《在初夏的傍晚走過鄉間》）接過一位老人的疲憊和衰老，讓世上的事物在一首詩裏有所依靠，這需要具備何等的胸懷和情懷。詩人甚至願意認領屬於自己的那份恐懼：“我全部的經驗，幾乎都來自／恐懼／塔吊的鐵鈎／肉鋪成排的鐵鈎／天邊的晚霞，多麼像／一條新鮮的軟肋。”（《閲讀》）“我每天清洗的白襯衫像我的旗／我的恐懼，這需要不斷學習的新知識？”（《落水的星空》）當恐懼被認定為一門需要不斷學習的“新知識”時，詩之勇氣、膽魄和誠實同時出現了，它是對寫作界線的一種突破，不啻是對壓抑潛能（詩與人的）的一次喚醒。

作者執着於對沉默者、無名者、被遺忘者、被驅策者的書寫，為他們見證、立言。在雞蛋和石頭之間，潘新安是站在雞蛋一邊的。他放棄旁觀者視角，將自己置於其中，成為一個感同身受者和託體同悲者，他人命運自然化為自我命運的一部分。他從賣血者寫到萊市場，雞血一塊錢一碗，鴨血兩塊錢一碗，誰都不是單獨者，人血和雞血鴨血之間，也存在某種觸目驚心的關聯。他寫腰間掛着鋥亮手銬的女警，當她朝這裏走來時，“長長的影子已經附上我的身體”。這是逃無可逃的關聯。他寫小茶館店主受到強行攤派，便衝微笑、鞠躬的擦鞋女孩大聲喊，叫她滾，“淚光，他們都看見了，那淚光／只是一閃。”（《潔癖》）這淚光，刺痛人心，甚至會刺傷上帝之眼。“小人物們的悲喜／如同鞭炮的碎屑繁榮着整條街。”（《店面轉讓》）“這條偏僻但熱鬧的老街／推推搡搡的人們總是來不及躲避／每天，城管會來驅趕一次／叮咚叮咚的灑水車也會經過一次。”（《擺棋譜的人》）詩人還要為卑賤的妓女寫一首《頌歌》。每次接客，她都用一片黑色膠布貼住左邊的乳頭，把那裏偽裝成傷口。——她要把乾淨的乳頭留給自己的孩子。“‘一個乾乾淨淨的乳頭。’／而我要説的是／用這塊被揭下的黑色膠布／我將貼住／所有人的嘴／包括，這首詩的標題。”詩人如斯寫道。從這樣的詩句和表達中流淌出的悲憫、同情力和人道主義精神，正是當代許多詩寫者作品中嚴重缺失的。 ^[1] 

詩人、作家李潯：“《界線》展示了潘新安眼中的農村、小集鎮以及城市底層的生活，也可以説，這些詩是他的記憶、反思和發現的詩。在創作的觀念上，他一貫用經驗與反思的理念反映了他階段性的對自身生活和外部世界的關照。他的詩，給我總體的感受是，直擊現實生活本質，對人性的試探有血有肉、更有疼痛感。” ^[2] 

潘新安，1969年生，浙江湖州人，浙江省作協會員，在湖州開棋牌室為生，養家餬口之餘寫下了大量觀照城鄉結合部物是人非的小詩，散見於《星星》《江南詩》《詩歌月刊》等刊物，已出版詩集《界線》。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