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組織理論

馬歇爾對微觀經濟進行了經典的解釋後，市場理論的討論便一直成為經濟理論的主要重點。在羅賓遜夫婦、張伯倫等早期經濟學家開創性的努力下，市場中競爭和壟斷問題得到深入的研究，人們對經濟領域的微觀部分的認識大大加深了。產業組織理論正是在不斷汲取前人的營養下逐漸從微觀經濟學分離出來，逐漸形成和發展為一種進一步解釋微觀市場的主流理論。近一個世紀以來，產業組織理論無論在研究方法、對象和解釋的問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市場本身在許多方面已經出現了許多深刻的變革。本文通過對產業組織理論發展過程的梳理來分析產業組織理論發展的主要趨勢和研究方向。

產業組織出現在20世紀開始現代製造業企業興起後，早期學者將“產業”和“製造業”等同，把產業視為生產同一或相似產品的企業集合。馬歇爾首先提出了產業組織概念。在他看來，產業和生物組織體一樣，是一個伴隨着組織體中各部分的機能分化（企業內的分工和社會分工）和組織各部分之間緊密聯繫和聯合（企業的兼併和準兼併）的社會組織體。他以分工和協作為基礎討論了產業組織中的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工廠規模和經濟規模。現代產業組織理論以此為基礎構架了整個產業組織的主要問題，更加強調了產業組織中的廠商結構和行為。（羅配羅關於產業組織的定義）。產業組織理論發展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以貝恩為代表，出現在1960s，該理論主要涉及到廠商之間經濟行為和關係，強調市場結構在對行為和績效的影響作用，被視為“結構主義”。新產業組織理論則出現在1970s後期，該理論大量引入了新的分析方法，包括可競爭市場理論、博弈論、新制度理論（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信息理論，通過整合廠商內部組織和外部關係，進一步考察了廠商行為的多重複雜關係。但從研究對象、方法和假定上，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解釋，產業組織理論都與微觀經濟學有密切的聯繫，從一般意義上可以視為微觀經濟學進一步的擴展。

產業組織理論保持了主流理論的“理性人”的假定。穩定性偏好、約束和自利性最大化行為體現了“理性”的特徵，主流理論強調了“廠商”作為“理性人”的假定，在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中，也將這一假定貫穿於廠商之間的經濟行為分析中。在廠商理性中，關鍵的線索是“利潤最大化”假定，企業如同“廠商”一樣具有“完全”的理性偏好。這是產業組織理論中最有爭論的領域之一，大量的分析表明如果僅僅將產業中的企業作為“廠商”是不夠的，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和權威機制及企業決策的“有限理性”都不能滿足“最大化”行為的假定。但新產業組織理論仍然保持着單個人的“理性”假定，在此基礎上，對企業組織和企業行為進行進一步的擴展。

邊際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局部均衡仍然是產業組織中的主要分析方法。不論是貝恩模型還是新產業組織理論由於研究對象和範圍的限制，在大量地採用了主流理論的分析方法中，特別強調了局部均衡。局部分析是建立給定條件下，對解釋的因素進行一階條件和二階條件分析，這是主流理論常用的分析工具，產業組織理論並沒有進行擴展。不同的是在產業組織理論分析中，解釋的因素不僅僅是價格，還包括更多的變量（質量、廣告、研發等），新產業組織理論則引入了信息。產業組織理論也大量地運用了博弈論分析工具。但博弈論分析方法也是以局部均衡為基礎，不論是局中人函數的採用，反應函數的對策行為及博弈均衡都反映了局部均衡的邏輯，因此，在研究方法上，產業組織理論基本上都是圍繞着主流理論工具，並沒有開拓性的發展。

產業組織主要側重於從供給角度分析單個產業內部的市場結構、廠商行為和經濟績效。貝恩模型以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主要推論為基礎，更多地重視了實證研究，將產業分解為特定的市場，並開創性地通過結構—行為—績效即三分法對市場進行分析。強調了不同的市場結構會導致不同的廠商定價和非價格行為，也會導致不同的經濟效率，這一思路與主流的價格理論推論基本一致。在主流的價格理論中，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佔和壟斷市場中的基本假定是不同的。根據這些假定，通過形式化的模型分析演繹出企業不同的定價行為。在完全競爭中，廠商是價格的被動的接受者，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價格都等於邊際成本；在壟斷競爭中，廠商分為兩個部分，具有壟斷地位的廠商和眾多價格接受者，廠商在定價中有壟斷地位的廠商不再是價格接受者，在定價行為上採用了剩餘需求的方法；在寡佔中，廠商的競爭侷限在幾個大廠商之間，其定價行為便是這幾個大廠商討價還價的結果。在壟斷產業中，壟斷者獨佔了整個產業，廠商則根據平均成本定價，榨取消費者剩餘。從經濟效率上看，最有效率到最低效率的依次是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佔和壟斷。儘管在貝恩模型中，進一步討論了市場結構問題，強調了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是壁壘，但其結構→行為→績效的範式與價格理論如出一轍。在新產業組織理論中，儘管不再強調S-C-P的直線關聯，但仍然以其為主要分析對象，並深入分析後三種市場結構（壟斷競爭、寡佔和壟斷）的廠商行為，而不孤立地區分市場結構狀態。在績效評價上，也與主流價格理論保持一致，強調邊際定價的效率。因此，產業組織理論基本遵循了這一套價格理論的邏輯，但從另一角度，它也強化了主流理論廠商的分析（包括廠商和廠商之間），將廠商視為“組織”形態，討論不僅僅侷限在定價行為上，也包括了非價格競爭（廣告、質量、研發、技術進步等）及策略性行為，這是對主流理論的擴展。

產業組織理論從英國開始，但系統化的工作主要是美國經濟學家完成的。1960s，基本同時出現了“結構主義”和“芝加哥”學派兩種理論流派。儘管這兩種流派都是以新古典理論為出發點，但由於理論邏輯、思考問題的方法及對象不同，在理論結論上存在很大差異。兩種流派的論戰結果也大大深化了產業組織領域的研究和認識，為新產業組織興起奠定了基礎。

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

結構主義主要建立在兩項經驗性研究基礎上，即對經濟績效的衡量和結構與績效關係。貝恩（1959）用4企業的市場集中度來測量市場結構和用回報率來測量績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個美國樣本製造業，得出的結論是集中度與經濟績效正相關的關係。貝恩第二項研究是用進入壁壘來測量市場結構，檢驗了20個美國製造業的進入壁壘和利潤的關係。結果進一步發現了集中度和利潤之間的正相關性，並發現平均回報率在高壁壘條件下明顯地高於低壁壘的現象。

圍繞着這些經驗研究結論的解釋，貝恩建立了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特別是市場績效的理論假定。所謂市場結構主要是涉及影響競爭過程的市場特徵，主要強調進入壁壘條件，包括廠商的規模及其分佈、產品差異化程度、廠商的成本結構及政府管制程度。行為。行為主要包括產品定價和非價格行為。貝恩強調市場結構影響單個廠商的經濟行為，包括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直接影響，如廠商的內部組織結構，包括傭工策略、工作條件等；間接影響，如廠商內部資源配置及其產品定價和競爭策略。績效，主要是通過規範的“好壞”標準對滿足特定目標的經濟行為的評價。完整的理論邏輯框架如圖《產業組織理論》所示。模型主要的理論邏輯包括：

1、在結構—行為—績效中，模型運用了微觀經濟學分析的推論。產業的績效取決於賣方和買方的行為，賣方和買方的行為取決於市場結構。結構反過來又取決於基本狀況，如技術和產品需求等條件。

2、從理論的邏輯來看，更多地強調了市場結構是導致廠商不同行為和績效的主要因素。其中進入壁壘構成了市場結構決定性的要素，導致進入壁壘的因素是現有廠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絕對成本優勢。

3、更加強調經驗性的研究，由於結構主義的主要理論結論都是通過經驗性分析得出，即關於集中度、進入壁壘與績效的關係。在理論解釋上，很大程度依賴這種經驗性的分析變量的設定、時間和條件。

4、結構主義的反托拉斯含義十分明顯：反托拉斯政策不應該關注於企業的行為，而更多地關注於市場結構。主要原因是：1、反托拉斯政策主要關注的行為問題，如合謀和排他性競爭，主要集中於非集中化的產業中，而不是集中度高、市場勢力更嚴重的產業。2、結構主義堅持認為反托拉斯在行為中的調整方法是無效的，因為市場勢力的最終力量是市場結構，除非市場結構發生了變化。

對結構主義學派的評論

結構—行為—績效最具開創性的意義是建立了產業組織理論的分析框架和分析範圍，在大量的經驗性分析中運用了主流微觀理論的推論並提出了問題，大大深化了廠商理論的微觀經濟研究。但結構主義方法儘管比純描述性的傳統方法相比要嚴格得多，仍然存在嚴重的缺陷。

SCP研究存在主要問題包括：1、概念問題。即關於經驗性分析中變量的設定、時間和條件。首先在對產業績效測量中，結構主義主要採用了利潤率和回報率兩種指標，這兩種指標是否遵循了長期績效衡量方法。長期績效衡量方法應是衡量績效的基礎，但以短期績效衡量為基礎的SCP研究則不是這些理論的恰當檢驗。其次結構變量是否是外生。利潤和高集中比率間的正關係中，強調了高集中比率引起高利潤而是“壞的”。事實上，利潤和集中率正相關的解釋中還包括了廠商的最有效率生產、創新性的研究和市場範圍的擴展。如果集中率不是一個外生的衡量方法，利潤和集中率間關係的估計將出現偏差。即高利潤可能由幾個因素共同產生，集中度可能也可能不影響利潤率，它對利潤率的影響僅僅是外生的。2、簡單化邏輯。事實上，導致行為和經濟績效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但SCP的模型的單線條分析削弱了模型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度。3、經驗性分析強於理論解釋。儘管結構主義以主流微觀理論的主要推論為基礎，但在理論的解釋中，只強調了短期分析的意義，而忽略了長期過程中產業的動態效率和配置效率。

芝加哥學派的觀點

芝加哥學派更加重視對結構—行為—績效的理論分析。認為應該從價格理論的基礎假定出發，強調市場的競爭效率。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德姆塞茨、波斯那、麥傑（Y·McGee）等。芝加哥的主要理論思想範式是競爭性均衡模型。其關鍵是提出了在長期均衡中的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配置效率的條件是價格等於長期邊際成本，技術效率的條件是價格等於企業長期平均成本曲線最低點，這就意味着產業的產出不管資本是不足還是過剩，都處於最優規模邊界下。在競爭性模型中，配置和技術效率主要導源於兩個結構性條件——買賣的數目和自由進入。

從長期的競爭效率出發，芝加哥學派認為市場從在長期過程能夠達到效率水平，反對高集中率的產業必然帶來壟斷租金，因此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斯蒂格勒從產業成長角度，認為廠商的規模大小和市場的集中度與產業週期和經濟效率有關，在產業初期，由於市場範圍狹小，產業的各環節不足以專業化分工，而由全能型企業承擔，隨着產業的發展，市場範圍的擴大，廠商內部分工轉化為市場分工，到了產業成熟和衰退時期，市場範圍縮小，市場分工再次轉化為廠商內部分工。因此，產業的集中率隨市場範圍和產業週期相關。僅僅認為高集中率導致高利潤率忽略了產業發展長期均衡的歷史過程。從規模經濟角度，斯蒂格勒用生存技術來確定最佳規模水平，凡在長期競爭中得以生存的規模都是最佳規模，因此最佳規模存在多種不同的規模，大廠商的規模經濟也是生存技術的結果。德姆塞茨認為高集中率導致高利潤率是生產效率的結果，而不是資源配置低效率的指標。在價格行為上，斯蒂格勒進一步討論在高集中度產業中的大廠商的競爭行為，認為由於在高集中度產業中，大廠商仍然受到了競爭的壓力，其價格水平將制定在可維持水平，這個水平符合效率標準。

從政策上，理論強調了反競爭行為或壟斷行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導致的進入壁壘14。因此，政府最好減少干預，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

對芝加哥學派的評論

芝加哥學派遵循了弗裏德曼自由主義的傳統，強調了市場長期競爭的效率。大大擴展了結構、行為、績效的貝恩討論的視野。該學派從價格理論的基本假定出發，討論了結構、行為、績效之間非直接相關性，認為這三者之間至少存在一些複雜的關係。儘管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必要條件，但理論上並沒有給出充分必要條件，同時理論也缺乏經驗性的檢驗。

從上述分析中，儘管兩種理論都是從主流的微觀理論出發，但在分析方法、思路及政策含義中存在許多方面表現出差異：

結構主義強調了經驗性的檢驗過程，通過對現象的分析得出解釋，芝加哥學派則通過理論模型分析，從價格理論固有的前提出發，演繹出各種結論。

前者強調了如何改善資源的低效率配置等市場績效作為產業組織的主要問題對象，討論市場勢力形成的固有的結構條件；後者重視長期的競爭效率均衡，堅持短期的低效率、非均衡可以通過技術創新、自由進入和退出來得到解決。

前者強調了政府對高集中度產業的反托拉斯干預，後者反對政府幹預，認為政府幹預本身會帶來壁壘，降低市場機制的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