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政治學

生物政治學是生物學與政治學相結合產生的新興交叉學科。主要研究生物因素對政治行為的影響，生命科學與政治科學的關係及其本質和發展規律。生物政治學最早出現於20世紀30年代，英國學者莫利·羅伯茨發表《生物政治學：論社會和生命有機體的生理學、病理學和政治學》一書，首次提出生物政治學的概念。認為作為高級生物的人，其政治行為必然受其生物學因素，如心理、體能、智力等因素的影響；人的生理方面的差異影響人的政治觀念和價值標準，也對領袖人物的決策行為有重大影響。50年代後期，由於西方學術界“行為主義革命”的推動，以及運用統計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生物政治學有了較大的發展。60年代以後側重於對特殊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的生物因素進行具體分析和實證研究。生物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有：生理學因素與公共政策的關係；生命科學與人類政治行為的聯繫；適應性進化論與社會政治現象的關係；人類行為的生物、生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對其政治觀念、政治活動、政治價值取向有何影響。主張用人類生命科學的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解釋、分析政治現象，恢復政治學研究的人本主義。

生物政治學的淵源可追溯至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曾對生物因素對人的政治行為的影響作過探討。

最早使用“生物政治學”一詞的是英國學者M.羅伯茨。他於1938年發表了《生物政治學：論生理學、病理論、社會與身體活動的政治學》一書，把許多生物現象與人類的政治行為結合起來。

但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當代意義上的生物政治學才正式萌生，其主要標誌是美國一些政治學家，如L.考德威爾、A.薩米特、P.科寧、G.舒伯特、R.馬斯特斯等，開始把生物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研究。其中考德威爾是當代第一位用生物學信息來進行政治現象研究和政治分析的政治學者；薩米特最早提出生命科學，斷定生態學和心理藥理學的新發展能影響政治學者對政治行為所作的判斷。他們的理論促進了生物學的發展。

1970年，國際政治學會大會正式成立了“生物學與政治研究會”，1975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政治學會大會的主題之一就是生物學與政治。1980年美國政治學會在華盛頓召開，一些政治學者發起併成立了政治與生物學協會。

生物政治學提出，現代政治學者應切實地利用從生命科學到政治現象研究的各種變數，推動政治學研究向深層發展。

生物政治學用生物學的原理、方法及成果研究人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的一門新興科學。它是一門多學科的邊緣學科，涉及生態學、心理生理學、醫學、生物化學、神經解剖學、心理藥理學、生物人類學、營養學和公共衞生等學科。

生物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人的政治行為。生物政治學認為，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複雜造物，具有生物學的意義，人類的政治行為不僅具有理性的特點，而且往往受到各種生物因素的影響和牽制。還認為，政治學不注重研究人類政治行為的生物學特徵，只把人作為政治單位或政治體系中的因素加以研究，有悖於“人本主義”的原理，只有把人視為一個生物學的整體，才能使政治學中原有的人本主義體現出來。通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政治行為。生物政治學認為，人的遺傳差異也會造成人的政治行為的不同，生物因素決定或影響政治系統、政治權力、政治傑出人物、國際關係等政治現象。生物政治學研究的主要課題有：①遺傳差異與政治體系；②政治權威與人的生物本能；③生物因素對政治體系的特殊影響；④生物政治學和政治精英；⑤國際關係。

生物政治學仍處在不斷髮展的過程中，雖然提出了許多有啓發的觀點，也作了一些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研究，但它過分注重用純生物特性的研究來解釋人類的政治行為，忽視環境、社會以及人類理性對人的政治行為的作用，這是生物政治學的弱點。不少學者認為應當進行更基本的研究，進行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以便最後建立一門鞏固的生物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