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書店

當時﹐正值日本侵佔東北﹐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為了救亡圖存的急迫需要﹐鄒韜奮和胡愈之等共同倡儀﹐以《生活》書報代辦部為基礎﹐由一些知識分子集資創立了合作社性質的生活書店﹐推舉鄒韜奮為理事長﹑徐伯昕為總經理。先後主持編輯工作的有胡愈之﹑張仲實﹑張友漁﹑胡繩等。從成立到抗日戰爭前夕的5年中﹐出版期刊10種(如《新生》《世界知識》《譯文》等)﹔圖書近400種﹐其中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吳黎平譯的《反杜林論》)﹑哲學社會科學論著(如胡繩的《新哲學人生觀》﹑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 及成套的《青年自學叢書》《世界文庫》等。這些書刊以其鮮明的政治進步性﹐在讀者中贏得很高聲譽。抗日戰爭初期﹐該店總店先後遷到武漢﹑重慶﹐這時已直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工作迅速開展。在重慶、成都、桂林、西安、昆明等50多處設立了分店。還設立香港﹑新加坡兩處海外分店。先後出版了《全民抗戰》《文藝陣地》《理論與實踐》等新期刊。並繼續出版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哲學社會科學著譯﹐中外文學名著及很多宣傳先進思想文化和鼓勵抗日救亡的通俗政治書籍和文藝讀物。該店在鄒韜奮的主持和擘劃下，成為當時中國革命出版事業的一支中堅力量。因而特別遭到國民黨政府忌恨﹐書刊不斷被查禁，分店陸續被查封，很多工作人員被逮捕，有的慘遭殺害。到了1941年皖南事變﹐國內分店除重慶外﹐全都被查封或被勒令停業。國民黨政府甚至無理威脅要將該店併入他們官辦的正中書局﹐當即遭到鄒韜奮嚴詞拒絕。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該店一方面堅持用“生活”名義出書﹐一方面另派幹部設立文林﹑峨嵋﹑駱駝等出版社，出版書籍。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總店遷回上海。1947年底又被迫遷到香港。

脱胎於《生活》週刊“書報代辦部”的生活書店，其宗旨和《生活》週刊是一脈相承的：非為私人謀利，而是致力於進步文化出版事業，置身於國家民族的大局之中，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向讀者提供精神食糧，用鄒韜奮的話説就是“努力為社會服務，竭誠謀讀者便利”。後來，生活書店又宣告“本店以促進文化、服務社會”為宗旨，並將之作為生活書店努力的總原則。在抗戰時期，生活書店又提出了“促進大眾文化，供應抗戰需要，發展服務精神”三句口號。

創建於1925年10月。1932年7月，在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社基礎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對外稱生活書店。生活書店是解放前重要的進步文化機構。前後出版發行了大量進步的社會科學和文藝書籍，達1000多種。生活書店一直自辦發行，有健全的發行機構。除發行本版書刊外，還經售外版的進步書刊，從而成為新出版業的發行中心。生活書店剛成立時還沒有門市，1933年年底，《生活》週刊被迫停刊，生活書店遷移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桃源坊後，才在那裏建立了最早的門市。1934年生活書店遷到福州路復興裏。1938年初，生活書店將福州路復興裏的門市部結束，另在福州路378號用“遠東圖書雜誌公司”名義開設門市，繼續營業。1940年又將“遠東圖書雜誌公司”改稱“兄弟圖書公司”。1943年春又將“兄弟圖書公司”改組為“新光公司”，經營圖書、文具和百貨。翌年新光公司也告歇業。抗日戰爭勝利後，生活書店迅即在重慶南路6號公寓大廈樓下建立門市，於1945年10月開業。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情況下，1947年12月2日，重慶南路門市部被迫結束，遷至福州路復興裏四樓繼續營業。1948年2月12日，國民黨上海市執行委員會發出查封生活、讀書、新知三書店密令的前夕，生活書店等三書店緊急撤離上海，遷往香港。郵購工作是生活書店的重要業務。1937年上半年，生活書店擁有郵購户6萬多户，郵購户在書店的存款餘額近10萬元。生活書店的批發業務也頗具規模，全國經常有300多個代銷單位分佈在各大中小城市。生活書店在全部營業額中，本外版的出版物各佔百分之五十。生活書店在1935年下半年還在上海建立了電話購書服務業務，直到日軍侵佔上海才停止，讀者稱便。抗戰前生活書店只有武漢、廣州兩處分店，後來又陸續在西安、重慶、長沙、成都、桂林等地開設分店，共達55處。生活、讀書、新知三書店於解放前夕同時撤離上海後即在香港實行合併。1948年10月26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管理處在香港成立，三店合併任務正式完成。全國解放後，1951年4月，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等5單位的發行機構聯合成“中國圖書發行公司”，上海成立分公司。1954年起，中國圖書發行公司併入新華書店，中圖公司上海分公司併入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上海分店。 ^[1-3]