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古報告

《田野考古報告》收錄了眾多考古發掘報告，該刊是在國立歷史研究所在極力提倡考古，主張歷史、語言的研究要運用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採取新方法，利用考古學發現成果，依託真實的史料，對過往的歷史進行重構，健全全民的民族意識的背影下創辦發行的。且該刊的編輯人員有豐厚的專業經驗，都曾撰寫過安陽殷墟發掘報告。

該刊登載了國立史言所考古組織實地考古的發掘報告，收集的資料較為齊全。這些發掘報告主要是安陽地區的考古發現，但也有一起其他地方的考古發現，如熱河查不幹廟地區的石器與陶片發掘。據該刊可知，在從事田野考古發掘實施之前，考古學者便制定了詳細的發掘計劃，並確定發掘對象——縣古殘墓為一處不可移動的實物遺存。這次主動性發掘的目的在於通過對早期墓葬的解剖、房基、灰坑及墓葬的發掘來還原當時的社會生活。並指出考古報告及時將現場填寫的各類登記表、圖紙、工作日記進行核對，細緻無遺漏，系統彙總所有的資料，並對遺蹟的層位關係進行了進一步的核查。同時在報告裏記錄了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要嚴格遵循行業標準，務必將所有收集的遺物全部運回室內，為遺物全部貼上標籤，避免了整理過程中的錯位和遺漏的詳盡細則。

《田野考古報告》是考古界一份重要的學術刊物，刊內收錄了中國考古界發掘的最新成果，報告撰寫過程中以事實為依據，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為相關研究這提供了可靠的參考資料。

《編輯大旨》

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學之一科，在中國，可以説，已經超過了嘗試的階段了，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術；有它必需的哲學的基礎，歷史的根據，科學的訓練，實際的設備。田野考古者的責任是用自然科學的手段，蒐集人類歷史材料，整理出來，供給史學家採用，這本是一件分不開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謂具現代組織的國家，確把這門學問強分為兩科，考古與歷史互不相關；史學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發展：如此與史學絕緣的考古學是不能有多大進步的。這種不自然的分離，我們希望在中國可以免除。這幾年中國史學家之注意考古的發現是一個很好的象徵。更可樂觀的是，硬説甲骨文是假造的人已漸漸的減少了；有膽量的教科書編輯者，已改用考古學創造的名詞了。

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提倡考古，原本着這個基本的信念，初作這種工作的時期，因為人力與財力的限制，只選了很小的範圍，安陽發掘報告的編輯是這個小範圍工作的產品，編輯的初意，帶了不少嘗試的性質；數年來，這早期的希冀已為實際工作鍛煉出許多變化來了。殷墟發掘事實上不能限制田野考古工作的範圍，安陽發掘報告也就失去了它繼續的存在性。

在實際發掘以前，我們對於殷墟的觀念，除了一部分甲骨文外，可以説是極空泛的。八年來，這個觀念，已經起了空前的變化。不但它的內容充實了許多，先前看不見的聯繫也漸漸的現出形色來了。這變化不但影響了歷史的本身，並牽涉到田野工作的技術問題。到現在，黃河流域的田野工作人員，必須有相當時期的技能訓練，絕能認識他的題目，尋出他的道路；這是以殷墟為田野工作中心所得的經驗積成的一種專門知識。就歷史本身説，凡是從參加殷墟發掘工作的人都相信，殷墟文化問題，不單是發掘殷墟所能完全解決的。比較法的應用，已經在史學上佔了很重要的位置。我們現在不但要將中國全部的文化與國外的比，也要把國內各區域的文化相互的比；要完全瞭解一個區域所得的材料，同時要各處發掘，比較各處的事實，絕能認識各處各實物的真正價值。

我們相信，健全的民族意識，必須建築在真實可靠的歷史上；要建設一部信史，發展考古學是一種必要的初步工作。要穩定考古學的基礎，我們必須將歷史來各處田野工作辛勤積來的田野知識系統的記錄下來。一方面作每一個工作的結束，一方面為後來學者做一個參考。將這些不同的記錄彙集起來，再由史學家自由的比較採取，也是印行這個刊物的重要旨趣。

編輯田野考古報告的人，大部仍是編輯安陽發掘報告的人。史言所考古組織之調查與發掘報告除了由中國考古報告集發刊外，完全在此冊那發表。雖説是報告，範圍已完全超出了殷墟，但是這個刊物的一切形式上及精神上的格律仍是承襲安陽發掘報告的。

李濟

廿五年七月十二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