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餘慶

民國十三年（1924年）2月11日，田餘慶生於陝西南鄭縣（今漢中市），湖南湘陰縣人。田餘慶的孩提時代生活於一個單親家庭，日子過得越來越困難。 ^[7]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田餘慶上初中時，抗戰全面爆發。田餘慶家在戰區，戰局不定，籌措學費也更困難，所以上學只能時斷時續。 ^[7]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初，發生了第四次湘北戰役，田餘慶隻身逃離家鄉。作為流亡學生，在大後方讀大學。 ^[7]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湘桂撤退後，田餘慶到貴陽進了湘雅醫學院，以後又隨學校轉移到重慶。 ^[7]  入學一年後，受魯迅的影響，為了抗日救國，他不安於成為一個醫生，申請退學未準，於是以去貴陽做美軍翻譯為跳板，離開學校。在貴陽短暫停留後，準備去昆明投考西南聯大。田餘慶先在昆明讀西南聯大，田餘慶在學生時代，參加地下黨的組織的學生運動。 ^[8]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國民政府登報通緝十二名學生運動積極分子，田餘慶是其中之一。北大校方盡其所能保護學生，鄧廣銘當時擔任校長秘書，聽説軍警要進校搜捕學生運動積極分子，馬上設法通知田餘慶躲避。 ^[8] 

抗戰勝利後，田餘慶回北平讀北京大學，是一直是靠獎助金生活的學生。1950年，田餘慶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 ^[11]  解放後，田餘慶被分配到北平公安局工作。他不願從政，還是想回學校，經反覆申請，終得同意脱離機關。先被批准到人民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之後才調回北京大學歷史系。 ^[8]  留校工作後，田餘慶先從事中國革命史、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後來才轉到了中國古代史。 ^[9] 

1952年院系調整，田餘慶調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講授中國通史等課程，主要致力於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與教學。 ^[11] 

1955年起，田餘慶接替汪籛擔任中國通史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的教學。在教學中，他傳承了錢穆、雷海宗、汪籛等人體現在北大歷史系過去的教材《國史大綱》中的研究成果，經過三四年的反覆努力，完成了一部包含這幾年研究成果的高水平的魏晉南北朝史講義。20世紀60年代《中國史綱要》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寫作完成的。 ^[10]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間，田餘慶在政治運動之餘，把教學當作一小塊“自留地”，願盡心盡力耕作，一來為學生，二來也讓自己獲得一點教員的奉獻感。 ^[13] 

1978年，撥亂反正之後，田餘慶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研究中。1979年，田餘慶發表《釋“王與馬共天下”》一文，頗受史學界重視。 ^[7] 

1985至1986年，田餘慶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講學。專於中國古代史，對魏晉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1989年，田餘慶對門閥政治的研究成果結集為《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初版）一書。 ^[11]  《東晉門閥政治》一經問世，便獲得學界的高度評價，他也被稱為陳寅恪之後的中古史大家。 ^[13] 

1993年，田餘慶的關於秦漢魏晉史的若干論文，彙編為《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1993年初版），收入《説“張楚”》《論輪台詔》《隆中對再認識》《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孫吳建國的道路》等十幾篇重要論文。對秦漢魏晉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實質性推進。 ^[11] 

2003年，田餘慶以近80歲的高齡完成《拓跋史探》一書。對北魏子貴母死、離散部落等現象，北魏國史和鮮卑與烏桓的“共生”關係等問題，加以精細辨析。 ^[11] 

2014年12月25日凌晨6時09分，田餘慶去世，享年90歲。 ^[12]  12月26日，北大歷史系設靈堂供師生追思，田餘慶告別儀式於12月27日上午10點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

田餘慶的主要學術成就在秦漢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學嚴謹精密，視野開闊，研究方法獨具特色。他強調傳統史料考證與科學分析的細緻結合，特別注重揭示紛紜史實的內在聯繫及其歷史意義。他能在翔實考證的基礎上，以小見大，提出獨到的史學見解，從而勾勒出一代政治變遷的重大線索，把握其關鍵，解決一些比較重大的歷史問題。所著論文多創新之見，發人之所未發。其力作《東晉門閥政治》通過對東晉王、馬關係形成的複雜過程，郗鑑的獨特作用，諸士族門閥的發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問題，諸桓與司馬皇權的關係，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消長升沉等關鍵問題的考析，對中國中古士族政治的內涵和演變提出了系統的論證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結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學術風格與獨到史識，受到了高度評價。

在《東晉門閥政治》這部書中，很大篇幅用於考察流民武裝。僅憑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撐政權。北方士民在南遷過程中，形成了很多流民軍事羣體。江左朝廷吸納這種力量，令他們承擔江北防務，用做抵禦少數民族南侵的軍事屏障。如京口重鎮的北府兵和襄陽重鎮之兵，皆以流民武裝力量為基礎。東晉一朝政爭，往往跟流民武裝、流民帥相關。相應地，東晉政治的基本特點，被概括為“皇帝垂拱，門閥當權，流民出力”，流民武裝問題由此就跟與門閥政治內在地聯繫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裝後來又成了門閥政治的終結者。以往學界對北府兵的討論，大多不出軍事、戰爭本身；而田餘慶拓寬視野，把它看成門閥政治的必要組成部分，後來又成了門閥政治的異化因素。這是一個重大創穫。面對着紛紜的史料、錯雜的史實，田餘慶展示了其考索辨析與剪裁提煉的卓越能力。例如全書以“王與馬，共天下”一句謠諺的考辨發端，由東晉初琅邪王司馬睿與琅邪王導的結合，上到西晉末東海王司馬越與琅邪王衍的結合，由此打通了兩晉間皇權與門閥的合作過程。其筆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謀篇佈局匠心獨具。 ^[15] 

《東晉門閥政治》採用的是經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圍繞人物、集團、事件等等而切入、展開。這樣的方法，在傳統史學中已有豐富積累。田餘慶用“門閥政治”概念，特指“門閥與皇權的共治”。在他看來，東晉的門閥政治，只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它的存在是暫時的；它來自皇權政治，又逐步地迴歸於皇權政治”。在這樣的闡述中，不但中古時期的皇權傳統變得更鮮明濃重了，而且為讀者展示了一個“變態─迴歸”的歷史觀照。這個“變態─迴歸”的史觀，為魏晉南北朝史的解釋開拓出了新的空間。 ^[15] 

《秦漢魏晉史探微》彙集了田餘慶在1979年至1989年間的一批論文，共19篇。這些論文就秦漢魏晉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了個人新見。《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一文，對秦漢之際的楚地反秦事件進行了深入分析，進而通過探討秦政權、陳勝政權與漢政權之間關係，展示此期的政治發展的宏觀趨勢。《論輪台詔》一文，考證漢武帝由帝國擴張政策向“守文”政策的轉變；以衞太子為首的“守文”勢力與用法興功勢力的矛盾，是其中心線索，尤有新意。《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係的發展歷程》一文，得出瞭如下推論：“在人身依附關係開始出現的階段，專制政權的干預所導致的依附關係發展的遲緩，也是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的諸多原因之一。”這是一個涉及了古代社會性質以及歷史分期的論斷，其中對專制政治與經濟依附關係的分析，可與“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的變態”之論點相呼應。《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曹袁鬥爭與世家大族》等文，揭示了曹氏政權在草創期，與世家大族、黃巾餘部、地方豪強等政治勢力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隆中對>的再認識》《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蜀史四題》等考察蜀國政治史，對千古聞名的《隆中對》的戰略根據、來源和可行性重新評析，指出諸葛亮“跨有荊、益”的戰略缺乏可行性；通過對大臣李嚴的興廢，展示了諸葛亮用人政策之實質，即如何處理劉備荊楚勢力、劉璋勢力和本土勢力幾個集團的關係，這個着眼點，顯然高於“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泛泛之論。以往孫吳史的研究者，大抵把這個政權視為孫氏集團與江東大族的結合產物。而此書所收的《孫吳建國的道路》《暨豔案及相關問題——兼論孫吳政權的江東化》等文，又揭示了孫氏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還曾存在尖鋭對立、相互敵視的階段，兩個勢力的最終合作，乃形勢所迫，並非自初如此。 ^[16] 

田餘慶把視線轉向北朝，轉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權，並陸續發表論文，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相關論文，彙總為《拓跋史探》一書（三聯書店2003年初版）。這時候田餘慶已值耄耋之年，竟能完成一部考索之作，殊屬難能。北魏史的研究，漢化、改制、均田、士族、六鎮起義等向為熱點，研究者眾多。但拓跋史的研究，尤其是拓跋族由部落向國家政權發展的早期歷程，則因資料奇缺，相關研究相對薄弱。就是在這個資料奇缺之處，田餘慶又有新論。 ^[16] 

田餘慶從一個具體細節，也就是“子貴母死”制度開始，由此牽引出了一系列論題，如“離散部落”等問題。它們都圍繞着這一主題：拓跋集團由草原部落聯盟向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的過渡時，拓跋族面對着什麼問題又如何去解決那些問題，進而思考草原部落向國家轉化時的規律性現象。 ^[16] 

其《拓跋史探》中的民族政治史研究，也指向了某些體制性的問題。具體説來，就是在草原部落向國家進化的歷程中，一族與他部族的姻戚、結盟、共生等關係，對國家發育的各種影響。甚至在國家、王權誕生後，這種影響還可能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中國國家起源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的熱點之一。近幾十年有先秦研究者提出，中國學者一度以階級鬥爭解釋國家起源，然而夏商周的國家形成過程中，看不到激烈的階級鬥爭，反而是各部族間的聯盟、對抗與征服分外活躍。面對中國北方草原民族，人們看到這裏存在着探討國家演生規律的又一空間。《拓跋史探》的方法與結論，為跨入國家門檻時相關各部族的政治關係，提供了一種富有創意的研究範式，可以激發很多聯想。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